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学论着规范的探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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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着的关注、介绍乃至，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着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 “”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着”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面：一，汉学论着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要求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二，由于这项工作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着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 Piao”为“彭彪”（第页，注），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着，赵刚，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倒数第行：“储同舒（音，Ch’u Tung-Tsu）《清代中国地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此处把“Ch’u Tung-Tsu”误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着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年）一书中第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注，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 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者仅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 Li Kung和Liang 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 Li Kung回国任教，而Liang 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 Li 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 Li 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查找Liang 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 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 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年）”。此处未的“Chung-fen 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者把“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年）页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南丛詈竽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出来，留待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时序・三?》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后以上?、中?、下?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preliminary address”作“疏意”，审读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汉语大辞典》第册，页）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注，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in the Hou-Han chi,a four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中作‘在记载公元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应作‘在《后汉纪》――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 principal palaces were arranged on a northsouth axis……”，原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 mentators”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着《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年）第、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年）。” 。“boxer”在此处不应直为“拳击手”，而是专指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 “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注“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xcursion in 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 “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H.Giles）把它成“An xcursion Below the Red 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为“An xcursion to the Scorched Cliff”，都使用“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xcursion in Sinology”一书或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和年由不同者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章第节，江苏版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 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章第节前者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 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商务版则：“倒是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商务版则：“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
再有，江苏版为：“王安石于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商务版则： “他（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世纪又被取消了。”（页）
把“城隍”为“城市之神”，“禁军”为“近卫军”，“地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悔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着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着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 M .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年）的蒲立本先生（dwin Gee Pulleyblank）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