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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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为编辑《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一书，对带有学术总结性看法的文字特别注意。近读敝友许纪霖兄为杨念群兄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所写的书评，在论及杨书出版的时代学术背景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一言以蔽之,"到九十年代，干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其史学观是"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是"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1这样的干嘉传统当然已经被"现代化"了，若起干嘉学者于地下，恐怕很难有人能识得这是他们创造的"传统"。 不过这不是我的问题所在。我感到疑惑的是，纪霖兄这样的概括性描述是否真是90年代中国史学的实录。因为我自己读到的史学专着和各刊物的史学文章似乎多朝着另外几乎相反的方向，实在看不出多少"干嘉"的影响。这当然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对何为"干嘉"的概念不相接近)，但也应该是可以讨论的。即以杨着所属的"三联哈佛燕京丛书"而论，其中与史学沾边者便无一可说是以"干嘉传统"为取向的(各书背面均有提示性的简介，一看便知)。 在各学术刊物的史学论文上,"非干嘉"的特点表现得比专着更为充分。就中国史学而言，追求揭示历史上人与事的"因果关系"，是从20世纪初即开始的希望把史学弄得更"科学"的努力目标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以写论文或专着的方式来表述研究成果，也是20世纪才兴起的所谓"现代"史学研究的一个要素，最容易使人有意无意中试图把人或事表述"完整"，甚至通常还要"评价"(最后这一点在我们20世纪50到80年代的史学中特别明显)。同时，我们的历史研究者有一个倾向，即总带点"盖棺论定"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研究为某事某人"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这已成今日媒体的惯用套语，每一电视频道或报纸一天不说一句此语的极为少见)，仿佛只有这样才具有"历史感"(其实历史上的人与事都未必有彻底的终结，其后总有强弱不同的余波，所以我个人主张在研究历史时注重过程甚于"结果")。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史学论文和专着通常都遵循原因、过程、结果、意义(或评价)这样一种四步论式。在20世纪后期多数中国学术刊物对论文字数的限制到万字以下时2，还要照顾叙述的完整性，便造成今日我们史学表述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空论甚多而实证甚少。而且这一因特定时空的影响从"论文"形式产生出的特点正日益波及"专着"，各类充满"语不惊人死不休"特色的标新立异专着已到举目可见的程度，近日我们一些主流史学刊物突然发表不少"打假"书评便是明显的旁证(最近学界已有出现王海一类"打假英雄"的势头，以我们学术刊物版面的珍贵和低劣出版物泛滥的悬殊比例，我个人认为正面提倡比负面批评更合乎今日的学术"国情")。 表述出来的研究成果只是今日史学状况的一个面相，各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同样是可参考的另一重要面相。我不知道纪霖兄所在的上海师大历史系的教学是否已转而注重"干嘉传统"(我颇怀疑，因该系另有一些我认识的人，比如萧功秦兄，也如纪霖兄一样不欣赏"干嘉"取向)，从我所在的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学看，不幸情形仍与纪霖兄所见相反。川大历史系原本是以实证(非纪霖兄眼中今日这样的"实证")见长的，可是敝系一些开"史学概论"一类课程的中青年同事现在却极重诠释，鼓励学生多提"新观点"，而并不注重史料，更不强调资料的原始性。个人曾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不过确如螳臂挡车，全无效果，徒显不自量力而已(部分原因是敝系管理教学者是我的大学同学，通常以笑而远之的方式"处理"拙见，但主要还是"大势所趋"的学术语境所致)。 其结果，敝系学生许多并不会做"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历史这一客观的实在"这样一种"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他们会做并愿做的恰是将纪霖兄提倡的"对历史的主观释读"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观点论文(最近东北方面正编辑全国各"史学文科保护基地"的本科学生毕业论文集，读者一看便知今日川大及其他学校历史系学生所长何在)。且这一倾向并不仅限于本科生，许多研究生也走在大致相近的方向上；这也不仅限于敝系，某次我的一位学生在讨论班上陈述其按照我"依据史料把事情讲清楚"的原则所写的论文，应邀出席的邻近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均指出该文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讲出多少历史"意义"，层次欠高。这里所说的"意义"当然偏向于"对历史的主观释读"，可知追求这一取向者实不少见。 纪霖兄将其所见"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的当前现象归咎于"干嘉传统"(他本人主张"惟有史家的个人解读、主观阐释，才能激活"死去的史料,"让它们说话，构成一部活生生的史诗")，提示了一种历史地思考现存问题的取径。以干嘉朴学为表征的清代汉学正是在反抗理学专重"义理"的倾向中树立起自己的学术正统地位的，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复因拙于"义理"而走向衰落。干嘉大师戴震(及后来的焦循、阮元)虽有建立理论的努力，其理论却终因汉宋学术认同的问题与其时代的主流学术脱节。且真要以"义理"为学术评判标准，则戴震等仍远不如宋人。王国维指出，戴震、阮元的学说虽然是"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其学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3所谓"幽玄高妙"，即"宋学"所长的"义理"，也就是"汉学"家所面对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