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袖”和“情痴”――兼析“政治历史小说”说及其论证方法(一)

详细内容

　　曾杨华同志的《“红袖”与“情痴”，爱情与政治》①是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以下简称曾文)。它举出脂铨本凡例末尾的一首七言律诗，认为是批者“对全书的一个总评”，并特别指出颈联“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对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曾文引《世说新语・纰漏》“任育长”条，论证“情痴”的本来意义，是指“一个政治上抑郁‘失志’，行为异常，不合时宜的乖僻人”，“和男女风月之情毫不相干”，认为“在宝、黛二人身上，并不排斥他们也有儿女之情，只是作为‘情痴’来说，他们还有比儿女之情更丰富、更重要的政治涵意”。

　　接着，推断批者的观点是，“此书中既写有儿女的爱情婚姻悲剧，又有叛逆者的政治悲剧。……前者不可忽视，后者尤其重要”。

　　然后，从《红楼梦》的内容、作者的意图和写作方法方面寻求印证并作出结论说:

　　从作品的客观内容以及作者的主观意图来探讨，《红楼梦》都是一部政治小说，而非爱情小说;虽然爱情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能含混两者的关系。”“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全面而又主从分明地道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曾文说的是“政治小说”，字面上微有不同，但从实际内容看，和曾经流行于一时的“政治历史小说”说，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它提出了新论点，即“红袖”“情痴”一联是《红楼梦》内容的概括;它还提出了新论据，即从《世说新语・纰漏》“任育长”条找到了“‘情痴’的本来意义”。

　　本文将针对这点和有关问题，作一点辨析，谈一点看法。

　　(一)

　　为了论述的方便，全引《世说新语・纸纰漏》“任育长”一条如下: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曾文据此做作出论断云:

　　“这里描绘的任育长，虽是一个美貌少年，但却不是一个风月场的爱情主角，而是一个政治上抑郁‘失志’，行为异常，不合时宜的乖僻人，这就是‘情痴’的本来意义。后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欧阳修《玉楼春》词有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就是很好的证明。”

　　上述任育长故事无关乎爱情是确实的，但是“政治上抑郁‘失志’”，云云，根据何在呢?

　　按“失志”，《左传・成公十六年》云:“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失志”下在预注云:“不思虑也”。又《左传・哀公十六年》云:“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愈。失志为昏，失所为愈。”，(《史记・孔子世家》也同样引了这一段话。)宋玉《神女赋》述梦境云:“寐梦妙之，寤不自识。阁兮不乐，怅尔失志。”王褒《九怀・尊嘉》云:“将息兮兰皋，失志兮悠悠。”据此，任育长的“失志”，是昏愦、糊涂的意思。他少时“神明可爱”，过江后变昏馈了，以至于举止言谈都有些异常了。从上下文看，恰相符合。在实际生活中一样的事例是常有的。

　　曾文所以说“‘政治上’抑郁‘失志’”，大约是把“失志”解作失意了，其实“挽郎”不过是送葬时唱挽歌者，并不是官职。少年尚未入仕，自说不上政治上得意；刚一过江，尚未与迎者相见，就叙他“失志”，显然不是指功名际遇上的失意，而是指情态表现上的昏馈，这点，只要对叙述层次、章法结构稍加留意，即可晓然。

　　也许有人会诘问，难道“失志”就不可以作失意解吗?答曰:同一词汇的含义，在不同时期是可能发展变化的，不同作者用于不同情境也是可能彼此歧异的。如钱起《同邬戴关中旅寓》的“更惜忘形友，频年失志同”，《送郭秀才制举下第南游》的“失志思浪迹，知君晦近名”，就都是把“失志”作为“失意”解的。但这和任育长的故事毫不相干，也不能给曾文的解释帮上什么忙。除了上文所述例证，故事本身的逻辑，语言的层次和结构等项以外，还可以补充一点有力的证据。任育长故事，被归人“纰漏”一类，和“谗险”、“尤悔”、“惑溺”等类同列。“纸漏”有错误、漏洞，也就是现行口语中的做错事、出漏子，和“纰漏”近而义同。《礼・大传》云:“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瞻者；五者一物纰漏，民莫得其死。”注云:“纰缪，犹错也。”再看《世说新语・纰漏》一类中的故事，如，王敦尚舞阳公主入厕，称“塞鼻”用的“干枣”食尽，又不识“澡豆”，“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为群婢所笑;蔡司徒渡江，见“彭蜞”，误以为蟹，烹食，“吐下委顿”;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也与此义正相符合。凡此，均足说明任育长的“失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既然“失志”无关于政治，那么“有情痴”自然也说不上什么“政治涵意”。为了弄清问题。有必要多费点笔墨。

　　从任育长的过江后的表现看来，是和王敦由于寡识、粗鄙所闹的笑话有所不同，属于精神状态的异常。因而，“有情痴”应理解为出于天分或性分的痴愚状态。“有情痴”未见出处。但“有情”为佛家语，即梵语“萨捶”，旧译为“众生”，新译为“有情”，从佛学的观点看，“一切动物”皆为“有情”。两晋、南朝正是佛学盛行之际，“有情痴”，当系佛家语的借用。

　　至于欧阳修的“人生自是有情痴”句，且引全文来看: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且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③

　　这里的“有情痴”似源于王丞相的话，指出于天性或性分的真挚之情。从全词的情境来看，所谓“有情痴”，也未始不包含儿女之情，不过因其发自内心，比起表面的风月之情，更为深切罢了。无论如何，欧阳修所说的“有情痴”，完全牵扯不上什么“政治内容”或“政治涵意”。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其实是指黛玉、宝玉的爱情故事而言，并无深文微言，如果认为“它对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的话，那么恰恰构成了对于曾文所强调的“政治历史小说”说的有力否定。这恐怕是作者意想不到的吧。

　　(.二)

　　“政治历史小说”说，虽曾经风行一时，但那时谁也没有认真探究过。近几年来，不少同志从文艺理论、中外小说史和《红楼梦》的实际内容，已经论证此说是站不住脚的，不切实际的。继续持此说的同志已经不多了。就是这些同志，或多或少地觉察到“政治历史小说”说的缺陷，而不得不采取了“《红楼梦》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就这个意义而言，称《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是可通的”，“可以而且应当把它作为政治历史小说来读”⑤之类比较含糊、退让的提法。也有的同志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政治历史小说’的提出，有其要强调的特定含义，如果不说清楚这含义是什么，便作为一般名词来指称这部小说，难免会令人费解，甚或可能引起某种误解，……所以我赞成不笼统地称之为‘政治历史小说’。”⑥只有曾文毫不含糊地断言《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而非爱情小说”，异军突起，引人注目。然而，它的新论点和新论据实际上不能成立。它对于作品内容、作者意图和写作方法的探讨，和前此持“政治历史小说”说者并无二致，论点和论据都没超越他们。这里也无须一一再加辨析。我觉得冯其庸同志在《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一段话，说得很好，这里摘引如下:

　　“所谓‘政治历史小说，。它应该是指小说的内容是描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事件的，小说的主要人物及其有关的主要情节，也应基本上是历史事实而不是虚构的。”“如果仅仅因为小说的某些内容直接或间接与政治有关，因而就给予这部小说以‘政治历史小说’的名称，那么这个名称的内涵就很宽泛，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会造成混乱。”

　　“我认为对《红楼梦》的‘政治历史小说’，的说.法，应该予以澄清和纠正。以免继续造成混乱。事实上，曹雪芹当时创作的《红楼梦》，既非政治小说，更非历史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描写当代现实的文学。……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政治意义，但这是就作品的社会意义来讲的，不能因为作品具社会历史、政治意义，因而就称它为‘政治历史小说，。这个界线我认为一定要分清楚，否则这个‘政治历史小说’的概念就没有客观标准，就会造成认识上和理论上的，混乱。”⑦

　　这些话，是值得曾扬华同志和其他持“政治历史小说”说的同志们认真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