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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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帝王都城(皇城)的政治空间进行了尝试性分析。关于宋代的城市研究，斯波义信、本田知生、伊原弘等已作了许多精典的学术回顾①。本文依据笔者的看法，从宋代政治史入手分析。这一点需事先说明。
一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概况
1．20世纪80年代前的定论期
在日本宋代城市文化研究方面，二战前活跃在学术领域的前辈们，例如加藤繁、曾我部静雄、宫崎市定、日野开三郎、青山定雄等已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科研成果。例如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东洋文库，1952)中就分析了“行”、“草市”、“居停”、“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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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波义信：“围绕中国城市研究的概况——以法制史为中心”(《法制史研究》23，1974)，“从宋代城市看中国城市的特征”(《历史学研究》614，1990)，“对宋代城市化的考察”(《东方学》102，2001)，《中国都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木田知生：“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7—2，1978)；伊原弘：“以宋代为中心的城市研究概况——木块拼花工艺的多面体解剖学”(《中国——社会与文化》2，1987)。
坊”、“交子”、“关子”、“商税”、“赊”、“房钱”等有关宋代的各种城市现象。日野在著作《唐代邸店研究》、《续唐代邸店研究》(三一书房，1992)中，详细地论证了唐宋间草市的发展以及兼营旅馆业、仓库业与饮食业的邸店的经营管理．青山在《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地图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中，对有关驿站传送、河流运输、交通网络、商税等城市交通问题进行了论证。此外，加藤繁的《唐宋时期的金银研究》(东洋文库，1925、1926)，《中国货币史研究》(东洋文库，1991)，宫崎市定的《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星野书店，1943)，曾我部静雄的《宋代财政史》(生活社，1941)、《日宋金货币交流史》(宝文馆，1949)《纸币发达史》(印刷厅，1951)，对金银的使用，铅钱、铁钱、铜钱的区域性流通，以及从使用铜钱到纸币的发展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论证。
以上介绍的研究文献因再版发行故有新版出现，但初版论文几乎都是二战之前到数十年以前的成果。据此，日本学者们确立了他们共有的宋代城市的共同形象。
在此，我们先看看关于宋代城市的一般看法。日本的宋代史学研究者一致认为，从唐代到宋代，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中之一是在商业领域中产生的“商业变革”①。这里，笔者打算通过斯波义信对“商业变革”的见解说明其特征。②
(1)显著的城市化现象
从汉代延续到唐代的由政府管制商业的“官市制”、“坊墙制”等制度崩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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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唐宋变革》论，在内藤湖南的《支那近世史》(弘文堂，1947)、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教育夕イ厶ス社，1950)中有详述。
②参阅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中国中世的商业》(《中世史讲座中世的都市》，学生社，1982)
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城市内外都可以进行商业活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镇市、村市等marketplace。镇市、村市等处于城市化下层的中心地，成为新兴中层社会势力活动的场所，并逐渐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凝集核心。一方面，属于城市化上层的部分由于经济原因(人口增加、社会分化、商品经济化、交通的发展)等，功能较以前急剧扩大，但因行政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军饷、漕运、互市、市舶、专卖、科举、广域治安等，这些因素几乎支撑着这些中心地的城市化的一半，所以未能促使现代城市的发生。
(2)全国市场圈的建立及农业的商品经济化①
全国各地出现了物资的集中化与乡土化。伴随着商品流量的增大，出现了支票交易、金融信贷、金融惯例等高度货币经济化的现象。运输机构的发展，与运输合同有关的行规也应运而生。此外，货币经济向农民、手工业者浸透，出现了大规模的日用品、农副产品的流通。
(3)经济体制的转换
以唐代后期两税法的确立为起点，后来宋代的王安石改革了各种税收制度。之后，经济体制以土地私有化、商品、货币经济的飞跃发展为前提发展起来。从商品、货币经济和体制的具体联系看，可以举出以下的例子：为适应小额交易而出现的大规模铸钱，铜本位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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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年，对斯波的学说有人提出了反论。就全国市场流通问题，宫泽知之在
《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财政、市场、货币》(创文社，1998)中，提出了以下
见解。即关于宋代的物流方面，与其说是商人们自律形成的市场物流。不如说是国
家通过财政管理，直接或间接地组织诱导全国的物资流通。此外，蛭田展充在“宋
初陕西的军食供给政策”(《史观》19，1997)，后藤久胜在《北宋时期河北粮草交易
的流通和京师交易铺的保任》(《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6，1998)中，对河北、陕
西两地的军食供给进行了研究，相继发表了看法。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其特点。即他
们继承了宫泽的研究视点，在研究军粮供给的构造上，从微观入手分析。以“路”
为起点，反映了商业活动中商人的真实情况。
通政策，国家发行纸币及信用证券，租税中的货币收入增加并成为募兵制的重要支柱、以征役制为基础的薪金官僚制度的推进，内地税(商税)的普遍成立。
因此可以说是有两种城市影像：一是伴随着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全国性的城市化现象；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层依旧与国家政治、财政紧密结合的城市影像。
2．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概况
(1)1980年后的新潮流
日本研究宋代城市的学者们，在“唐宋变革”及“商业革命”方面有一致的认识。1980年之后，学者们向两个学术方向展开研究。其中之一是，利用当时的史料复原城市景观，从而探明其历史性。
伊原弘的《唐宋时代的城市变迁——宋平江图之解读研究》(《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24，1979)、《江南城市形态的变迁——“宋平江图”解析》(《宋代的社会与文化净，汲古书院，1983)等文章在对比唐与明清时期城市景观的基础上，分析了“平江图”中勾勒出的苏州城内的结构，复原了官府公厅地区、寺观地区、经济区以及士大夫居住区。之后，伊原公开出版了《中国中世城市纪行》(中央公论社，1988)、《中国开封的生活和岁时——宋代城市生活绘卷》(山川出版社，1991)、《苏州，水上城市的过去和现在》(讲谈社，1993)等著作。其中在《中国人的城市与空间》(原书房，1993)中，利用地方志中残余的州县地图，尝试了对城市空间的大规模复原．通过他的研究，确认了当时存在着只有县衙围墙而没有城墙县城和县衙建筑分散分布的县城，对以往以考察州城为中心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外，伊原还从士大夫、社会救济、婚姻、公共墓地等角度对城市文化进行了多元的分析和研究①。
另一方面，梅原郁以《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史料为线索，对开封、杭州这两个北宋和南宋的首都进行了多元分析．首先他进行了史料学的研究。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语汇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9)、《东京梦华录》(与入矢义高合译，岩波书店，1983)、《梦粱录》的译注(平凡社，2000)。另一个是梅原供职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合作研究，这个成果刊登在《中国近世的城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上．这本书中收录了梅原郁的《南宋临安》、斯波义信的《宋都杭州的商业核》、竺沙雅章的《宋元时代的杭州寺院和慈恩宗》、衣川强的《杭州临安府和宰相》、本田治的《宋代杭州及周围地区的水利和水利组织》、宫崎法子的《西湖与绘画——南宋绘画史初探》、砺波护的《唐宋时代的苏州》、宫泽知之的《宋代的城市商业与国家——市易法新考》、川上恭司的《宋代的城市和教育—以州县学为中心—》、森田宪司的《文昌帝君的成立——从地方神到科举神》、林和生的《中国近世地方城市的发展——太湖平原乌青镇》等，阐述了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各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构造。尤其是通过合作研究绘制了不少像《南宋临安坊相桥梁图》、《杭州城内娱乐设施分布图》等复原图。
此外，梅原的《宋代救济制度》(《城市社会史》，米乃路瓦书房，1983)、《皇帝·祭祀·国都》(《历史中的城市——续城市社会史》，米乃路瓦书房，1986)、《宋代都市的房僦及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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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原弘在《宋代明州的官户婚姻关系》(《中央大学大学院年报到刊号》，1972)、《宋代婺州的官产婚姻关系》(《中央大学大学院论究“文学研究科编”》6—l，1974)等文中论述了士大夫的婚姻问题，对美国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影响，与RobertP．Hymes“Statesmenandgentlemen：theeliteofFu-chou，Chiang-his，innorthernandsouthernsu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等成果密切相关。
边》(《布目潮沨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亚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0)等论文中，对国都的祭祀与城市空间、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进行了多元分析。另一方面，斯波在出版了有关城市与商业问题的《宋代商业史研究》后，致力于对区域间经济偏差、水利、市籴、城市化、区域开发等问题的研究。这些成果总结于《宋代江南经济史之研究》(汲古书院，1988)一书中。该书除上述的杭州之外，对湖州、袁州、汉阳军、宁波、绍兴等地方城市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尤其对宁波，除了复原了城市景观之外，还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宁波的经济实态。
进入90年代后，久保田和男致力对北宋首都开封进行分析，编著了《宋都开封和禁军军营的变迁》(《东洋学报》74—3，4，1993)、《宋都开封的治安制度和城市结构》(《史学杂志》104—7，1995)、《宋都开封城内的东部和西部》(《长野工业高都专门学校纪要》36，2002)等，从军事、治安、漕运功能等各个角度分析了首都的构造。而且从城市景观复原的观点看，近年有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论集(《读〈清明上河图〉》，《亚洲游学》11，1999)等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伊原弘、中野美代子、高村雅彦、小泉和子、清木场东、玉井哲雄、黑田日出男等从风俗、绘画、建筑、家具、漕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目前的一个新研究倾向是对城市空间的“场”的研究。与笔者交往甚密的日本宋代史研究小组，近几年出版了《宋代社会的网络》(汲古书院，1998)、《宋代人的认识——相互性和日常空间》(汲古书院，2001)、《知识分子百态——以中国宋代为基点》(勉城出版，2001)。这些论点涉猎广泛，其中之一是分析如何认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络，通过当时人们是否认识到在日常空间中形成的相互关联、分析了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中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和关联性。在此介绍其中一部分：平田茂树在《关于宋代明党形成的契机》中，明确分析了宋代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科举、官僚制。提出了人们在以同乡、同学、同姓、同官等各种以“同”为机缘与纽带，创建的政治集团的构造。小岛毅在《作为思想传播媒体的书籍——朱子学的〈文化历史学序说〉》中，参考了法国历史学家RogerChartier的“读书共同体论”，解析了通过阅读朱子学而形成的一个解释共同体．此外，远藤隆俊的《宋代同族网络的形成——范仲淹和范仲温》、川村康的《宋代“法共同”体考》、金子泰睛的《宋代流通史中网络论的效用——市场、商人、情报》等，论证了宋代社会中，人们如何以宗教、裁判、市场、情报为契机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过程。
城市空间的研究视线产生了对人与人之间结合而形成的“场”的分析和对城市文化设施的分析。斯波已指出，宋代虽不存在明清时期以同乡、同业而形成的会馆、公所等设施，但当时的祠庙、寺观等有类似作用的设施。针对祠庙进行研究的有须江隆，须江在《徐偃王庙考——关于宋代祠庙的考祭》(《集刊东洋学》69，1993)《福建莆田的方氏与祥应庙》(《宋代社会的网络》)中描述了某一宗族通过垄断祠庙而拥有在当地社会中的指导权的史实。在《从祠庙纪录看“地域”观念》(《宋代人的认识》)中，以祠庙为中心，通过对官吏，在地士大夫、父老、百姓等如何参与祠庙建设的过程的分析，从其关联构造入手论证了在地社会的秩序构造。
青年学者也相继推出了对桥梁、州学等社会设施、教育设施的研究。穴泽彰子的《唐·五代区域的社会认识》(《唐代史研究》5，2002)主要是对先于宋的唐后半期及五代进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明确记叙了当时官府控制减弱后，人们以寺观为中心修筑桥梁，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情形①。
山口智哉在《宋代乡饮酒礼考——从仪式空间看大众聚会场所》(《史学研究》241，2003)中对以州学为主要场所的乡饮酒礼进行了分析。指出宋代的乡饮酒礼与明清一样，有体现地方社会秩序重新整合的一面，同时也有欢送科举初试合格等庆典仪礼的一面，同时还是地方士大夫对社会秩序进行相互确认的“场”。如须江、穴泽、山口的各篇论文所述，展示城市空间特征的各项设施有何机能?形成了怎样的“场”?这些都与人与人结合的问题有关，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得补充一点，即与历史学相关的各学科对城市文化研究的成果。唐之前，生活在城市的人被围困在“坊墙”、“坊门”中。日落后的活动也受“夜禁”制度的约束而被禁止。进入宋代，“官制市”与“坊墙制”解体，由于放宽了“夜禁”制度，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共有自由空间和时间的体制。再加上城市内部由于“侵街”而形成的商业空间的扩展、城市外部的被称为镇市、村市的商业城市的相继出现，以及交通的发展与商品流通的扩大，使各种文化、娱乐设施也应运而生。这些情景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资料、《清明上河图》、《平江图》等绘画以及碑文史料中有记载。例如，《清明上河图》中绘有城外的虹桥，交织于运河中的船舶、仓库、饮食店以及城内办理商税的衙门，贩卖各种物资的店铺、酒楼、茶馆等鳞次栉比等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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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波义信在《南宋的中间领域社会的出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6)中，指出当时出现了以镇市为中心的，非国家及民间社会领域。士大夫上通官僚下聚民众，开展社会居动。斯波看到了南宋时期中国“领域”的出现．但依穴泽的观点，这种现象可能萌芽于唐后半期至五代之间。另外，有关城市寺观问题，竺沙雅章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明舍出版，1982)、《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书院，2000)中有详细记述。
关于上述研究的具体成果，在此忍痛割爱，只介绍几部有代表性书籍。关于宋代的戏剧研究，有青木正儿的《青木正儿全集第三卷中国近世戏曲史》(春秋社，1973)，爱宕松男的《爱宕松男著作集第二卷·中国社会史》第三部《中国戏剧史研究》(三一书房，1987)，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等成果。
关于宋代的饮食文化、茶文化的研究，有青木正儿的《青木正儿全集第八集·中华名物考·中华茶书·随园食单》(1969，春秋社)，筱田统的《中国食物史》(柴田书店，1974)，《中国食物史的研究》(八坂书房，1978)，中村乔的《宋代的烹饪与食品》(朋友书店，2000)。关于宋代传统节日的研究，有中村乔的《中国岁时史研究》(朋友书店，1993)。关于宋代的出版文化，有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中砂明德的《江南·中华文明的源流》(讲谈社，2002)。关于宋代建筑的研究，有竹村卓一的《营建法式的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70—1972)，田中淡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弘文堂，1989)，高村雅彦的《中国江南的城市生活·水城环境的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
从这些书籍中可见，宋代的城市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借用宫崎市定的语言，即相当于“东方文艺复兴”时期①。但对此还需要有一定的保留。吉田光邦在考证宋代生产技术的论证中指出，虽然在技术方面金、银的提炼，铜的湿式加工，陶瓷器丰富的产量，泥活字到木活字的发展变化，各种精加工技术中的些许显著突破等表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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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史林》25—4、26—l，1940、1941)。
一定的发展，但未见引进新能源与新技术装置，工业水准依旧停留在手工业阶段①。此外，高村雅彦在分析《清明上河图》一文时作了如下记述：即房顶虽由草顶变为瓦顶，但根基处未见柱脚石、木基石，暗示着培土而建的可能性。元代之后，出现了房基以及承重构造可以适应屋顶负荷的结构方式，开始向建筑物大型化发展②。另外，斯波义信利用宋代的消费、义庄、救灾、生产水平等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了其远远低于明清水准的结论③。概言之，种种研究表明，宋代的城市文化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针对唐代而言的发展，与明、清时期相比，还有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