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屈原的人格意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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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屈原；人格意识；忧患意识；死亡意识
论文摘要：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格意识。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从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圣贤意识、历史意识等思想意识可以明显地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战国“士”文化精神以及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生成影响颇深。屈原忧国、忧民、忧己的深厚的忧患意识以及他受孔、孟、庄生死观的影响同时又有所超越而做出的对死亡的坚定选择是其人格精神的重要体现。
0引言
屈原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除了其作品具有“惊采绝艳”的艺术魅力之外，还在于他那可以“与日月争光”的人格魅力。综观屈原作品，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诗人在作品中反复表明的是，面对楚国黑暗的现实，自己将不改初衷，坚持高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这表现出诗人强烈的人格意识。也许正因为如此，自汉以来，对于屈原人格的研究成为屈学的一大焦点。刘安、司马迁、班固、朱熹、黄文焕、王夫之等古代学者，虽然没有使用“人格”一词来评论屈原，但他们在忠君爱国的道德伦理层面对屈原的性格、气质、品行、能力等所作的高度评价对后世学者在屈原人格方面的研究影响颇深。自1906年王国维先生第一次将西方心理学“人格”概念导入屈原研究以来，现当代学者们多踵武王氏，以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屈原人格作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和宏观审视。本文拟在探讨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文化渊源、背景的基础上对屈原的忧患意识、死亡意识作较为细致深入的剖析，以期对屈原人格境界有更为清晰透彻的理解。
1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文化渊源和背景
1．1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影响
南方的楚民族与北方中原的华夏民族原本同根共祖，文化亦同源。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的交流最早始于夏商时代，可谓源远流长。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最为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一方面，“先楚民族是一个具有较强的追求意识、英雄意识和悲剧意识的民族，他们似乎从不甘于现状，有着百折不挠、至死也不放弃斗争的精神，并且甘心情愿将生命献祭于一种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屈原的人格、精神正是在楚民族这种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培植起来的；另一方面，屈原人格精神的形成与完善同时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文化精神的影响。我们从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意识便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
1．1．1强烈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包括对自己心理倾向、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的认识与评价。屈原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人。在《离骚》中诗人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表明他坚信自己有天地神灵所赋予的“内美”；在此基础上，诗人表示要不断加强修养，保持高洁：“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是诗人对自我才能、品质的高度自信；《怀沙》中诗人说自己“怀质抱情，独无匹兮”，表明诗人坚信并认定自己有着“党人”所没有的峻洁美质；为了树立“修名”，实现“美政”，诗人表示要不懈追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表明诗人在自信自我品质与人格的同时已把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融人了现实社会，从而使得这种自我意识因蕴含了社会价值而显得异常崇高伟大。诗人对自己出众的才华和光辉峻洁人格的自信，一方面铸就了他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另一方面，这种自信也铸就了诗人“独立不迁”“九死不悔”的个性与人格。汉代班固否定屈原高扬个性的精神，认为屈原是“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实际上，班固的这种否定正好从反面肯定了屈原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
1．1．2强烈的独立意识
屈原强烈的独立意识仅从诗人在作品中对超时空的梦幻式神游的描写以及描绘这种神游的奇特的艺术思维方式――神话思维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以及“朝发韧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的梦幻式的奇异壮丽的神游；《惜诵》中写登天游历，请厉神占卜，向厉神倾诉，与先贤沟通；《远游》描绘神奇脱俗、宏伟壮阔的远游梦想以抒写诗人内心奔涌翻腾的复杂情感。作品中超时空的梦幻式神游其实都是诗人独立意识在作品中的艺术显现。屈原独立意识的的产生及其表现方式的运用，其源起在于：第一，道家“逍遥”思想的影响。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把“道”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根本，他们认为“道”是一个超越现实与时空的无形实体，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所以它能摆脱所有束缚而获得自由与独立。由于庄子的“逍遥”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于是便有了楚人对神仙以及仙游的向往与追求。屈原与庄子同时稍后，楚人的这种独立自由意识难免会对屈原的思想意识产生一定影响。第二，楚地巫文化的影响。楚地巫风盛行，巫文化氛围浓郁。深受楚地巫文化熏陶的诗人逢时逢地而“降”，却又不期遭遇怨愤痛苦悲怆而又无人可诉无处可诉，于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便运用这种幻化的神话思维方式来抒写心中久郁欲泻的汹涌情绪。正如赵辉先生所言：“诗人抒发这种情感并不是通过人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行为方式的描述，而是赋予抒情主人公以神性、仙性，通过他与人神交往所表现出来的与诸神的矛盾关系，来展示这位抒情主人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抒发作者的现实生活情感。
1．1．3强烈的圣贤意识
《天问》是屈原放逐中的作品。作品中的诸多设问中，既有对于历史兴衰成败原因的探索，也有对人的本质和生命价值的思考，既有对历代许多帝王成败的设问，也有对历代许多圣贤祸福的思索。如“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汤官，尊食宗绪”问的是伊尹为汤臣竭忠尽智死后仍受优待的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问的是圣贤品德相同何以结局有异。可以看出，诗人思考的对象绝大多数是中原各朝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这说明屈原对社会历史、人生价值的探索是在中原文化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他的人生价值观和人格精神是与他对中原历史文化的思索相伴而形成的。《离骚》《九章》等作品也体现出诗人的圣贤意识：“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尧、舜、汤、禹以及傅说、吕望等都是中原人民心中的圣贤楷模，深受儒家的推崇。屈原在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中深受他们的鼓舞与激励，把他们的人格当作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格。
1．1．4强烈的历史意识
在中原民族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对鬼神的狂热崇拜，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兼并斗争激烈，尽管中原民族还保留着许多巫术礼仪，但绝大部分人尤其是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如墨子、苟子等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是人而不是鬼神在主宰人类，他们出于对现实的关注而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与现实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历史，他们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意识。而南方的楚国因巫风炽热，其历史意识、历史价值观在楚文化中的体现比中原文化相对滞后。在楚国，屈原是真正吸纳中原文化中的历史意识，对历史作出客观审视和理性思辨的思想家、政治家。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充分体现。如，《天问》“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以“问”的形式表达了诗人对夏、商、周三代以及先楚历史盛衰的思考，对众多历史人物命运的思考，并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流露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它“是一首咏史性质的的作品”，“是一首‘述往事，思来者’的咏史诗”，又如，在《离骚》中诗人反复表明自己要“法夫前修”，以前代圣贤作为自己的楷模，并借对女委的回答备举历代兴亡之人事，极言后羿、寒浞、过浇之荒淫，夏禹、商汤、文王、武王之贤能，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美政”理想。
1．2战国“士”文化精神对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影响
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礼崩乐坏”以及私学的出现，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在各阶级、阶层的分化集结过程中逐步派生出了一个阵容庞大、成份复杂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兴阶层一一“士”阶层。其中的“士”人大都出身卑微，如自称“贱人”的墨子，自述“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的孔子，以及“穷巷掘门卷枢之士”苏秦，还有庄子、张仪、申不害等，几乎均属于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也许正是他们“无恒产”的困顿处境激励着他们奋发进取、自立自强，培养了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凭借自己的专长，或游说人主，取得卿相之尊，或著书立说，成就一家之言。屈原生活在这样一个“士”文化氛围如此浓厚的时代，“士”人那种“尚志重道”的精神对他人格的形成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从屈原作品中所展示的“自我”形象可以看到战国“士”人的精神在屈原身上的体现：第一，屈原和战国“士”人一样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实现自我的进取精神。他满怀强烈的政治激情，对自己的“内美”“修能”高度自信，为实现“美政”理想执着进取，九死不悔。这与战国“士”人的精神一脉相承。第二，屈原有着誓死捍卫人格尊严，宁死也不屈从的峻洁操守。屈原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不与“党人”调和妥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这正是孟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坚贞操守在屈原身上的体现。可见，屈原在思想上深受到战国“士”文化精神的感召并形成了其刚强自信、九死不悔的人格节操。第三，在死亡观上，屈原深受孔子、孟子、庄子的影响。首先，孔、孟的死亡观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仁”和“义”的追求上。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仁”“义”的境界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为达到这种最高境界而导致的死亡，其意义价值深远重大。诗人在作品中对暴君摧残圣贤生命的强烈斥责，对古圣先贤以死殉节的充分肯定，对自己以死殉节的坚定选择，对为国捐躯的死难将士的热情礼赞，以及对于孔、孟所推崇的唐尧、虞舜、商汤、夏禹、周文王、周公等明主贤臣的高度赞赏，这些都显示出，孔、孟的生死观在屈原的内心深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次，对于人的生死，庄子一方面倡导以达观淡泊的态度看待生死，主张不悦生，不恶死；另一方面，庄子又主张“齐死生”，重视在精神上超脱生死，追求所谓“逍遥游”，从而达到生死永恒的境界。屈原采用梦幻神游的方式超越死亡，这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内质。
1．3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熏陶和培养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在商代就已基本确立，周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强化。宗法制实际上是当时人们家族观念强化的产物，而家族观念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可以说，先秦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都是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宗法制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从而导致中原民族浓厚的家族、宗法观念。由于中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原本也有尊祖意识和家族观念的楚民族在中原民族宗法制的影响下，其宗法观念也逐步形成，只是不如中原民族强烈。据史书记载，楚受封建国是在周成王时，“楚之先祖出自颛项高阳”，“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屈原从血统、世系上看是“楚之同姓”，属楚公族。屈原年轻时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并深受怀王信任，这除了诗人本身所具有的出众的德才之外，与他“楚之同姓”的贵族身份是分不开的。屈原也曾任楚国“三间大夫”，其位虽闲散，可楚王让他负责管理昭、屈、景三大王族并教育王族子弟，“三间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这也说明了楚王对屈原贵族地位的认可。基于自己这种较为显赫的贵族地位，屈原在《离骚》篇首就宣称自己与楚王是同姓贵族，但诗人的目的不在于炫耀自己血统的高贵，而在于表明自己与楚国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很显然，这是屈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对楚国兴衰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诗人才会有对黑暗现实的痛心疾首：“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才会表现出“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恐祸殃之有再”(《惜往日》)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
2屈原人格意识的重要体现
屈原作品中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人格意识，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忠君爱国、美政理想、忧国忧民、以死殉国等都是屈原人格精神的重要内涵。对此，学界多有述论。因篇融所限，这里只就屈原忧患意识、死亡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作较为深入、透彻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