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日文中译与转贩西学问题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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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文化植入方式之一，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整个近代西学东渐的历程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界线，可以划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甲午中日战争前，西学传播以西书中译为主；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注重日文中译，并逐渐形成西学传播以日文中译为主的局面。本文拟就清末民初西学传播与日文中译的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日文中译是西学传播的一种捷径

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利用西书中译传播西学，没有使清政府走上“中兴”之路。对前期西学传播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和检讨，以利于更好地使西学传播为我所用，成为甲午战后知识界关注的一个新问题。这时，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识到，在甲午战后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救亡图存、使国家强大，就必须选择符合新兴资产阶级斗争需要的新式西学加以汲取。于是，知识界以甲午战争前西学传播的失败为教训，借鉴近代日本成功汲取西学而强大的经验，确定了未来西学传播要学习和借鉴东邻日本传播西学的经验和成果、从日本转贩西学的新的模式。

日本从学习“兰学”开始，对西学进行了学习和模仿。早期在日本传播的近代西学被称为“兰学”。1720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此前，荷兰是和日本惟一有贸易关系的国家，西方文明的信息是由荷兰人传播而来的，所以把西洋学问一般称之为“兰学”。1774年，荷兰语版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被译成日文，标志着“兰学”在日本的形成。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学家们对西学的认识和传播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明治时代，以横井小楠、桥本佐内为代表的洋学家们，在思想上主张“以夷之术防夷”、“东洋道德西洋艺”，在传播西学方面注重翻译技艺方面的西书。至19世纪20-30年代，以家西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原则。在此思想原则的影响下，近代西学的传播开始注重适应日本国情和时务的时政方面西书，成功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连西方的生活文化，都成功地服务于自己的近代化建设需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近代化经营，日本终于成为亚洲强国，并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胜了腐败的清政府。

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对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心理上震动最大。早在戊戌维新前夕，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的这一思想群体已经明确意识到并提出了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的经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目光转向日本也是比较现实的。因为中国人本来就对西文比较陌生，要人人都学习西文是不可能的，而如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西书、西文在19世纪末通行世界的说法也是不切实际的。而要等到中国人学好西文之后，再去翻译西书接受西学，又是与急于为变法维新服务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宗旨不相适应的。时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找到一种传播西学的捷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翻译的西学书籍多不是切合时务的图书，康有为论述上海制造局及天津、福建、广州所译西书，“其途至难，成书至少；既无通学以主持之，皆译农、工、兵至旧非要之书，不足以发人士之通识也。徒费岁月，糜巨款而已”[2]。与日本进行对比，日本原来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它能够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在于它早变法、早一步学习西方政治、工艺、文学等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强。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亦亟变法，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速倍过于日本也”[2]。因此，以日本学习的态度，借鉴它汲取西学翻译西书的成功之处，提倡日文中译，不仅可使落后的中国免去直接接触西文书籍的繁琐，节省了对西书筛选的手续，而且还可加快传播西学的速度。就连清政府官僚张之洞也在其《劝学篇》中指出：“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在《劝学篇》中亦大力提倡东书之益：“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可见，甲午中日战争后不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清政府官僚，都认识到取经东洋、翻译西书是一种省工省时省费的捷径。

二、日文中译的便利条件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凭着便利的地理条件，历史上就有频繁的文化交流。近代取经东洋、转贩西学，也同样有诸多有利的条件。

从语言学习方面来看，中日同文同种，为日文中译提供了良好的语言条件。从日本语发展历史本身来考察，在明治、大正年间，日本语当中用汉字比现代日本语要多。在一些近代中日关系文献中，甚至有的书本有整段的汉语原文。如康有为称“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2]，似不为过。既然同文，那么中国人学习日文就比较容易。据说，梁启超初次去日本是利用途中时间修通日语，缘于此有人还创立了“一盏灯日语”。其实这是被夸张的结果。中日语虽同文，但是作为一门外语要学好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梁启超也认为：学习日本文，数月可以小成。但是，“东语虽较易于西语，然亦非居其地，接其人以岁余之功细之不能。”就是以简便速成之法，仅仅以求其书，“则慧者一旬，鲁者二月”。[3](P93)然而对于日文中译而言，则不仅仅要能读其书，而且要能通其学。梁启超认为治东学者，如果中国文学已经深通，则有一年之功，就可以尽读日本书而没有隔阂。比较日文和西文，欲读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等书并且一一诠解，最快也得五、六年的功夫。如果从智力未开的幼童算起，“循小学校一定之学级以上进，则尤非十余年不可”。[3](P93)语言学习时间长，翻译西学书籍的速度就慢。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4]可见他们所主张的学东文译日文书，相对于学西文译西书传播西学来讲，重要的一点在于追求一个“速”字，这也是日文中译的特点之一。

提倡日文中译，重要的莫过于要有翻译人才。为解决中国翻译人才缺乏的矛盾，必须重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国内培养和赴日留学是其两个基本途径。

在国内培养翻译人才问题上，康有为思想比较敏锐，他主张在中国设立译书局，妙选通人主持，收罗培养有志之士。但是根据中国国情，中国人的功名思想比较重，怎样利用这一点呢？康有为指出：“中国人多，最重科第，退以荣于乡，进仕于朝，其额至窄，其得至难也。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仅以策论取之，亦奚益哉。臣愚请下令，士人能译日本书者，皆大赉之，若童生译日本书一种、五万字以上者，若视其学论通者，给附生。附生增生译日本书三万字以上试论通，皆给廪生。廪生则给贡生。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举人给进士。进士给翰林。庶官皆进一秩。应译之书，月由京师译书局分科布告书目，以省重复。”虽然鼓励激发科举之士学习日文、翻译日本书，是康有为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思维模式，但是对培养翻译人才来讲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则“以吾国百万之童生、二十万之诸生、一万之举人、数千之散僚，必皆竭力从事于译日本书矣。若此，则不费国帑，而日本群书可二、三年而毕译于中国”。[2]结果必然是日本化的西学尽为我国所掌握。戊戌维新前后，日本人利用中国人倾心西学、学习日文的急迫心情，先后在中国开办了多所学校，如1898年的杭州日文学堂、1899年的天津东文学堂、1901年的北京东文学社、1900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1900年5月成立南京同文书院，同年8月迁往上海并改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这些学校除了教授日语外，还开设其他课程。这些学校确实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日语人才。

在国内大量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时，又广泛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中国首批留日学生赴日，开始了近代中国对日留学的历史。中国近代日本留学史在1901年至1906年间形成一个高潮，五、六年间留日学生达一万多人。[5]在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为这一时期日文中译书籍的出版奠定了人才基础。如：戢翼晕、杨荫杭、杨廷栋、吴振麟、章宗祥、周祖培、章太炎等人都是通过游学日本而成为优秀的翻译家。戢翼晕译巳小二郎的《万国公法比较》、杨荫杭翻译的《物竞论》、章太炎翻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等译本在当时中国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书籍的翻译还不能代表完全接受了西学，特别是“物质之学”是不可能靠译书所掌握的。考察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人才观，几乎都主张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都认为日本距中国近，路近费省文同，因而鼓励中国人自费留学，国家也可以相应减少官费数目。政府派遣留学生应多选择欧美各国，原因是欧美昌盛在于物质之学，不是可以译书得到的。可见，当时鼓励赴日留学旨在培养日文中译的速成人才和通过日文翻译西学，这也是对日留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日文中译转贩西学的成就

传统西学以语言文字为门径，但不以语言文字为极功。甲午中日战争以前的中译西书中，1890年出版、王韬译辑的《（重订）法国志略》和林廷玉翻译日本井上圆了着《欧美各国政教日记》，为国内最早通过日文著作传播西学的两本汉文译作。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学界以日文为捷径，日文中译提倡于前，汉译日书出版于后，广泛传播西学。在甲午中日战争至戊戌变法之间的四、五年时间里，通过提倡学习日文、日文中译思想的酝酿，日文中译作品进入初步出版发行时期。1895年上海读有用书斋翻印出版了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这是甲午战争后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日文中译作品。1896年，湖南新学书局又翻译出版了冈千仞和河野通之的《翻译米利坚志》。在戊戌变法时期及20世纪初，日文新书新作被大量出版发行。诸宗元、顾燮光1904年《译书经眼录序例》中描写道：“日本之译本，遂充斥于市，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寝成风尚。”[6](P95)日文中译新书新作“充斥于市”，人人争相购而读之，使西学传播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和西文中译相比，为什么日文中译作品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日文中译新作其内容比较符合时代潮流、符合读者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变法维新，急切需要传播西学以唤起民智。至于西学之精华，“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日文即可博览西文书籍”[7](P53)。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认识到，通过翻译日文来传播西学完全能够满足社会对西学的需求。梁启超等人“联合同志”，于1897年创设上海大同译书局，作为维新派的翻译机构，主要翻译日文作品，不久就出版了《俄土战纪》、《意大利兴国侠士传》、《瑞士变政记》等十多部译作。1897年，梁启超还设立了译书公会，同年就翻译有十多册西学新书。作为维新派文化出版事业机构之一的广智书局，在其创立一年内（1901年）所译印的书籍主要有：

类别　　　　　　　　　　原作者　　　　　　　　　译书

　　　　　　　　　（日）市岛谦洁　　　　　　　政治原论

　　　　　　　　　（日）小野梓　　　　　　　　国宪泛论

　　　　　　　　　（日）松平康国　　　　　　　英国宪法史

政治类　　　　　　（日）峙地六三郎　　　　　　东西将来大势论

　　　　　　　　　（日）伯伦知理　　　　　　　国家学纲要

　　　　　　　　　（日）灵绶　　　　　　　　　19世纪世界之政治

　　　　　　　　　（日）有贺长雄　　　　　　　社会进化论

社会类　　　　　　（日）岸本能武太　　　　　　群学

财政类　　　　　　（日）小林丑三郎　　　　　　欧洲财政史

　　　　　　　　　（日）铃木喜一郎　　　　　　法学通论

法律类　　　　　　（日）小河滋次郎　　　　　　监狱学

　　　　　　　　　　　　不详　　　　　　　　　国际公法志

　　　　　　　　　（日）柴四郎　　　　　　　　埃及近世史

　　　　　　　　　（日）松平康国　　　　　　　世界近世史

历史类　　　　　　（日）山本利喜雄　　　　　　俄罗斯史

　　　　　　　　　（美）威尔逊　　　　　　　　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