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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五行》天道思想初探讨(一)

详细内容

(一)

楚简《五行》言天道处有三,分别为:
1.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第4-5简)
2.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第19-20简)
3.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第26-27简)

言“天”之处亦有三,包括:
1.文〔王在上,于昭〕于天。(第29-30简)
2.几而知之,天也。(第48简)
3.大施诸其人,天也。(第48简)
而言“上帝”处则一,是:
上帝贤汝,毋贰尔心。(第48简)
  下面,我们就从言“上帝”一面的话入题。〔1〕
  
《周易》中的“帝”,是天帝一神观。〔2〕而出现在《诗经》中的上帝、上天、天、帝,名称虽不一样,但很多时都是异名同实,不离一神。〔3〕
   而孔子于“知天命”后,他心目中的“天”,除了是至高无上,有意志,具主宰大能的人格神外,还讲“恒其德”的修为(按:笔者尝谓《周易》“恒其德”的思想是表的“中正”义。而本文又认为,这二者的结合,在竹简《五行》就正是透过“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以表。然则何以“恒其德”一辞不是于六二或九五爻出现,而竟在表中而不正的六五爻?其实这正是文王写作“《周易》祖本”其系辞的一种精微奥妙处。《艮卦.六五.小象》的有说“以中正也”就是明证。有关之问题,于下一篇的《再探》将会深入讨论)。下面先来看一则可窥察“恒其德”思要的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虽然孔子谈说论道之言不乏首尾相应的辞例,〔4〕以示有所强调;但上引的言例,其终始相应之句,当还可以有更精进的奥义在。因它本质上是有譬有喻,这有异于其他同形式的辞例。而相应于此,楚简《五行》见有这样的话:“目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几而知之,天也。”(第47-48简)
  这所谓“目而知之”,当涵藏著作者(本文及本“新考察”系列,皆把《说》其原始本的作者,设为是荀子,并随文加以证说)的微意微旨。〔5〕事实其前的第45简就有云:“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役’字从帛书说)。”则知“目”之为用是必有“心”的主导作用在其间。故这里的“进之”当同所谓“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第27-28简),这可表也“四时行,百物生”虽皆为人之可见可知者,却只有智者之知,才易产生美与善的导向、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喻而知之”例如孔子不见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焉?天何言哉”,而是取“天何言哉”的终始相应为说;显然因前者所示的“天”容易被理解为并无意志,也不觉涵具“主宰之天”的意味,绝非他雅欲表达的旨意。
  但后者则不同。“始”端的“天何言哉”显具承上起下的作用。它不独表出孔子相信天虽不言,却同样自有意志在,只是天道所行乃不言之教。这便隐含了他说“予欲无言”的理据;〔6〕更重要的是,当他于“终”端再说“天何言哉”时,话却又可产生出另一番含义,就是天对“四时行,百物生”的终始事是知晓的,〔7〕但并无妄执而致干预造作之为,有若“无知”,因中道无为所致的“自成”、“自道”(《中庸》:“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已是天然的秩序。这些都是可以“喻而知之”的事。
  所以孔子尝谓“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因这“言”既可以是言教,也可以指不言之教,包括“行”教和精微之言。对此,《诗.大雅.皇矣》就有说:“维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这是说《易》教的“洁静精微”(《礼记.经解》),有若悠扬乐韵之任物自取自持自乐(按:此所以《五行》自始至终皆重视此一“乐”字),自得其和,是所谓“成于乐”(《论语.泰伯》)。而《书》则有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欢)。”(见《礼记.檀弓下》)这“不言”当可理解为有如天道的“不言”,却是别有生意存焉。〔8〕故孟子的言“天”,亦有语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
孔子又尝称“成身”之道是“不过乎物”(《礼记.哀公问》),这其实正指中道无为是可成中道自然。这是说“上天”对其道所生出之物,自始至终都只是中道本末的不离,正所谓:“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按:‘日’是以喻本,‘月’是以喻末,本末一体行远而不离。《易.离卦》的卦辞及《彖传》、《象传》,皆可作此说之证)”(〈哀公问〉),是为“中以应实”(《大戴礼.小辨》),道体无妄执偏倚,而任物“自取”、“自成”、“自道”,无过不及(按:这也就是所谓“正”以及为何天道无不正的原因。《小过.六二》爻辞对此有很好的设说。故《干.彖传》谓“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是所谓“中庸之为德”与“致中和”,是所谓“天生诸其人,天也”(帛书《五行》)。所以楚简《语丛一》有云:“无物不物,皆致焉(按:意谓凡物皆具成为初性之物的机会,无物不是如此),而无非己取之者。”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中庸》第21章:‘自诚明,谓之性’)。”(〈哀公问〉)故孔子尝有本于天道此一精神体要,而以智、仁对举来加设说,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而楚简《五行》亦有谓:“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金声而玉振之,〔9〕有德者也。”(第18-19简)《中庸》则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第20章)此所以孟子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万章下〉)
  有关孔子对天道的这体会,并因悟道而有所“进之”,我们从一则他言水的话:“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与之而无私,似德(《荀子.宥坐》作‘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下略)”(《大戴礼记.劝学》)〔10〕,也可得到具体而实在的认识。
  故知所谓“天何言哉”这一设譬,当是孔子上契天道的话。他领悟到上天是有“无妄”的修为,但此修又并非谓由不能到能,由无到有的那种行修,而是天既知于自性的中道无为,复能无妄地体现于物,是为“恒其德”。〔11〕正如《诗.大雅.皇矣》设说于“帝”之言而有所谓:“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与色。”而这诗句《中庸》不但见引用,还载有孔子的一句解读,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第33章)
  因此亦知孔子的以“予欲无言”来开导子贡,是要在点醒喜欢“方人”的他,(见《论语.宪问》)教他认识言教并非至道,至高的道宜向天道中寻。
  故冯友兰先生之谓“《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12〕确为卓识。因为,只消孔子稍一变天,把话扭转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成叠句一如他的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说:“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这不就已变成是并无主宰的天吗?­­───这样的“天”当然也可被理解为是自然规律、法则的“天”!
  由是知孔子的说“欲无言”,实同时含有他也想法则于天的意思,就像尧的“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他因此有本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中道思想与精神,〔13〕“极高明而道中庸”,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鲜久”就是少有能持之以恒。这当是相对于他认为天能“恒其德”来说。
  而由于孔子相信天是有其修,并由其修而可知物是否能成其德修,正所谓:“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德也恒易以知险。”(《易.系辞下》)因天虽以其道派生命物,但并无强执强制于物的自成自道。而结果天地间就独有人能从具天命的物性中体认到“天心”和以之体行天命,故也就只有人能超越群生,而成为万物之灵。所以孔子要“尊德义”,视为人的天职,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即此亦知,荀子批评思孟五行的“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当与子思重视孔道的“微言”(即《荀子.非十二子》所说的“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重视天道的不言之教,故其《五行》篇每用精微之思来言说(例如说“君子慎其独也”),实在大有关系。
事实《五行》开篇就即以“不言”来造说行教,例如由所谓“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到“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这不就可与《易.系辞上》所说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联生出密切的关系吗?若再就大处言之,则所谓“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当是以喻“用九”为“干”,天人合一。又“德之行”共六,而“德,天道也”,这自是以喻“坤”之“用六”“乃顺承天”。至于“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则是指“恒其德”的既中且正,“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
  但这些在文中都是“幽隐而无说”。所以荀子的作《说》以解之(称为《说》是用庞朴先生的说法),就暗用了《庄子.天下》篇所称的“《易》以道阴阳”,从第15简“圣之思也轻”处下笔“阳”说,以示圣人之作《易》,是从古来的阴阳观念滋乳而生出阴阳概念的思想。故《说》的有说有不说,有解有不解,就正为以阳中见阴这“一阴一阳之谓道”(按:《易纬.干凿度》卷下云:“《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则知荀子这做法,正与《五行》开篇即暗用天地的九六之数,以表此乃具不言之教的篇章,用意相同),去配合帛书《五行》暗藏的批判性质,也是“善为《易》者不占”的一义,对竹简《五行》之“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处,有所点破!
  故知子思所云“目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几而知之,天也”,原来是与孔子对上天的行不言之教,有所体认,而说“予欲无言”的话有关。子思并因此有所对应而立说于“五行”,既以申明子贡悟道后所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话意(见〈论语.公冶长〉),也可作为是他对孔子云“欲无言”其义的一种申说。
  而由于荀子深明子思说这些话本意的所指,故在有关方面的说解上,便加强内容,另外作出设譬和喻说。这点荀子亦有所明示。《荀子.非相》:“譬称以喻之。”因此今日我们见到的帛书《五行》,是把竹简本的“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易作“譬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而荀子于《说》中又把“几而知之,天也”的“几”字,易写成“?”;这当是为配合“德机”一辞(见《庄子.应帝王》;而帛书第246-247行亦有“机然忘寒,忘寒德之至也”之语),而以与五行有关的一“金”一“木”,表出他对子思“造说”这用心,同样是洞悉的!

(二)

孔子及儒家所视“天”的中道无为,其与老聃及道家所主“道”自然无为的“造化”,虽存在着本原上的不同,但“无为”的“稽式”则一,其始动及其变化,是皆可以“几”称。〔14〕
  又楚简《五行》所说的“目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这“知之”之“进”,至“几而知之,天也”,戛然而止!显然,子思之学是上承了孔子的天道思想,也以上天为超自然且是有修为的人格神。这个“修”,笔者于“论《易.干》所表的“天”有中道之修”一文之结语中,是这样指出:“只是其‘知’之用,由是而有所谓‘无妄’”。故荀子在帛书《五行》的《说》对此有谓:“唯有天德者,然后?而知之!”(第343行)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内涵至少有四:
  一是正如荀子在〈不荀〉篇所说:“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德乃天之所得,是天之始以自知之“得”为“变”,复以所知的中道无为行派生,任有道之物取化自成、自道,这就是天的以“变”行“化”,道的终而有始,所成的“天德”,是为天道的“仁”。故凡有道之物,莫不是本于德而有所宜以生。但万物中就只有人能以“知德”为“宜”为“义”,故荀子说“禽兽有知而无义”,人则“有知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而人若“知德”又能加以体行,则就是《五行》所说的“贵贵”(第35简),也是《说》所称的“贵贵者,贵众贵也”(第262行)。而荀子这说解的话,到了《荀子.非相》,就成了所谓“《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事实郭店简《大常》亦有云:“故君子不贵庶物,而贵与民有同也。”(第16-17简)又:“是以君子贵成之。”(第30-31简)
  二是天因自知然后有德,但天对所知的德,又能“无知”,即能无妄如常,“恒其德”。而这在于人,则就有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所以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故君子的“进之”,极高明处是能臻达“几而知之,天也”的圣域,体任无妄,即谓其神能通于及知于变化之妙,“极深而研几”(《易.系辞上》)就像上天一样。
  三是任何人任何物皆可有其德。孔子就说过:“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但只有亲比于天的,其行才是“知”与“行”的合一(这例如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才能天人合一。
  四是天不但自知其德,也能因无妄私的“几”变而知物。《论语.卫灵公》就记有一则孔子“知天”而“事天”的话:“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当是孔子有感于子贡太执实一己的性情与学问,未能如颜回一样的“有若无,实若虚”,故乃用悟得的天道作自然的开导。在他,修身君子若能一任“天心”的广容无私,也就能虚通于物,增加与人与物之间的认识和了解,甚至能不求物而物自归,见识自然增广。
事实孔子就尝说:“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按:例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下交不渎(按:意指‘上达’的君子对‘无妄’之道不亵渎和不怠慢,知所以此去尽己、尽人和尽物之性),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曰。”又:“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系辞下》)
故《系辞上》亦有说:“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即此可知,“几”也就是指“德几”,〔15〕是“吉之先见者”,也是《说》谓“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也”的所指,而道的变化同时由此出。而此一与物无妄,无过不及之义,孔子是称作“时中”(《中庸》第二章)。它使得物能因帝的以中道派生,而自有所成;也使得帝道的变化,几近于自然,但又不是自然无为。因此《逸周书.度训》是尝本此而有谓“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分次以知和”;孔子亦于言“鬼神之为德”时说“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中庸》第16章),又说“君子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帛书《二三子问》);而《易.系辞上》则曰“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故此孔子又有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这是《干.文言》所载孔子阐释《干.九三》爻辞“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其中的几句说话。
  所谓“诚”,依《中庸》说是指“天”不单能“成己”,还能自成其所以“成物”的“道”。这“自道”是说天道无妄,既能自知于其“中道无为”,又能“恒其德”。故《中庸》要说“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第25章);荀子亦有本于此义而谓:“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修身〉)《易.系辞上》则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第10章)当然,孔子对此亦有语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些言例,皆可作为人对天道行无妄的一种反辅,于《易》则是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彖传》)。而人能体认此道而行之,所进便是“知至至之,可与几矣”。《中庸》是把此“人之道”的范畴称作“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第27章),这也是《大学》说“格物致知”的义理所在。〔16〕
  那末又何谓“知终终之”?
  这首个“终”字,其与“知至至之”的首个“至”字一样,都是名词,取义上又都和天道有关,因《干.九三》爻辞本就是说君子以天为修的话。“终”是指“终结”,但非谓物事的终结或有所终结,而是指“恒先无有:朴、静、虚”〔17〕这“无物”态况的终结,是说天道的“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中庸》第26章)。于《易》这则谓“地六”之后的“天七地八”已不再是一种虚拟的流程,而是《中庸》所谓“至诚无息(按:《论语.子罕》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拟于此),不息则久,久则征”的“悠久见生成”,生出了不变是为变这既是“易”也是“不易”的“道”。此所以《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对此,《彖传》是释之为“天行也”,“刚长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当是指《复》初九之“不远复,无?悔,元吉”及六二之“休复,吉”这“天一地二”来说。故此《易纬.干凿度》卷下有云:“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又:“阳动而进,变七之九(按:指《复.初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按:指《复.六二》),象其气之消也。”所以《杂卦传》对卦之六爻可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的《既济》乃曰“定也”。《既济》的卦辞更说得明白:“初吉终乱。”而这一“乱”,非同小可。它是乱中有序,“见群龙无首,吉”,也即形成了“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大和”的秩序,是不同中的谐协,有若孔子对“成于乐”的一种形容:“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18〕故《大戴礼记.保傅》有称“《诗》之〈关睢〉”为“慎始敬终”。而这种变动,也就是《易.系辞上》所说的“夫干,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而这也可谓是“或”体的自于“几”而始有其初(《恒先》:“知几而无思不天:有出于或,性出于有。”按:由天七而地八的过程,《恒先》是称作“自厌不自忍,或作”),于天的“中道自然”来说,就是“无物不物,皆致焉,而无非己取之者”(《语丛一》),《中庸》则以此义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第25章)。“终始”就是终而有始,是如《恒.彖》释《恒》的卦辞“利有攸往”之所谓“终则有始也”。故《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而这本末终始又是“大生”的事,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第一章)。事实天的中道无为于有道之物是“天禄永终”(《论语.尧曰》),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地成为物的实体,〔19〕是如孔子所说的“不闭其久,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
  故知“知终”的“终结”义,要涵两义:一是如《中庸》所说的:“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第26章)二也是如《中庸》说的:“天地之道(按:此‘道’乃中道。《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按:指中道无为),则其生物不测(按:指中道自然)。”(第26章)
  因此君子的“终之”之修,是要讲重自成、自道,即所以“配天”的“成己”和“成物”之道,这就是所谓“可与存义”。
  而以此等义理去比视《五行》所说的“几而知之,天也”,于天道来说,表面是可理解为天的“知几”同样要涵二义:其一为天对自性的中道无为是能知之,此所谓“《复》以自知”,“《复》,德之本也”(《易系辞下》);但既知之又一若“无知”,是如《诗.大雅.皇矣》所说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另一则为天对其与物无妄的“几”变,一样是有所知,但能“不过乎物”地“恒其德”。之所以谓表面可作这样的理解,是因为子思于《五行》的立论,开篇即见提出“五行”与“四行和”有不同,这在于“五行”多了“圣之德”,就是:“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而根据《五行》谓“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帛书《德圣》亦说“圣之知(智)知天”和“知天道曰圣,圣者,声也”;又前述孔子所主的天是中道无为;则知《五行》的言“圣”,要涵两义:一是“圣”能内闻天道而知天德。二是圣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厥德不回(按:谓不执于回报)”(《诗.大明》)地行其“大德敦化”(《中庸》第30章)。这就犹之如上天的既有自知之“明”,又能“恒其德”、“慎其独”地由中道无为以成中道自然的化育。所以《五行》说:“德,天道也。”而由于“圣”之德是能“恒其德”,故其“德义”又可取《干.九五》以表。“干天”的中正是“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能“合”能“和”九四与上九的不中不正。而人的生具能知昭显这天德之资赋,则其“内在”的道之“恒其德”,就有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按:此为‘恒其德’之一义。《五行》同样有受《周易》‘恒其德’思想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但这却是‘幽隐而无说’),谓之君子”,若再进则就是所谓“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即对物(外物、心物)和行事的处理上,不但能不偏不倚,更能无过不及,体行中道无为,也即“中正”这“时中”之道,成为“备之谓圣”(《语丛一》),也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圣”。所以孔子说:“大人者,圣明德备也。”(《易纬.干丛度》)故修身君子若内以圣道为修,“克比”、“克类(《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勤施无私曰类。’而荀子的推‘类’,相信正是本于此)”,是所谓“能进之为君子”(第42简);外能“无为而物成”,即能产生自然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克明”、“克顺”(《诗.皇矣》),则又可比拟于所谓“圣”之“德之行”,这也就是“君子集大成”(第42简),亦《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按:故荀子于《非十二子》篇说思孟五行“犹然而材剧志大”)。所以《五行》之于“尊德义”,是说:“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第27简)这个“时”,帛书的《说》是解作“时者,和也。和也者,惠也”(第281行)。因这“时中”的“和”,就好比“四时行焉”,百物是各得其和以生。所以荀子的由“行”以说“行礼”,就有所谓“贱者惠焉”(《荀子.大略》)。由是知《五行》的把“德,天道也”分开两方面来说,原来是有理由的,而这话也当涵两义:一是天德的行道于人,皇极至大是可有仁、义、礼、智、圣这五德的生备,这也是“君子集大成”和“大施诸其人,天也”的“大”,其中圣德是能知天。二是人的修道于德,既可有“仁、义、礼、智”这“四行和”的人道之善,也因此而可产生有如圣道般的影响,有所谓“四行形,圣气作”(帛书《德圣》),有所谓“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20〕。
   故由子思对所言的“五行”,分出了“四行和”以及从《诗经》引出“上帝临汝,毋贰尔心”这富义理的诗句,继而修改之以加强命意来说话,就知他有受孔子的影响,也认为“天”是有修为的。天是于自知之“明”中,对自道的无妄,能“恒其德”。故《五行》之言“圣”,除主体的“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外,又有说:“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之谓也。’(第25-26简)而《中庸》也强调君子之修要“极高明而道中庸”(第27章),又说“自明诚,谓之教”(第21章)。对人的体认得此种“神明其德”之道(辞见《易.系辞上》),《逸周书.宝典解》是称作:“温直,是谓明德。喜怒不郄,〔21〕主人乃服。”“温直”乃指温良无侵略性,中通外直,是所谓“敬明其德”(《诗.鲁颂.泮水》)。而人的喜怒既无私隙,那末“德”的主人也即上天,自会佩服。故篇中言身之修,又有谓:“惠而能忍,尊天大经。”而对于先圣认为天有其“自明”之修,《诗》、《书》皆有所述。例如《大学》开篇便见强调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谓:“《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而《诗.小雅.小明》亦见有这样的话:“嗟尔君子,〔22〕无恒安处。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壳以汝。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这是作者以自嘲方式来自勉自励,自成自道的话,也是智者对圣人之知或对上天有所“自明”的一种认知,而形成君子重视“反身修德”、“反身而诚”、“敦于反己”之类的省思。郭店楚简《大常》对此就有云:“‘圣人天德’何?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第37-38简)这一以“求之于己为‘恒’”的体认,于《大戴礼记.劝学》篇是有更重要的证说,曰:“君子博学如日参己焉(按:在《荀子.劝学》,这句则作‘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显然,这是编修《荀》书的人,因不明‘参己(参,验也)〔23〕’本出帝的‘自明’一义,而据《论语》臆改。事实下文数语之所述皆与‘自明’有关),故知明则行无过。《诗》云:‘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咎(按:两句是分别对应于‘无恒安处’与‘无恒安息’而为说。)。”
而由于文王能“通神明之德”(辞见《易.系辞上》),“昭事上帝”(《诗.大明》),故《左传》见有云:“《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成公二年)”,又有“昭明德”和“恕思以明德”这等载言(见襄公十九年及二十四年)。而《晋卦.象传》则谓:“君子以自昭明德。”故《五行》复见引《大雅.文王》诗句赞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此之谓也。”此所以荀子有语谓:“《诗》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解蔽〉)又说:“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儒效〉)而于言“圣王之用(按:指用天的所‘自明’)”时亦有称:“微而明,……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王制〉)故其谓“天德”乃“王者之政也”(〈王制〉)。
  正因为此,荀子对子思所说的“几而知之,天也。‘上帝贤汝,毋贰尔心’,此之谓也”,显然有所保留。因子思为了意表“天”是有主宰之能,具意志,和能知物变,并本此而进一步有所“造说”,他遂把《诗.大雅.大明》的诗句:“上帝临汝”,改易为“上帝贤汝”,这就更方便配合下句“大施诸其人,天也”,一起作为对“五行”立说的相应。因为“临汝”的“临”,只是指天之“视也”(郑笺),只是谓“神明鉴之”(马瑞辰说);不若“贤汝”乃有所落实的口吻,就有如《论语.尧曰》尧命舜而禅以帝位所说的“天之历数在尔躬(《集解》:“历数,谓列次也”),允执其中”一样,那是具体得多。  
故深受孔子天道思想影响的荀子,〔24〕乃于他用作辅助教材,也即今所见的帛本《五行》其原始本中,把“贤汝”之辞复依原来的“上帝临汝”,作出修正;又将“大施诸其人,天也”改易为“天生诸其人,天也”,使复归于“帝”的中道无为之义。而这亦方便与之前所改成的“圣”之“不形于内谓之行”起照应。因原诗中“汝”本是指“所誓之众”言,是指众数多数,而非寡少之数。〔25〕事实子思虽把句意微作改易,但变动可大,这包括思想变得僻违难与大道归类。因为由中道无为到中道自然,重要特色之一是“不过乎物”,这是孔子一个黑色幽默之言,曰:“仁人不过乎物(故《论语》有所谓‘仁者静’,‘仁者安仁’),孝子不过乎物。”(《礼记.哀公问》)这真是绝妙好辞!孝子有至亲去世,难道也要见到别人有亲人死以陪痛不成?这对强执性情与学问的人来说,实在讽刺也是当头棒喝。以言教为例,不错,行道施教之目的是希望道理能去到别人的心坎上;但施教并非输出专制,任何正道一旦去得太过,都易偏歪走邪,有所变质成为孔子慨叹中道不行时所说的“知者过之”和“贤者过之”(《中庸》第4章),这都是中而不正,是所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因“以一贯之”的“执一”,〔26〕已是役己役人的“施劳”事,〔27〕而不若“一以贯之”的能行“忠恕”,〔28〕正所谓:“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明乎此,则知何以《干.九三》会有“厉无咎”的系辞。因“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在那以表最危险之阶的“夕”,也是“终始”之“终”处,能“因其时而惕”(《干.文言》),意即内成己于心而外不执心以役物,是如其后荀子所说的“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解蔽〉)。故孔子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帛书《二三子问》说“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按:此语含两义,一为以精微之思行不言之教,是如帛书《易之义》所谓‘隐文且静’,讲重‘文德’的一种“行乎无名,唯庸有光”(《庄子.庚桑楚》语)。二是君子的修身,有若《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言尧的‘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这可以是指为道为教者,对人对事都要不离不弃,但又得知所若即若离,是如帛书《要》篇所说的‘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故《易之义》之释《厉无咎》是云“知息也,何咎之有”,这与《干.文言》载孔子所说的“虽危无咎矣”同。因此孔子说“一日克(治也)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五行》说“君子之为德也”,“无与终也”;〔29〕孟子则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尽心上〉)。(按:冯友兰先生谓孟子这两则话“颇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简略,不能详也”。〔30〕其实这正是荀子批判思孟五行“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一种所指。)
由是亦知,《逸周书.武顺解》所说的“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孟子.尽心下》:‘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曰极,世世能极曰帝”,首句很可能正是对《干.九三》爻辞的一种解说,是说修身君子的处于正位,能积极去做一些“正中”的事,以修正不中。这就是孔子誉颜回所说的:“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第8章)而笔者谓《干》所表的天乃帝天,能有自性之知(上九“亢龙有悔”是喻)与中道的修为,至此益得而明!
  但子思的把“临”易为“贤”,这做法相信也是受到孔子影响。因孔子之能把“诚”字变为一个哲学范畴,不就是先将《诗.小雅.我行其野》中“成不以富”的“成”,易作为“诚”,才能产生出来的吗?〔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