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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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不在这一已经被日渐抽象的“民间”概念中讨论问题，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之为“革命政治”和“游民文化”之间的某种复杂的纠葛（82）。一方面，中国的革命政治始终没有放弃过将“游民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动员谱系之中的企图，而另一方面也同样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一“游民文化”的改造目的。这一改造既延续了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愿望，也包含了现代社会的组织目的，因此，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也因此，当它企图将“游民文化”纳入自己动员谱系之中的时候，必然会因此展现这一“游民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当它同时力图改造这一“游民文化”的时候，也同样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一改造暗合了“读者”对“土匪”的恐惧和拒绝，这一恐惧和拒绝同时也潜意识地构成了另外一种阅读期待。这一期待是双重的，即充满兴趣，也包含拒绝。这一双重的阅读期待恰恰构成了传统的公案或侠义小说的叙述策略。因此，对“游民文化”的这一矛盾态度，表征出的，恰恰是“民间”在这一问题上的暧昧心理，这一心理，同时构成了阅读者自身的潜在文本。
重新阅读这一类小说，我们会发现这一“改造”是极具叙述策略的。这一叙述策略的特征在于，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始终处于同一种文化或者阅读期待的控制之中，比如说，《苦菜花》中有于得海和柳八爷比武一节，这一细节也同样出现在其他的小说之中，比如《红旗谱》中张嘉庆和芝儿的比枪。这一叙述策略非常接近于传统的公案小说，比如《三侠五义》中南侠展昭和“五鼠”的比武，等等。这样一种叙述，显然使得改造者极易进入阅读者的期待视野，而且，由于改造者拥有比被改造者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因此改造本身也就具有了自身的合法性。
但是，这样一种叙述的危险性则在于，改造本身有可能为被改造者的文化所控制，从而无法传递出改造的全部的政治意义乃至目的所在。因此，对“革命通俗文学”的颠覆首先即是对改造者的形象的重新解释，这就是《红旗谱》中“贾老师”的形象意义所在。贾湘农的意义在于，他既不同于《苦菜花》中的于得海，也有别于《吕梁英雄传》里的老武，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完全不在被改造者的文化系统之中，也就是说，“贾老师”的力量不仅来自于某种理论，更重要的，他本身就是“现代”的。因此，他不仅是改造者，同时也是“召唤”者。而经此“召唤”，被改造者本身必将经历一种“成长”的过程。也因此，张嘉庆、李霜泗等人会被压抑成为小说的次要人物或者次要故事。而“通俗文学”也会就此被“成长小说”重新替代。事实上，《红旗谱》的改造／被改造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叙述模式，包括后来的京剧《杜鹃山》中，草莽英雄雷刚要“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
显然，围绕“土匪”这一意像的叙述，恰恰可以昭示出各种力量的搏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和“市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导致当代文学重新寻找一种“通俗”的叙述方式。这一“通俗”即是一种叙述方式，也是某种传统的再度复活。但是，对这一“通俗”的改造，在当代文学中也从未停止，因此，在所谓“革命通俗文学”中，“革命”和“通俗”既相互利用，同时也一直处在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的状态之中。当“通俗”压倒“革命”，“旧小说”的趣味常会不经意的流出，典型即如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等等。而“革命”压到“通俗”则必然要求另一种小说叙述模式的出现，《红旗谱》的诞生正是当代文学重归“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征兆，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回归彻底摒弃了“通俗”，相反，“通俗”的痕迹已然无法抹去，这也是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有所差异的痕迹之一。
四、为何或者怎样重述革命历史
所谓“革命通俗文学”，在其叙事题材上，大都是在重述革命历史，因此，在“讲史”的意义上，黄子平则以“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替代了“革命通俗文学”的提法（83）。当然，这一概念的外延要更为宽广，许多无法被纳入“革命通俗文学”的作品，比如《红旗谱》，却在黄子平的概念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我的兴趣显然在于，为何在1949年之后，“重述革命历史”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潮流。这一创作不仅表现在小说领域，同时更有“革命回忆录”这一叙事形态的出现。而这一叙事形态的出现，也正意味着国家政治的高度重视乃至直接介入。在众多的“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影响最大也是较早进行的，当属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5月开始陆续出版的《红旗飘飘》丛刊。《红旗飘飘》的出版，不仅仅是因为“熟悉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的作者，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写作。同时，写一部较完整的某些英雄人物的传记小说或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红旗飘飘》“这个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所刊载的文章，有长有短，体裁不限。有传记，也有小说，有回忆录，也有一般的记叙文”。更重要的，是它及时地满足了国家政治的需要，1957年5月15日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一辑的“编者的话”中，就及时引述了《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社论：“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战斗”。这一对“革命历史”的政治性描述，事实上奠定了“革命历史”作为“正史”的撰写标准。而《红旗飘飘》的编辑者，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历史书写的重要性以及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并不是很熟悉的。因此，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
在“革命”的前面加上“中国”或者“人民”的定语，显然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修辞结果。在这一修辞中，阶级的利益被转喻为人民的利益，革命战争也同时被转喻为国家的战争，同时带有正义／非正义的民族性质，并藉此传递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的结构要求。这一要求的全部的修辞秘密，已经蕴含在毛泽东1948年9月30日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亲自撰写的碑文中：“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86）。在这样一种有关“时间”的叙述中，中国革命的历史既非三年，也非三十年，而是整整一百年，一百年的历史，恰恰是中国的现代的历史。因此，在这一“时间”的历史叙述中，不仅阶级、人民、民族和国家被有效地整合在一起，而且由此引发的“革命”也被证明是“现代”的。更为重要的，“革命”而催生出来的“新中国”的普遍意义也正是经由这样一种历史的叙述而被有效地建构起来。这一普遍意义不仅保证了权力从历史叙述中所获得的合法性，而且，它还保证了这一“新中国”不仅是“革命”的，也是“民族”的，而且，还是“历史”的。这一修辞并非仅仅只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权益之计，相反，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想像，也仍然顽强地保留了民族主义的成分。事实上，在所有“革命历史”的重述中，数量最多也是影响最广的，仍然是有关“抗日战争”的小说。显然，这和“读者”有关。
但是，这一历史叙述，并非仅仅只是为了再现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都必须重新讲述或者结构自己的“神话”，这一神话既包含了一种起源性的叙事（这一叙事提供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同时，这一神话还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寓言，或者一种深刻的国家精神乃至民族真理的象征。
按照詹姆斯・O・罗伯特对神话的极为宽泛的理解，神话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在这一记忆里，包含着这个民族的“很多真理”。这些记忆不仅散落在一个国家的人名、地名、事件名称和制度名称，更重要的，还贮存于自己讲述的故事之中――诗作和史剧、演说和广播、演出和电影、笑话和讣告之中。显然，神话构成了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包含着信仰和信念，而借助于神话这一“故事”形式以及它所提供的某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得这一民族的成员有可能克服现实所形成的各种障碍以及各种紧张关系（87）。
在我看来，詹姆斯・O・罗伯特基于美国经验作出的“神话”描述，更接近于某种“现代神话”。这一“现代神话”既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或者历史无意识之中，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国家政治或者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意识的介入。“现代神话”的这一双重特质，同时昭示出的，恰恰是现代民族国家对于“民族”的多种想像性的要求。一方面，这一民族必须是政治的，或者说是一个“政治民族”，由此才能构成一个“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这一民族同时还必须是历史的，或者说是一个“文化民族”，因此，必须在想像中重新激活这一民族的历史记忆，从而获得一种历史或者文化的民族身份。显然，这一“现代神话”的生产过程，实际上也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必须的“故事”的讲述。只有在这样一种“故事”的讲述中，才能再现“我”或者“我们”的现代的历史。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革命历史”显然具备了生产这一“现代神话”的各项基本要素，也因此，重述“革命历史”正是为了重新创造一个“现代神话”，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革命历史”不仅被浪漫化、寓言化，而且也被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这一“神话”不仅是现代的，也是“国家”的，或者说，就是一种“国家神话”。在这一“神话”中，表现了某种民族“真理”，或者“国家”真理。而在这一“神话”的叙述过程中，不仅国家权力从中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依据，同时，它也有效地重新结构了一个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显然，这一“神话”的现代的意识形态涵义，包括它对制度的现代性想像，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结构一个“政治民族”，即使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叙事作品中，也程度不等地留下了这一叙事痕迹，比如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等等。而所谓的“政治民族”恰恰是“现代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时，这一“革命历史”的“神话”叙述中，由于有效地吸纳了“传统”的某些文化元素，又使得这一“政治民族”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民族”，也就是说，这一“民族”因为这样一种叙述，同时保证了自己的历史的合法性。需要指出的，这一“革命历史”的讲述，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汉族，它同时还囊括了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故事”，比如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而且少数民族的某些“历史故事”也被有效地纳入“革命”的神话谱系之中，比如内蒙民族的“嘎达梅林”的故事。显然，在这一“革命历史”的重述过程中，“中华民族”被得以有效地建构，这一“神话”同时就昭示着一种国族“真理”，这一“真理”不仅企图重新结构一个现代的政治／文化民族，同时还在努力影响这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并使之成为他们克服障碍的重要的理论乃至情感依据。
显然，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围绕男女英雄展开的叙事过程。在这些“革命通俗文学”或者“革命历史小说”中，我们都会看到，所有的故事不仅围绕“英雄”展开，同时，塑造“英雄”也成为叙事首要关注的问题。这样一些“英雄”或者说“历史英雄”的出现，使得“革命历史”形象化，也同时典型化，而更重要的，使得历史文学符号化，符号化的历史显然更容易承担民族“真理”的隐喻作用。这一“英雄”系列的产生，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阅读消费，以满足阅读者某种对“新异领域”的非非式的传奇性想像，更重要的，它有可能承担一个新时代的民族“真理”。如果我们将1949-1966年的中国视之为一个工业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工业化痕迹普遍刻在了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那么，所谓的工业化时代，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是需要也是大量生产“英雄”的时代（即所谓“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88）。所以，“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是为了“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这一所谓“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显然包含了现代化，也是工业化的国家诉求。而我以为的是，当代中国诸多的文化想像都与这一工业化的时代特质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也可以说，当代中国的诸多的问题也与这一工业化的时代特质的想像有着不同侧面的联系。
但是，在“重述革命历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一“现代神话”，还具有另外一种，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叙事功能，这一功能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的存在的意义。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尤其是这一论述进入中国历史语境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不同的争议，但是，他有关现代民族国家和个人“重生”问题的讨论，仍然有助于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讨论空间――“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而在这样一种需求中，“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合于完成这个使命”,包括“暗示不朽的可能”。事实上，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表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而在中国的当代历史的语境中，国家、革命和人民常常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因此，“为了……”这样一个含有浓重的目的论色彩的现代句式，之所以能够风靡整个中国大陆，恰恰是由于隐藏在其背后的有关个人“死亡”和“重生”的意义论辩以及明确的伦理回答。当然，这一“死亡”决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的物理意义上，它还包括个人现实利益的有意压抑和暂时舍弃。所以，《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社论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战斗”。这一对“革命历史”的政治性描述，同时也是一种伦理性的描述，更是一种有关“死亡”和“重生”的存在意义的描述。这一“死亡”和“重生”通过“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物的形式被有效地叙述出来，同时，也通过各种“故事”的讲述，再现了这一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意义所在。比如，在孙景瑞的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中，就有这样的细节描述：一个名叫“大门岛”的岛屿，由于地处海防前线，而受到整个国家的关注，从而不断地收到“祖国人民从各地寄来的慰问信和慰问品”。在这些慰问品中，有一架“制作得十分精巧的铁壳收音机”。通过这架收音机，不仅把“大门岛”和“国营先锋钢铁厂”联系在一起，也把“大门岛”和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空间的联系，恰恰成为个人和国家的一种深刻的隐喻，而在这样一种隐喻中，个人也同时获得了“死亡”和“重生”的意义，恰如小说中的连队指导员徐文烈所说：“我们虽然守卫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但是，我们绝不是孤立的，在我们背后，有着六亿人民的伟大力量啊”。这样的细节或者叙述方式在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比如在《红岩》的“绣红旗”一节中，我们就能读到相似的文学修辞。我想，它同时似乎也能促使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在这一阶段的小说中，“孤独”这个概念因为什么而被有意压抑，这一压抑的背后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国族想像的叙事力量？但是，在当时，国家政治的确意识到了这一“死亡”和“重生”的重要意义，因此，“英雄”也逐渐从“历史”走向“现实”。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青年英雄的故事》的续编，这本书收集了十一个“现实英雄”，而在罗瑞卿看来，这些“现实英雄”：“同过去战争年代涌现出来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都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尽管“青年英雄们已经死去了。这当然使我们十分难过，因为这是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但是，他们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屹立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共产主义风格，处处值得我们学习”。“死亡”和“重生”的意义被再度激活，而这一次激活，仍然有着“国家、革命和人民”的因素：“让那些帝国主义老爷们做‘白日梦’去吧！让他们施放什么‘糖衣炮弹’、玩弄什么‘和平演变’的把戏吧！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绝不是帝国主义、反对派、现代修正主义等一切牛鬼蛇神‘演变’掉中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和世界革命青年一起，把一切腐朽、反动的家伙们，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从地球上铲除掉”（91）。
显然，“革命通俗文学”成为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最早的首选形式，这一形式的选择，既因为“群众”的政治性的制约，这一制约要求一种“通俗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完成革命对底层民众的动员；同时，也受制于市场和读者的存在，这一存在需要一种“传奇性”的故事形式，从而满足一种阅读消费。
但是，在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过程中，“革命通俗文学”很快就表示出它与国家政治或者说国家现代性的某种不甚适应乃至不甚契合之处。比如说，附着于这些小说“通俗”的形式之上的各种传统意味，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塑造出一些“单枪匹马”的英雄，正是在这些英雄身上，阅读者体验到古代“游侠”的某种形象复活，这也正是“革命通俗文学”能够迅速占领阅读市场的因素之一。但是，对于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的历史语境来说，仅仅依靠这种“古代游侠”，还不可能完全叙述出它所真正需要的“现代神话”――这一点，并不完全相同于由“西部牛仔”式的“英雄”构筑而成的美国“现代神话”。不仅，这种“英雄”可能激活某种“个人主义”（通常被表述为“个人英雄主义”），因此有可能阻碍“集体主义”的话语实践。这一“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话语冲突，尽管在“革命通俗文学”的叙事内部已经引起警觉，因此，通常会在这些“英雄”之上，设置一个“理性”的“领导者”，以确保这些“英雄”行事的“政治正确”，比如，《铁道游击队》中的政委李正，或者《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再或者《小城春秋》里的吴坚。但是，这些“领导者”的存在，更多的只是一种对“草莽英雄”的“约束”，而尚不完全具备后来《红旗谱》中贾湘农那种强大的政治引导和教育的叙事功能。因此，小说中的“草莽”气常常有可能突破这一政治的“约束”，而成为一种主导性的阅读消费。李扬在讨论《林海雪原》的时候，曾经引述了当时的一位批评者的意见，这一意见为我们再现了“个人”与“集体”之间话语冲突的历史图景：“应该看到，对《林海雪原》这类书籍最热心的读者是青少年（电影也是如此）。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新奇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书中的一些缺点（如过分突出地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把一个原为党领导的、依靠集体的力量得以成功的事件描绘成为少数个人的功绩，把一个广大群众参加的斗争描写为孤军深入），也会与那些‘新的精神、新的内容’一起，借助于其艺术性把一种与时代精神不相称的个人英雄主义灌注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缺点的部分对有些读者，也会具有一时的‘感人的力量的’，可是它们绝不是什么‘新的精神、新的内容’”（92）。今天看来，这一“批评”当然显得粗暴和教条，但问题是，这一粗暴和教条的批评却明显来自于某种现代性的支持。这一现代性不仅来自于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根植于一个工业化的社会组织形态。因为，只有在一个大工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以大工业为自己目的诉求的社会，才会对“组织”有着如此强烈的要求。因此，所谓的“集体主义”的话语实践，我们除了看到的它的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背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它的现代的也是工业化的社会涵义。
当然，问题还不仅限于此，“传奇”所要致力于打开的是一个“新异”的领域，这一领域同时因为某种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而被形式化。这一形式化的“新异”领域一方面满足了阅读者的消费需要，同时也在这一阅读中完成想像和自我认同。可是，另一方面，它却可能导致“凡”与“奇”的再度分野。因为这一阅读而形成的想像和自我认同，也有可能导致某种“个人英雄主义”，而且，它极有可能将“革命历史”狭窄化，或者说，仅仅将这一“革命历史”归之于某种“少数人”的事业。因此，如何使这一“革命历史”的重述日常生活化，或者说，让“凡”与“奇”重新合一，才是当代文学需要真正思考的问题。而只有这一日常生活化的历史，才可能真正表现出某种“民族真理”，从而生产出一种巨大的对人民的“动员”和“召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