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的耳光回响――《围城》的语言艺术浅析(一)
详细内容
论文关键字：围城语言特色讽刺辩证圆圈结构
论文摘要：本文采用辩证的方法分析了经典著作《围城》的语言艺术特色，重点解析了以比喻反讽人物内心、映射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以辩证的语言结构形成“围城”语言上的独特张力。阅读《围城》时，这些特点的分析将为解读《围城》提供多种可能和富有创见性的途径。
1947年进入读者视野的《围城》，到了今日，“围城”的读者更多了，语词含义更丰富了，渗透、映射社会风物的机会更多了，对“围城”一词的解读业已百花齐放，变得纷呈异常――在新近的一个别出心裁的书单上：女人应读的30本书，《围城》赫然在列，由此可窥一斑。
走进《围城》，初时是被钱先生的幽默所吸引，那种充满着敏锐思维渝丰富联想的独特小说语言，一度读来，只觉既是天生妙语，让人忍俊不禁，又是警示恒言，催人深思。以后，我又多次走进《围城》，并尝试从一个高而远的角度俯瞰它，方觉得《围城》无疑就是一座几近完美的、蕴藏东方智慧的、极具辩证主义的语言艺术大厦。它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斐然，而这座大厦的建造者钱钟书亦不愧为“语言大师”。
本文认为，新世纪新时期的读者，理应从多个角度解读《围城》，即为一己之见增加些含量，亦可为他人做些提供片言只语之能事，还可显示对钱先生的倍加尊敬，学来些他的精华也说不定。
本文从《围城》的语言艺术角度出发，浅析了《围城》在语言艺术上的诸多特点，在这个纷纭的选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围城》的语言艺术特点表现如下：
1.睿智幽默的讽刺手法
钱钟书创作《围城》的基调就是讽刺，在他的笔下，社会、人生、道德、伦理、价值观等都未能逃过他敏锐的观察力。全书语言机智、俏皮、犀利、入木三分，这些都是钱钟书借讽刺手法的本来功能在《围城》里淋漓尽致发挥使然。
在《围城》，作者完成了对大小人物、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讽刺，可堪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画卷。作者企图揭示的不是冰山一角，而是当时的全部。
①.对人物的讽刺
钱钟书对《围城》里的大多数人物进行了讽刺（唐晓芙这个人物除外），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和所见所闻所感对他们作了辛辣而无情的讽刺。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1]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这样描述：“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2]
如上面所表达的，“讽刺”一开始就用艺术手法对不良的或愚蠢的行为进行揭露或批评的功能，如果艺术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存世的就是经典，比如《围城》。
在《围城》里，钱钟书先生调用讽刺手法，极尽讽刺之能事，对人物的讽刺俨然已经达到了近乎残忍的地步，这得力于它通篇的一种评述性语言。所谓评述性语言，指的是全知全觉的叙述角度（从主人公视角观望社会），也即是一种夹叙夹议的行文模式。在这里，“评点”为点睛之处，“描写”和“议论”多为辅助和铺垫，亦有时候能成为亮点之笔。譬如“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想象的高度和联想的巧妙，让这评点顿然拔高，成为经典。又如“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于谐谑中把个鼻子描绘得活灵活现，神形俱现，把陆子潇贪图虚荣、自欺欺人而又愚蠢透顶的形象“照相”式地记录了下来。
“评”就是钱先生的最佳利器，他无时无刻不在打磨着这把利器，使其在最佳时机给人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正是“评”让《围城》里的李梅亭、顾尔谦、陆子潇、鲍小姐、董斜川等人原形毕露得一塌糊涂，正是“评”让我们对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的灵魂深处看得更精细了一些。在《围城》里，“评”借助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大胆联想，新奇造像，从而产生了惊人的讽刺效果。
②.对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讽刺
对人物的讽刺背后，是作者对这些人物所处的广阔社会背景的独特透视，其中包括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可以折射人物内心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围城》里，钱先生于此都毫不掩饰地加以了无情的讽刺。
柏拉图定义无羽毛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为人，而亚里士多德则以拔毛之鸡以驳之。如此倒是琢磨不清柏拉图这样定义人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也不清楚亚里士多德反驳的目的何在，只知人在观照人类自身的时候，就应该“裸体”透视，而不是隔靴搔痒。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就说明钱先生不只是为《围城》里的人物画像，而是要在这些群体像后面增添更广阔的背景，让他们活起来，跑动起来，去到画像中没有的空间，穿山涉水，跨海渡洋，找寻和他们一样特性的人群抑或附体。由此看来，钱先生不纠缠于什么是人，而专注于人是怎样的，相比之下，上面的言语倒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高明不少。
1938年“围城”里的大小人物几乎集体似的去偏安一隅的三闾大学报了道。方鸿渐还在那里找到了韩学愈，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克莱登大学。方唏翁在发现祖宗根底浅薄的时候找到了《易经》《镜花缘》。孙柔嘉在经历平淡得出奇而无味的生活之后，找到了苏文纨，因为她们此时都一样的虚荣势利。
对于上面例举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出现在《围城》中，绝不是偶然的。发现“集体无意识”的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3]集体报道三闾大学，看似热闹，实际凄凉，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实现了自己想要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恶化，国民党执政的腐化气息愈显愈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抗争几乎就是绝望，所以方鸿渐买来假文凭忽悠家庭、单位也忽悠了自己，直至陷入人体的沉沦和毁灭。遇到韩学愈并没有让他安心自己的作弊心理，反而加深了他对整个生存环境的怀疑。当方唏翁在故纸堆里吃力地翻检时，那些看似精华实是残渣的经验，在整个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的背景下，只能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对婚姻有着极为强烈憧憬的孙柔嘉，在搭乘别人让给她的船上漂泊一段时间之后，也只能回到本质的虚荣和女人本能的小心、势利、焦虑、斤斤计较中来，形同陌路地过着。
在这里，钱先生放大镜般的放大了人物的缺点，观照了“围城”内外的广阔天地，以人物去寻找生活、工作、爱情中和自己同样特质的人为主线，给读者揭示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风急剧趋下，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传统伦理道德不相宜的社会真实。这一社会真实的全面爆发，感觉突如其来实则暗藏已久。《围城》既是人物众生相，亦是传统文化、传统价值、传统道德和伦理危机的丧钟，就如文中最后的提到的：“这个时间落伍的机器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2.精巧独特的比喻运用
比喻的运用，是《围城》的一个出采之处，从这一点说，它已超过了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品。全书的比喻运用出神入化、自然天成、精辟独到，更好地构筑了《围城》这座具有讽刺功用的艺术大厦，让他始终能循着人们的视线处处闪烁艺术的光辉。
①.比喻的广度
《围城》里的比喻涉及到了历史、宗教、心理、美学、文学等众多学科，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喻，展示了围城内外的大小世界。
《围城》的许多比喻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背景上的，这源于作者钱钟书对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和他个人的才华。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4]正是这“狂”让《围城》里的比喻恣意发挥。如写方鸿渐对苏小姐的一吻，那可是精彩绝伦，“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这一比喻没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积淀、社会见识和心理学揣摩，怕是一般人比喻不出来的，它一下涉及到了中外历史现象、中外文化差异、中外宗教仪式，还顺便把西藏活佛讽刺了一把。读者之所以叫好，就是之前自己绝没有想到此处竟会有这样合适的比喻，而这个比喻是自己联想不出的。
在文中，像这样的比喻非常多，这绝不是钱先生在炫耀自己的才学，在比喻中加入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除了能给读者带来更形象化的人物造像，还能进行“小百科式”的多角度多方位讽刺。况且，钱先生的比喻不是文化信息的纯粹堆砌，都是量体裁衣后的“贴身”和“舒适”。
②.比喻的深度
《围城》里的比喻深刻独到、意蕴深长。作者借比喻深度揭示了人物的真实内心世界，还原了广阔的社会真实和伦理道德真实，这从文中对“围城”一语的阐述最能体现出来。
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说这番话的时候，“围城”里的人物大都还在各自展示着自己的“学术成果”，戏谑式地对待这句话。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里的“围城”成了他们一生的缩影，成了他们的困境、难题，并最终毁灭了所有，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围城”的比喻是文中最深刻的，它贯穿“围城”内外人物的始终，直至幻灭。“围城”既是文化层面的，也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它有着极其广博的象征空间。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这样的简单，“围城”困境应该是贯穿于人物的人生各个层次的。钱先生在全书编织了许多环节，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着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这一比喻的架构可以说是钱先生的最精心之处，全书无一视角、无一层面不体现了“围城”这个人生的、永恒的、美学的独特含义。
③.比喻的趣味性
《围城》里的比喻充满了趣味性，这个趣味来源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和在很多事物间建立新奇的联想，破除传统手法，大胆联想让本书的比喻显得精巧独特。
譬如“一个人的缺点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分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在比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像这样的比喻，显示了一种插科打诨式的语言机智，通感的运用、精细的艺术观察，通俗充满着无尽的趣味，令人玩味。
作者通过词句的连接、穿插、转折来使语意显得曲折别致，幽默之余，更有艺术意趣。此外，作者还透过人物对历史文化进行夸大、模糊和颠倒，如中外的历史人物、文化现象、所谓的“先锋”诗歌等都在钱先生的笔下显得有了格外的语言生命力。
④.比喻的创新
《围城》里的比喻正因为有了广度、深度和趣味性，所以在今人看来仍然耳目一新。在钱先生的比喻里，尽显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和行文的大胆新奇。这两方面的亮点逐一被被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意趣点燃，就可以构成创新的“围城”文本，而这些创新的养分在今天的我们使用起来也并不是碍手碍脚的。可见，钱先生的比喻创新是可以得到传承和借鉴的，是有艺术鲜活力的、来源于社会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
3.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
钱钟书对人物心理刻画语言的运用入木三分，总能寥寥几笔，勾画出人物的主要的性格，并能让人印象深刻。
①.对方鸿渐的心理刻画
作者全方位全视角完成了对方鸿渐这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刻画，是作者最成功也是最为人称道的。《围城》向我们揭示了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的矛盾性格，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当时一部分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困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