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一)

详细内容

　　在民族主义问题讨论中，西方不少中国学专家以为，Chinese nation属于“新生事物”，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鉴于汉语“民族”一词出现较晚，有人推论汉语直到1895年还没有一个贴切的对应词移译或传导西方的nation概念，或曰至今还没有；也有人断言，前现代中国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是否能作如是观，便是写作本文的缘起。笔者试图从中西概念的演变与对比出发，并从中西思想史及历史语义学的角度，疏证十九世纪中西全面接触之后，Nation在汉语中可能的表述形式。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统治形式或不同的转型方式，对事物的认识前提必然也是不同的。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出发，演绎观察不同的存在与认识，未必能够弄清真相。因此，文章还将论及“转型”之前Chinese nation存在与否等问题。

一　一个新词的诞生

　　汉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中国古代史籍中，表达民族概念的词汇，既有“民”、“族”、“种”、“人”、“部”、“类”等单音词，又有“民人”、“民群”、“民种”、“族种”、“族部”、“族类”等双音词；但尚未发现“民”和“族”两字连用、作为一个词表示现今所用的“民族”概念1。汉语中的“民族”一词究竟产生于何时，或曰谁先使用，学界对此已有多次探讨。原先都笼统地认为始于清末民初；而且孙中山可能是中国最先使用“民族”一词的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尤其是1905年《民报》创刊，孙文的发刊词直接引译西方民族主义渊源，正与当时新潮思想合流，遂成“家喻户晓”的固定概念。以后又不断有新的发现，把使用“民族”一词的时间向前推移。例如1902年《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中，或同年吴汝纶的《东游丛录》中，都使用了“民族”一词。继之又发现章太炎《?书．序种姓上第十七》（1900年）说到“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或康有为1898年6月给光绪皇帝所上奏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揭》中有“民族之治”一语，或《时务报》上1896年已出现了“民族”一词。韩锦春、李毅夫撰文，认为“民族”一词最早见于1895年第二号《强学报》上2。最后，彭英明又将时间推前了20年，其依据是王韬1874年左右撰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3。彭文是笔者所见汉语“民族”一词溯源最早的文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韬文中所说的“民族殷繁”，存在着模棱两可的现象：是“民”“族”还是“民族”？其实，“民族”一词的出现还要早得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刊上登载〈约书亚降迦南国〉篇，讲述上帝委约书亚以重任，率领全体人民渡过约旦河，到上帝赐予以色列的地方去。文中写道：“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4至于这是否就是汉语中第一次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一时很难作出定论，也许偶然还会有新的发现。

　　大凡持汉语“民族”一词来自日文之观点的人都认为，最先将汉语“民”、“族”二字拼成“民族”新词，用以译述西方nation一词的，乃是明治维新（1868-73）以后的日本人。而且，论者以为中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多译自日文，早期使用“民族”一词的人几乎都到过日本5。《东西洋考》告诉我们，此论不能成立。

　　“民族”一词从偶尔使用到最终成为一个概念，从一个陌生的搭配到一句响亮的口号，无疑与十九世纪末叶救亡的呼声以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分不开。从个别到普遍，或曰“民族”这个词的真正走红，还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是当时反帝、反清宣传中的一个口号和纲领，是“民族主义”之勃兴。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使全国陡然惊醒。也许因为甲午战争对中国思想史发展之催化作用，也因为“民族”一词适逢1895年之后的使用频率逐渐上升，所以有人以为汉语直到1895年还没有与西方nation观念（或曰概念）相匹配的表达6。换言之，直到“国民”、“民族”等词进入汉语词汇以后（论者指1895年以后），汉语中才有了nation的对应词。也有人认为汉语至今没有一个表述nation的词汇7。本文探讨的问题之一，便是汉语在1895年之前是否能够表达nation的含义及如何表达。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和分析一下二十世纪前西方的nation概念史。

二　一个传统概念的更新

　　Nation是一个法语词，其拉丁语词源natio、nationis意为“被生出”、“种属”、“族部”。因此，Natio一词在欧洲古代及中世纪很长时期用以表示一个人的出身或出生地，而且单指非政治组合的族类。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十八世纪下半叶，而法国大革命则是民族意识之第一次“顿悟”8。之后，是否要做法国人、做一个“国民”（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个人决定；换言之，个体对“大民族”（grande nation）之认同所建立的民族（或曰国家）是一个意志整体。而在中欧及东欧大部分地域，民族属性并不是个体意志所决定的，而是文化传统等要素。直到进入十八世纪以后，欧洲nation概念的地域性与社会性界定同其它一些界定并行共存；但是，在近代主权国家以及专制统治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主权国家划分民族的倾向渐渐崛起，nation概念也因此逐渐获得了总括性的、追求国家民族（state-nation）的明确政治意义；继之是追求民族／国家之建构（nation-building）。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根据都是民族与国家的契合，即民族必然组建国家，国家必然创建民族。对十九世纪nation观念之分类起深远影响的是一种对比，即德国与法国比照之下的中欧之“文化─民族”与西欧之“国家─民族”的区别9。也有人区别主观政治性亦即西方（指西欧）的nation概念与客观文化性亦即东方（指中欧和东欧）的nation概念10。较少带有这种民族固定模式色彩的是另一种区分，即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否发生在既有国家（法国、英国），意在国民平等和大众参政；或者为了谋求统一版图，新建一个国家（德国，意大利）；或者为着反抗一个既有的多民族国家（例如抵抗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11。

　　认识“前现代”民族概念与“现代”国民意识之民族概念的区别，对理解欧洲状况以及欧美nation概念史至关重要。欧洲前现代nation概念，指的是历史形成的、与地域、语言、习俗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族类”或“居民”等；凯撒所讲的高卢民族（nationis），指的是高卢“族类”。“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帝国”指的是德意志的版图与中世纪的一种政治形态，“民族”则是前现代民族概念所包含的“文化和语言”之共同群体。换一个例子说，意大利的土地上还不存在意大利民族和国家的时候，其居民对语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是很明确的：既是热那亚人，也是意大利人。随着现代共和政体与公民（citizen）意识在法国、美国、英国的崛起，现代nation概念的内涵才开始真正体现出来，而原先那种多少带有“自然而然”意味的语言文化共同体便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共同体的抽象观念，也就是国籍观与所有公民理想组合体的观念，以及公民对“他们的国家形态”、“他们的共和国”的认同。从西方nation概念的新旧对比来看，虽然十九世纪汉语中出现了“民族”这个新词，但多半只是中国一些传统概念的一种新的表达而已。当时这个新词似乎与西方“前现代”民族概念较为贴近，而与现代民族概念的涵义常常是相去甚远。

三　“三位一体”带来的难题

　　从西方nation的概念史以及这个概念复杂的内涵与外延来看，汉语移译nation（民族／国家）本身就存在一大难题。芮逸夫1942年撰文说：“由中山先生之说，‘国族’和‘民族’是相同的；而‘民族’和‘国家’也可说是相同的。这三个名词在西文本同作一词：拉丁文作Nationem，英、德、法文并作Nation。所以我尝以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可以说是‘三位一体’。”12早在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撰的《英华字典》（1866-69）中，Nation便译作“民”、“国”、“邦”、“邦国”13。而在现今的英汉等双语字典中，nation依然有“民族”、“国家”、“国民”等译词（nationality则既有“国籍”之意，又有一国之内的“民族”之意）。显而易见，西文中的nation究竟如何用中文表达，完全取决于上下文。而现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所用的nation概念，其涵义常常是（一个）民族造就的一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国家所造就的（一个）民族。正是nation“民族”、“国家”兼而有之的时候，译者就必然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或者说，“民族”无法涵盖nation的全部涵义，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不少人用“民族”一词翻译nation并视其为“直译”，可是，这“直译”常常不能直达其意，“三位一体”很难用中文表达，这就是我所说的“难题”。前文多处使用西文nation，后面还将经常出现，使行文多少有些生硬，实属不得已为之。

　　如前所述，西方nation概念源于拉丁文。汉语中与此相关的概念无法与之同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语中没有相近的概念。不同语言、尤其是汉语和西语这两类迥异的语言，其概念之间自然不可能一一对应，而只存在或多或少的语义契合。下面我们开始考究nation当初在汉语中可能的表述形式。笔者以为：既然是一词多义，一词多“译”也就自然而然，且传导了一个词所包含的不同概念。

四　一词多“译”

　　有人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分为三个阶段：文化主义决定族类意识的阶段（帝国时期），向民族主义转型的阶段（约1860-1919年），民族主义盛行阶段（1919年之后）14。这里对于具体时间的划分，也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然而，假如这种说法基本成立的话，探讨西文中的nation在“转型阶段”的汉语表达形式，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论题。

　　甲午以后，各种学会相继而出，“保国会”也于1898年在北京创立。王尔敏认为，保国会意味着对“国”字认识的成熟，这个“国”字“同于当时西方的NATION-STATE。这个‘国’字的自觉，在晚清酝酿成熟，在保国会有重要的表达。‘国地’（在今日沿用为国土）一词，同于西方的Territory，‘国权’（在今日沿用为主权）一词，同于西方的Sovereignty，‘国民’一词同于西方的People。合之足以代表民族主义观念之成熟。”15不错，正是在1895年以后，随着主权观念的成熟，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给自己的事物加上“国”的定位，除了“国地”、“国权”、“国民”外，清季还流行起所谓“国教”、“国学”、“国粹”、“国文”、“国语”、“国故”、“国乐”、“国画”、“国术”、“国剧”等等，当然还包括“国耻”之类16。毫无疑问，这里的“国”字，就是西文中的national。不仅如此，“国”与nation的对应，早在1895年之前。1887年1月，清廷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伦敦的《亚细亚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英语文章，题名是：''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国之睡与醒〉）；这篇名文后来又以中文版〈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17。英文本中共有十三处运用了nation(s)一词，译文均以“国”字与之对应，用以论述中国、他国及国际事物18。曾氏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注意，何启于1887年2月12日在香港的《德臣西字报》（The China Mail）发表反驳文章，题名''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A Reply to Marquis Tseng''19。胡礼垣当年就把何启的文章译成中文，两人联名发表〈曾论书后〉或曰〈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20。反驳文章从原文到译文，同样显示出“国”与nation的对应，如foreign nations →“外国”之类。正是nation（“国家”）一词，不但当时通行于西方，今天依然如此。

　　另外，查考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史书典籍，尤其是介绍外国政治史地的著述与译文，或是中国外交官和留学生的异域游记及杂感，“国”字比比皆是，“中国”只能是one of nations，或曰“世界之中国”21。当然，并不能说时人所用的“国”字都与nation相配，在许多地方单指country，但是与nation的“吻合”之处委实不胜枚举。假如说这种“吻合”纯是偶然，或曰那些不通西文的著者不可能知道nation一词，那么，我们不妨罗列几本外国人撰写或编译的著作：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着《外国史略》（1847年前钞本，《海国图志》引录此着凡60处），掉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编《地球图说》（1848年，1856年重版易名《地球说略》），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着《地理全志》（1853/45年），林乐知（Young J. Allen）着《中西关系略论》（1875/76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着《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1893年，又名《三十一国志要》），译作《泰西新史揽要》（1894年）等等22。就在这些名著中，“国”字甚是显眼。毋庸置疑，这些泰西来客是深谙nation之义的。而在《东西洋考》中，介绍各国概况时使用最多的也是“国”字。

　　十九世纪下半叶不少书名中有“万国”二字23，这是认识世界以后的自然结果：天外有天，国外有国。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出满300期以后，从301期开始，更名《万国公报》。提起“万国”，人们定然不会忘记1864年发表的丁韪良（W. A. P. Martin）译惠顿（Henry Wheaton）《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又名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万国公法》所论之事，正与nations有关，或曰international。如果我们将原文与译文对照，“国”与nation(s)之对应是很明显的。

　　当然，“国”字是无法兼顾现代西方语言中（特别是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中）nation之全部涵义的。而现代汉语“民族”概念的涵义，多半只包含nation概念中表达“族类”或“人民”的那部分内容；这也是“民族”一词最基本、最原始的涵义。那么，在“民族”概念真正确立或曰被广泛运用之前，汉语是如何表达这层意思的呢？

　　有人从中国古代典籍中种界群类的区别，认为“族类”当为“最早出现的民族意识”24。确实，“族类”是一个大概念。然而，中国古代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非我族类”之异族或夷族，不但“其心必异”，而且毫不对等。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只局限于中国版图与“四夷”地域，也就是在一个天下。然而，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至少慢慢了解到“红毛番”、“洋鬼子”属于“他民族”；没过多久，不得不承认中国只是“万国”之一。也就在那个时期，“族类”这个原本颇带种界血缘意味的概念，也被用来指称“他民族”。与“族类”等词相呼应，早已见之于中国古代史籍的“族”字，也从本国转向国际。（这“推陈出新”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传释：“族，类也。”不同类别的“族”，同样也见之于《东西洋考》：“土耳其族”、“蒙古族”、“以色列族”、“法兰西族”、“西洋族”25。当“族”字同国家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与现代意义上的nation概念已经相去不远了。

　　十九世纪最初介绍各国概况的文献中，与“国家民族”（state-nation）之观念最贴近的，也许当推“民”字。《东西洋考》便偶尔使用“国民”一词26，以及“欧罗巴民”、“法兰西民”、“俄罗斯民”、“西班雅民”27等等。如果我们将其译回英文，那将是European people，Frenchman之类，而这些概念都或多或少建立在nation的基础上。尤其在论述法国大革命及后来发展情形的时候28，从“民”到nation的联想便是很自然的了。

五　顺理成章的事

　　十九世纪中西全面接触以后，汉语在如何表达外国“新”事物的问题上也面临着一次挑战，这在中国人的泰西纪游中甚为明显。对一些抽象概念的译介更是困难，nation当在其中。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汉语在十九世纪对nation的表述是极为纷繁的，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方面源于汉语本身的特殊性亦即构词和组合的机动性；更由于汉语拥有的丰富遗产。既然nation是“三位一体”（芮逸夫），十九世纪在不同上下文中所使用的“国”、“族”、“民”及其相关词汇，应该说已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仅如此，以笔者之见，这种处理方法要比死板地用“民族”对译nation准确得多，其原因正在于“民族”涵盖不了现代意义上的nation概念。西方语言中一词多义极为频繁，我们肯定不能说中文无法表达；反之亦然。一般说来，哪一种语言里都可能存在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语言里没有你们这种说法。”但这并不一定妨碍我对“你们这种说法”的理解和表述。也就是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汇库，语言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要素，然而它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和地域渊源，也只有在这种实际关照中才能对之作出准确的诠释。此其一。

　　其二：西方“民族主义”概念是政治和学术用语中词义最广的概念之一；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才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次大战后的反殖民主义之民族独立运动则推进了“民族主义”的世界性比较研究。如何依据客观的、带普遍意义的特征来诠释nation概念，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探讨nation，绝对不是探讨自然法则。Nation是一个纯历史的、由文化决定的观察、诠解、归类之范畴，nation（民族／国家）源于不同的历史政治关联之中，其产生与发展，当初在许多社会和地域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走向。正因为如此，众说纷纭所带来的矛盾很难使这个概念获得明确的界定；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既有的不同定义也常常是游移不定，因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轮流坐庄”。难怪有人称民族主义研究为“术语密林”（''terminological jungle''29），探险迷路者不乏其人。现代民族主义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真正发展成普遍运动则在十九世纪。而1870年前，──再说得夸张些──1895年前，中国“没几个人”去过欧美；世界列强入侵中国，也肯定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民族主义。这样看来，nation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词，似乎也顺理成章。中国人没有选择“音译”，而是采用了字典中常见的一词多“译”：翻译的是nation概念下的三个分支概念，以表达nation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