论邓小平反腐败综合治理的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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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高度重视反腐败的斗争，提出了一套防腐反腐的理论体系，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法制建设；加强监督体系；完善制度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关键词 邓小平；防腐反腐；思想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邓小平高度重视党风建设，他在正确分析国内及党内的现实状况和总结国际经验教训后，对全党同志提出要加强党风建设，以党风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从而达到反腐败和根治腐败的目的。
邓小平认为首先要从领导干部抓起。他认为，腐败问题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力又是和领导干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防止和消除腐败现象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肩负重大责任，人民群众能否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否起表率作用。所以，邓小平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寄予了厚望，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坚决与腐败作斗争，“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其次，要抓党的纪律。纪律是行动的保证，只有具有严明的纪律，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部分党员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其重要原因就是纪律松弛、软弱涣散，无视党纪国法，走上腐败的歧途。邓小平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最后，要抓具体事件，要抓典型案件。邓小平认为要抓具体事件，“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让群众看得见，取信于民。同时还要抓典型案件，“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邓小平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是各种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他认为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党员干部，对他们要进行党风党纪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尤其要重视公仆意识教育，要教育官员建立起对公职的忠诚感，教育干部消除“官本位”的封建残余思想，不要做官就想当老爷，应把“官”看成一种职业、一种义务。他在反对干部特殊化时严肃地指出：“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因此，要抑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另外，对干部还要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此外，他还要求加强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增强其抵制腐败的自觉性，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可能更深入地教育人民群众，使其认识到反腐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地同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大力加强群众监督的力度，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加强法制建设
腐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问题，但从本质看，实为一种权力的异化。邓小平在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法制不健全，失去了对权力的监督，他说：“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他的“法制防腐治腐”的思想，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要抓国家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必须集中力量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抓紧制定《反腐败法》《公务员法》《公务员廉洁法》《监督政府官员法》等法律来限制党政官员的权力，约束他们的行为，防止他们越轨。其次，严格执法，加重打击。按邓小平的思想，一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二是要依法从严打击，他说：“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对于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最后，要集中精力办大案要案，反腐败要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
四、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权力缺乏监督必然会滋生腐败。完备、有力的监督是有效预防和减少腐败的保证。邓小平指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他认为必须创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在监督形式上，他提出了三大监督，即党内监督、党外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
第一。加强党内监督。邓小平认为党的监督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是这一思想的制度化和具体体现。党风监督最关键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完善权力分配、运行、监督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领导干部的考核制度。
第二，加强党外监督。党外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群众对各级干部的监督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这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表现，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但在这一点上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能搞过去那种运动反腐的形式，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除了和共产党一起建设新中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监督共产党的工作。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由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看问题敏锐，身边又联系着一部分群众，把他们组织到反腐防腐的斗争中来，让他们到社会上调查，听取他们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反腐倡廉是有好处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是对人民群众和党政监督的必要补充。
第三，加强社会舆论监督。腐败一般都是暗地进行的，把腐败案件公之于众，利用社会舆论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更能遏制和威慑腐败，形成反腐倡廉的良好社会氛围。许多媒体在伸张正义、揭露腐败方面功不可没。因此，惩治腐败透明度要高，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