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荣事迹钩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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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朱元璋清洗异己以巩固统治的策略，集中体现在明朝统治完全稳固以后发动的胡蓝之狱中。其实早在明朝建国前，在由亲兵到皇帝的发迹过程中，朱元璋就已多次运用各种手段，铲除威胁其地位的伙伴、同事乃至上司，为攀升扫除障碍。一向为官私记载湮没的大将邵荣的事迹，就曲折反映了明朝建立以前江南红军内部剧烈火并的事实。
朱元璋军至正十五年（1355）渡江，所向披靡，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忽遭重创。年初苗军在浙东叛乱，三月陈友谅部降军在江西叛乱，均诛杀大批高级将领和官员。朱部元气大伤，不少重镇被陈友谅部收复。就在此时，朱军内部又发生了重大内讧。《实录》载：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反，伏诛。荣粗勇善战，与上同起兵濠梁，上待之甚厚。自平处州还，益骄蹇，有觊觎心，常愤愤出怨言。部将有欲告之者，荣惧不自安，与赵继祖俟间作乱。至是，上阅兵三山门外，荣与继祖伏兵门内，欲为变。会大风卒发，吹旗触上衣，上异之，易服从他道还。荣等不得发，遂为宋国兴所告。上召荣等，面诘之，具伏，曰死而已。上不欲即诛，系于别室，召诸将曰：‘吾不负邵荣，而荣所为如此，将何以处之？’常遇春曰：‘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诀，皆就诛。[1]
在有关叛乱的记载中，只有谈迁分析道：“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2] 的确，当时朱元璋与诸将皆奉龙凤政权号令，并无臣主名分。但是朱元璋自渡江、攻集庆路以来，由副都元帅一路升至江南行省平章、丞相，至正二十一年（1361）又称吴国公，正声势煊赫之时。“渡江旧勋”应为其亲信班底，有何理由愤恨“兵柄独握”而敢于“觊觎”其位呢？
邵荣在《实录》最早出现于至正十五年义军渡江时：“上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各引舟渡江。”[3] 从这个序列看，邵荣似位于朱元璋嫡系中，仅次于徐、冯的位置。但其未包括当时义军主要首领郭天叙、张天佑及其部属，并不可信。
俞本则记，先有徐达、汤和，后有邵肆、邵荣、廖永安等共五人，在攻克集庆路后、建立江南行省和行枢密院前升任同佥，三人以下有俞通海、邓愈、赵继祖等多人同时升院判 [4]。俞本所忆，时间或有参差，而事当非妄。参《实录》，徐、汤时攻守镇江，实为元帅。而《实录》载第二年三月：“升廖永安为行枢密院同佥，俞通海为行枢密院判官。”不久方有“汤和为枢密院同佥。”[5] 应即俞本所忆诸将升同佥之事。早在攻克集庆路前的至正十五年八月，陈闻“从邵四元帅克溧阳。”[6] 四当即肆，邵肆此时已拥元帅之号，地位自非寻常，可为俞本记录旁证。总之，在攻克集庆路前后，邵肆、邵荣与相对独立的巢湖水军首领廖永安，同为武将中官职最高者。而邵肆不久即阵亡 [7]，廖永安于至正十八年（1358）底不慎被俘[8]。从此，最初三位高官仅剩邵荣一人。
《实录》载，至正十九年（1359）初，“平章邵荣破张士诚兵于余杭。”[9] 此时朱元璋本人也任行省平章，直到“是年五月，太祖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10] 而徐达、常遇春、胡大海、邓愈等大将不过行枢密院佥院、同佥等，其余诸将多为院判、元帅。龙凤政权的行省、行枢密院官阶仿照元朝体制，丞相正一品，平章从一品，佥院等皆从二、正三、从三品官。可见，在朱元璋升任丞相之前，邵荣的地位与之相当，而远高于其他将领。
《实录》又载，至正二十一年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11] 改制的背景是年初“亳都升上为吴国公”12，朱元璋由一省长官升为凌驾于行省之上的吴国公，开始把原有的行省——枢密院系统改造为类似独立政权的体制，而高级将领多由行枢密院改任行省。从改官情况看，邵荣之外最高者徐达于七月升枢密院同知，年内转中书右丞 [13]，不过正二品。邵荣仍然是诸将中地位最高者。
邵荣为何、何时由原任平章改为改制之前的枢密院同知？很可能是至正十九年五月朱元璋升行中书省长官丞相时，原同为平章的邵荣改任行枢密院最高官员：枢密院同知。俞本记至正十八年底，“上定诸将功，以邵荣、李善长为平章，除（徐）达、汤和为右丞，常遇春为参政。”[14] 所言当即次年定制后授官事。“邵荣、李善长”之谓，尽管时间记载有误，且李善长时远不及平章，但系对当时或后来文武最高官僚的记忆，当无大出入。由此，朱元璋升丞相、称吴国公的同时，邵荣虽于官位品级略有参差，而地位仍紧随朱元璋之后，远非其他将领可比。
《实录》对邵荣“粗勇善战”极少着墨，只有至正二十二年三、四月平定处州叛乱书之稍详：“上闻处州之乱，命平章邵荣率兵往讨之……平章邵荣等兵至处州，令院判张斌等分攻四门……平章邵荣及元帅王佑、胡深等兵攻处州，烧其东门，军士登城而入……以王佑守之，荣乃还。”[15] 在邵荣大军压境前，刚刚镇压宁越府叛乱的李文忠就以邵荣的名义虚张声势，使想趁火打劫的张士信军闻风丧胆 [16]。但宋濂提及处州之役，记安南翼总管季汶“勒部驻白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书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左右夹击。”[17] 行文中淡化邵荣的作用，并称其为“邵某”，笔法显然小心翼翼。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大军进逼应天府，朱元璋军在江边应战。《实录》载：“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18] 早在刚刚占领集庆路的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就在行枢密院系统之外建立了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交由亲信冯国用统率，其众多亲信猛将精兵多属此系统。帐前亲军都指挥使司之名，应模仿元朝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19]，元朝此司初设时就是三万人[20]。它下设“左右等翼元帅府”，有“前、后、左、右、中五翼”[21]。冯国胜是已经去世的冯国用之弟，“袭其职，仍掌亲兵。” [22] 结合常遇春、胡大海等以中、右翼元帅身份“宿卫帐下”的常见记载，可知此“帐前五翼军”一定就是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所属的朱元璋部主力军。但亲历龙湾之战的俞本记：“上调常遇春拒长张于龙湾，邵荣拒五王于石灰山，徐达居中应援。数战不利，上调邵荣兵沿江西截战。”[23] “五王仅免，登舟而遁。”[24] 显然，在龙湾之战中总率朱元璋所称“精兵”的五翼军 [25]，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常遇春等，而是邵荣。
综上所述，邵荣是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大将，战功卓著而声名远播。这似乎可以解释其“觊觎”之心了。但是，如果邵荣的确是朱元璋手下老资格亲信将领，其地位何以远高于其他将领，而近于同朱元璋比肩呢？为什么各种官私记载均回避介绍这次叛乱的来龙去脉呢？《实录》介绍邵荣来历，只说与朱元璋“同起濠梁”，并不说其曾投奔或投降朱元璋，估计其与汤和类似，加入郭子兴义军不在朱元璋之后。而邵荣的身份，可对照被隐瞒的另一重要史实来查寻。
对红军渡江后从太平（今安徽当涂）四出攻略特别两攻集庆前后义军活动，《实录》载：
（至正十五年六月）方山寨民兵元帅陈野先以众数万来攻城……擒野先……众皆降……徐达克溧水州。
（七月）发兵攻集庆路，留陈野先于太平，命元帅张天佑率诸军及野先故部曲以行，兵至集庆，攻之，弗克而还。
（八月）复议遣兵攻集庆……上曰：我久知其不诚……野先既辞去，我师亦止不行。克溧阳县……陈野先既归，收其余众，屯于板桥……习伯融攻芜湖县，克之。
（九月）命元帅张天佑率所部军攻集庆。己亥，天佑等至方山，攻破左答纳识里营，走之。陈野先遂叛，与元福寿合兵来拒，战于秦淮水上。我师失利，天佑、郭元帅皆战死……陈野先追袭我军于溧阳，经葛仙乡，乡寨民兵百户卢德茂恶野先反复，谋杀之……其下复推野先从子兆先领其众。[26]
按《实录》给出的顺序，义军依次攻克溧水、溧阳、芜湖。但实情是汤和“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27] 赵德胜则“诸将乃下太平，连攻芜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水，八月破溧阳，公皆有功。”[28] 姑不论《实录》记攻克溧水的时间可能不确，其漏掉了所克城镇中位于集庆以东、距离城区最近的句容县，实属异常。
《实录》对红军八月攻克溧阳县，记载也仅寥寥数字 [29]，一反常态地不记由何人率军。上引管军千户陈闻“从邵四元帅克溧阳”[30]。后来告发邵荣“谋反”者宋氏父子时任总管，曾经“从克溧阳”[31]。俞本记至正十五年“六月十六日，邵肆、邵荣、赵继祖、邓愈、毕高领兵克广德府，就命守之。七月，韦德成、邵肆领兵攻宣州，不克，韦德成溺死，邵肆阵亡。”32 攻克广德府是朱部克集庆路后的一次大战，后即以此为基地进攻宣州、长兴等。《实录》淡化处理为：“元帅邓愈、邵成、总管汤昌率兵攻广德路，克之。”[33] 而邵成、赵继祖亦皆参加了溧阳之役 [34]。考虑到韦德成是俞本后来的上司和恩主韦正义父 [35]，此处记载当较《实录》可靠。结合告密者与邵荣之间、邵肆与邵荣乃至赵继祖之间的密切关系，考虑《实录》隐讳攻克溧阳、广德详情的书法，可以推断，攻克溧阳者与后来克广德者基本为同班人马，邵肆、邵荣、赵继祖、邵成以及后来告密的宋朝用父子等应自来有其渊源关系。
对红军第二次攻集庆路大败的经过，各种记载颇多歧异。《实录》提到陈野先被放还后屯驻板桥，郭、张军攻破元军于方山，遭陈军袭击。板桥位于集庆路城西南三十里 36，横亘于集庆路和红军大本营太平府之间，方山则在秦淮河上游汇流处，“在城东南四十五里高一百一十六丈，周回二十七里，四面方如城” 37，地形易守难攻，又面向句容、溧水、溧阳等丘陵地区，确为集庆路南方两大门户。陈野先部自淮西渡江后，一直“屯集庆城南之板桥”38，但《实录》又曾先言陈为“方山寨民兵元帅”，而明初刘辰回忆，陈野先余众也是“屯守方山。”[39] 不妨认为陈野先本占据板桥、方山两个据点，兵败归来只守板桥一地，而方山为元军所据。郭、张军攻克方山，才得以与陈野先合作攻城。
从《实录》的记载看，郭、张军似乎是在陈野先回板桥后与其相约，然后从太平府出兵北上合作攻城的，所以才会在猝遇叛变时全军崩溃。但俞本给出了郭、张军详细的进军路线：“郭、张二元帅督兵由官塘经同山进攻建康之东门，陈野先自板桥直抵建康攻南门”[40]。官塘在方山以南的溧水境内 [41]，同山应即铜山，在“府东南七十里。”[42] 显然，郭、张军是从遥远的东南方向西北，从溧水、句容一带攻向集庆东门的，而不是直接来自太平府或靠近板桥的地区。
《实录》所载陈野先倒戈事件颇多疑点：
（陈野先初降，自念失计，当义军再议攻集庆时）有以其谋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诚，然杀之恐失豪杰心。”乃召野先，谓曰：“人各有心，识见不同。从元从我，任汝所适，不相强也。”
（陈野先归营后劝义军缓攻集庆，）上知其诈，以书报之。
（陈野先）知其诈不行，复谋以计致上。密约元将左答纳识里至其营，佯言生得之，绐上临其军受俘。上曰：“此贼多诈，最叵信。姑许之，不往。”[43]
从与陈野先的三次斗智看，朱元璋早就明晓陈野先不肯叛元的用心，义军高层应当皆知其谋。但为何就在朱元璋决定“姑许之，不往”后，“命”郭、张军仍进攻集庆？郭、张军何以对陈野先丝毫不加防备，竟然让“野先邀郭元帅饮，杀之，擒张元帅献于福寿，亦杀之”[44] ？
《实录》于朱元璋对陈野先表示“不相强”之后、陈野先“屯于板桥”之前，如上引载“野先既辞去，我师亦止不行。克溧阳县。”确实，义军是在此后两个月才进攻集庆的。但“我师”所指不明，可以是义军全体，也可以是朱元璋嫡系或郭、张攻集庆军。至少，邵肆、邵荣所部没有“不行”，而是攻占了远在东南的溧阳县。结合郭、张军的进攻路线看，郭、张早在第一次攻集庆失败后就没有回太平府，或是在陈野先被放归前后率部东进，活动于集庆路东南地区，准备与陈野先、朱元璋合击集庆。当时朱元璋任全军左副元帅，兼守卫太平府的翼元帅，所以可以安居后方的太平府，郭、张二元帅先行出击更大的城市集庆，是合情合理的。而正因郭、张军早于或同时于陈野先离开太平，只要朱元璋不行通知，他们就无从得晓陈野先阴怀贰心的计谋，也无从明了朱元璋和陈野先的“斗智”。在朱元璋面对陈野先的邀请“姑许之，不往”后，郭、张军却开赴集庆城下了。而从战斗过程看，两军从相距遥远的不同驻地出发，分攻东、南门，是在实施事先约定的计划。显然，朱元璋“姑许之”，也就通知郭、张军陈野先将与义军合作进攻集庆了。
《实录》记，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军“至江宁镇，先攻陈兆先营，大破之。”[45] 江宁镇位于板桥以南 [46]，宋濂记作：“大破陈野先营于方山”[47]，此处“野”先当“兆”先之误，但“方山”可与上引刘辰语互证。刘辰未言“大破”，而是记为“太祖招之就降。”[48] 俞本也记为：“上亲统大军克板桥营，擒陈也先侄陈胜。兵不血刃，仍令胜统其众。”可见，朱元璋确实率军大张旗鼓地直达板桥，招降了远在方山的陈兆先。但《实录》似乎不愿提招降事，故在板桥制造了一场大战。
朱元璋后来对待陈野先余众十分优待，不但以陈兆先为心腹将领，还以投降的五百骁勇兵卒宿卫以收买人心 [49]，此行为与朱元璋多疑谨慎的性格大相径庭。《实录》曾载：“陈野先以书招降其众，意其未必从，阳为招辞，阴实激之。不意其众遽降。”[50] 这样衷心投降的部众，又怎会跟随陈野先再降元军又袭击义军？朱元璋对陈兆先及其属下出奇顺利的招降和不平常的优待，更与陈军与红军不久前结下的深仇大恨不协调。看来，这次倒戈完全可能是朱元璋与陈野先合谋，消灭挡住朱元璋升迁之路的郭、张二帅。当时元朝方面痛悼陈野先，完全没有认识到朱元璋与陈野先的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