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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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制经济的核心，是地主阶级。探讨地主制经济，重点应放在地主阶级及其租佃者、雇佣者上面。

宋代的地主阶级，若按占田多少可分为大、中、小三个阶层，若按政治身份可分为官僚地主、庶民地主①两个阶层。两宋时期(960—1279)，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官僚地主。这是因为，在宋代的各种土地所有制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对此，笔者在《试论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文中已有论证和说明。②所以，宋代地主制经济的核心问题，便是官僚地主及其经营活动。

对宋代对主阶级和地主制经济、以及由此决定的宋代经济的特点，例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租佃制、租赁制的盛行和干人阶层的出现为标志；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繁；工商业的相对发达等，史学界已做了不少研究论述，比较重视。但对宋代地主制经济尤其是官僚地主经济活动的特权性，探讨的不多。

宋代地主制经济(主要是官僚地主经济活动)的特权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依靠政治权势获取田地

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宋代的士大夫们，更是把土地视为“衣食之源”③和“致富”之源④，千方百计地获取土地。“宦游而归，鲜不买田。”⑤武将们也不甘落后，张俊、韩世忠、刘光世、杨存中等高级将领都有大量土地。如果文官武将们获取土地的方式都是通过买卖，并且是平买平卖，那是无可指责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端临总结秦汉至两宋土地兼并的情况时说：“田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⑥漆侠先生指出：“宋代土地兼并也主要的是这两种方式：所谓‘贵者’，是凭借政治特权占有大片田产；所谓‘富者’，是凭借雄厚的货币力量购置大批良田。当然，这两者还可以结合起来，成为再一个方式。”⑦凭借政治特权占田得地的人主要是官僚地主。其手段和途径，大致有如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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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庶民地主，亦可称为民庶地主。现在看来，称庶民地主更好一些。
②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三期。后收入漆侠先生主编的《宋史研究论丛》第三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③《隆子集》卷7，《韩亿传》。
④叶梦得：《石林治生要略》。
⑤袁燮：《絮斋卷》卷16，《叔父承议郎通判常德府行状》。
⑥马瑞临：《文献通考》卷l。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2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第27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一)恃势霸占

倚仗权势霸占民田，是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最恶劣的一种手段。在四川嘉州，“王蒙正姻明肃太后家，侵民田几至百家，有诉者，更数狱，无敢直其事。”①“(吕)惠卿之舅临簿郑膺，始寄居秀州华亭县，以惠卿之故，一路监司如王庭老之辈皆卑下之，而招弄权势，不复可数，至夺盐亭户百姓之地以为田。”②天章阁待制、提举洪州玉隆万寿宫曾考蕴，在池州“干扰州县，侵夺民田”。③宋徽宗时的“六贼”之一朱勉，“田产跨连郡县，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守令为用，莫敢谁何。”④朱勉掠夺的对象，已不限于普通百姓。宋高宗时，王历“寓居抚州，恃秦桧之势，凌夺百姓田宅，甚于盗寇，江西人苦之。”⑤这仅仅是被公开揭露出来的几个事例，是冰山之一角，未被公开揭露出来的会更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僚地主们，还把魔爪伸向国有土地。“赡士公田，多为形势之户侵占请佃，逐年课利人于私家，以致士子常患饔廪不给。”⑥宋孝宗干道元年三月，“户部言：浙西所管营田官庄，共一百五十九万余亩，内有未承佃六十七万余亩。缘上件田产，皆系肥饶，多是州县公吏与形势之家通同管占，不行输纳租课。”⑦朱熹说：“今来根刷诸司没官、户绝等田产，并新涨海、涂溪、涨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势等第并官户、公吏等人，不曾经官请佃，擅收侵占。”⑧这类事例和史料还有不少，恕不毕举。上述事例已足以暴露出官僚地主寡廉鲜耻、霸田占地的丑恶嘴脸。官僚地主们不用花钱就可以占田得地，靠的是手中的权势。

(二)仗势强买

霸占行为毕竟有失身分，过于露骨、丑恶，极易引起民愤，士大夫们也想找块遮羞布，也想打起“买”的旗号。然而，他们的购买行为，却经常变成仗势强买。种放曾以隐逸不仕而名闻朝野，后来却暴露出奸横不法的本来面目：“禄赐既优，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至争讼，门人族属依倚瓷横。”⑨宋神宗时，吕升卿兄弟曾“居丧润州，尝令哗亭知县张若济置买土田。若济遂因此贷部民朱庠、卫公佐、吴延亮、卢及远、押司录事王利用等钱四千余贯，强买民田。”⑩据刘安世揭露：章惇用他儿子的名义，将苏州昆山县“朱迎等不愿出卖田产，逼胁逐人须令供下愿卖文状，并从贱价强买人己。”⑾南宋时，关于官员“强买民田”的记载也不少。⑿他们究竟怎样强迫，如何逼胁，陆游之子陆子通的作法可谓一个典型事例：他“以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时相史卫王。王以十千一亩酬之。子通追田主索田契，约以一千一亩。民众相率投词相府。诉既不行，子通会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庐。众遂群起抵拒，杀伤数十人……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灌以尿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⒀他们不仅强买民田，也“强买官田”。⒁上述事实反映出，宋代官僚地主在兼并土地时，仗势强买的情况是很严重的。由于他们披上买卖的外衣，比前述的恃势霸占行为更有欺骗性，因而更不易被公诸于世。强买的本质在于贱价、压价，而“贱价强买”与恃势霸占只有一步之遥，陆子通的所作所为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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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安石：《临川文集》卷95，《尚书度支员外郎郭公墓志铭》。
②《长编》卷269，熙宋8年10月庚寅。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邱之38。
④胡舜陟：《胡少帅总集》卷1，《再劾朱勉》。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4,绍兴23年3月癸丑。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5之26。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29。
⑧《晦庵集》卷99，《约束侵占田业榜》。
⑨《宋史》卷457，《种放传》。
⑩魏泰：《东轩笔录》卷5。
⑾刘安世：《尽言集》卷5，《论章惇强买朱迎等田产事》。
⑿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70之23,29等记载。
⒀俞文豹：《吹剑录外集》。
⒁《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17。

(三)利用权势计取巧夺

据朱或记载：“常州苏掖，仕至监司，家富甚啬。每置产，吝不与直，争一钱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时以微资取奇货。”①乘别人困难之机而兼并其田产的官员不止苏掖这一个。如宋高宗时的同知枢密院事同麟之，“贷钱与强知文者，乘其急而索其数倍之息，得田四百亩。”②南宋后期，吴县农民严七七“有田七亩，尽典在李奉使边”，因“欠租”，不得不“将上项典业作卖契折还。”③宋代很多庶民地主和自耕农，由于难以承受差役、夫役和各种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不得不将自家田产低价出卖或投献于官僚地主。早在干兴元年就有“上封者”说：“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有。”④这种趋势，不幸被他言中，确实愈演愈烈。绍兴元年权户部侍郎柳约说：“比来有司漫不加省，占仕籍者统名官户。凡有科敷，例各减免，悉与编户不同。由于权幸相高，广占陇亩。”⑤淳佑六年，谢方叔说：“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曰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⑥一般民户为逃避苛重的赋役而把田产转移给官僚地主，呈日益加剧之势。有的是民户主动投献，有的是官僚地主逼迫，有的则是官僚地主设计谋取。例如在仁寿县，“洪氏尝为里胥，利邻人田，绐之曰：‘我为若税，免若役’。邻喜，划其税归之，名于公上。逾二十年，且伪为券，茶染纸类远年者以讼。”⑦他们利用此类手段兼并的对象，主要是普通民户，但达官贵人也以此兼并低小官吏之地。如宋高宗时，石邦哲为向宰相汤思退谋求差遣，“始捐千亩之田，低价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非，命翥(汤的女婿)取元金而还其田。”汤思退实际上却掌握田契不还，给石邦哲除授福建参议官。石邦哲是“田与金皆不可得”。⑧宋朝政府有禁止官户承佃官田的规定。但官户却采取“诡名”(以代理人出面)的计策绕过禁令，承佃官田，并且拒不交租，长期占据。宋孝宗时，“臣僚言：在法：品官之家不得请佃官产。盖防权势请托也。今乃多用诡名冒占，有数十年不输颗粒者。逮至许人划佃，则又计嘱州县，不肯离业。”⑨说明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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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彧：《萍洲可谈》卷3。
②《系年要录》卷191，绍兴31年7月己丑。
③黄震：《黄氏日抄》卷70，《由县乞放寄收入状》。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9。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1。
⑥《宋史》卷173，《食货志》。
⑦《李觏集》卷30，《江公墓碑铭》。
⑧《系年要录》卷187，绍兴30年2月丙午。⑨《宋会要辑稿》食货6l之30至3l。

上述三种土地兼并的做法，基本上是宋朝法令所不许的，也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但作为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作为一个特权阶层，这些法令和谴责，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当然也不可否认，官僚地主内部在地位、权势、财力、素质等方面是参差不齐的，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少官僚是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获取土地。总的来看，宋代官僚政治的演变趋势是曰益腐败，清廉官吏较少，贪官污吏较多，采用卑鄙恶劣的违法手段兼并土地者比例更大一些。同时还应该看到，采用霸占、强买、计取手段兼并土地者，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官僚地主，其他阶层尤其是那些豪横恶霸之家也不乏此类行径。但官僚毕竟是官僚，官僚地主拥有其他阶级阶层所没有的特殊权势，采用恶劣而低廉的手段大肆兼并土地的便利条件更胜一筹。所以，淳佑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①显而易见，权势在宋代地主阶级土地兼并中的特殊作用，实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