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佑时期的士人心态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元佑时期是北宋具有“分水岭”的关键时期，通过探讨元佑党争的缘由来揭示这一时期的士人的心态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及士人生活的真谛。

【关键词】：意气之争畏祸心理文学创作

【正文】：
一．简介元佑党争及其发生的原因
元佑，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凡八年。这八年，是北宋党争全面走向情绪化、意气化的八年，它使元佑之后的北宋政局深深地陷入周期性动荡的怪圈；是北宋党争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八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接熙、丰党争，下启绍述党锢。
元佑党争是北宋党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究其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北宋统治者的重文抑武的政策，使知识分子参政热情空前高涨；（2）北宋士人深受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影响，尚党盟，有极高的经纶济世的精神；（3）宋中期以来的三冗问题（即冗兵、冗官、冗费）的激化，士人的高度关注，纷纷提出自己观点，因政见不合，逐渐形成两派，即旧党和新党，互相倾轧，形成于庆历新政，激化于熙、丰变法（即通常所说的王安石变法），故促成了这八年的党争。
二．元佑士人的矛盾心态与成因
元佑党争有其的特殊性，即士人的参政热情极高与其特有的畏祸心理互相互动和其影响下的元佑文学并没有其他党争文学走向衰沉而闪烁着其思想光辉。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是很高的，尤其是处于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的乱世年代。他们积极参政的同时，又时刻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诗人敏感’,常怀有“稍有不慎，辄遭其祸”的畏祸心理。同样，处于执政主体的元佑党人（旧党）持着高度敏感，谨慎畏祸的心理，但有其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产生的两点原因：
（一）元佑党人的“喜同恶异”的主体性格和悉改“熙丰之政”
役法问题是元佑党争初始，新旧党争争论的问题。其实，免役法在实行之后，于国于民利大于弊，但司马光持着高太后，粗暴地阻止免役法继续实施，甚至还六次专门上疏论之弊，“他直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①朱熹对司马光的评价“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但恐怕不止此因，应该是“喜同恶异、党内伐异”的主体性格所引起的“愤嫉太深”。元佑党人其实不太支持司马光这一做法。程深感司马光这一做法，会带来“衣冠之祸”，从而时时怀着畏祸心理。“以母改子”论则是司马光依靠高太后的威权，悉改熙丰之政,“以母改子”，贬逐神宗所用之臣，大大损害哲宗的皇权自尊心，违反了“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儒家经训，为后来的“绍述党锢”埋下了祸根。元佑党人深知此点，只好把畏祸心理和倾轧新党结合在一起，成了一场“意气之争”。
（二）来自元佑党人的内部倾轧
元佑党人内部各分党与后，也采用了倾轧新党的手段自相残杀，尤以“蜀、洛两党”为甚。如元佑六年，朔党刘挚因接见章?子弟及曾与新党刑恕通书，被指控为勾结新党，旋罢相位，又如“两次策题”之谤对蜀党领袖人物的陷害。这种内部争斗，使本就深忧“衣冠之祸”的元佑党人更觉得更加的“身自不安”.苏轼《与张君子五首》其五又云：又自顾衰老，岂能与人计较短长是非，招怨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计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元佑党人因内部自分党与，倾轧不已而导致的畏祸心理，于此可见一斑。
以上俩原因说明元佑党争时期的士人心态是：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充满激情地投入了这个“身非我有”的名利之域，且无怨无悔，但普遍“身自不安”，
存在着畏祸及身的心理。作为参政主体和文学主体的元佑党人，带着特殊的心态，
必然会影响着这个时期的文学，如：文学题材，文学基调和文学风格等。为后人
称盛的元佑文学，就这样产生了。
三．矛盾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佑文学是党争激烈下的文化产品，有着特定的内涵。它给了士人一个参政的工具，又给士人一个宁静无色的心灵天空。文学在这一时期不再尽于审美，可以沦为政治的工具，继续加深自己的处境；又可以生活的娱乐工具，缔造新的生活真谛。于是，适合于讨论的散文和适合于抒情的诗歌，就成了这一时期士人创作的首选，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创作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