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隶事游戏作为一代文化风习，表现了南朝士人对博学的特别推崇。这种推崇，是以学术主流的弱化和史学的繁荣为背景的。隶事在形式上逐渐向考试方向靠近，则与南朝察举制的复兴有关。隶事风习直接影响文学创作，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使典用事的高潮，具体表现为用典繁密、追求生新、涌现了大批隶事形式的诗作等。

【关键词】 隶事 学术主流 史学 察举 策试 用典

南朝是一个文学日益新变的时代。除声律说外，使事用典的勃兴，无疑是当时文学新变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风靡一时的隶事游戏直接促成的。而隶事游戏作为一种表现博学的文化风习，又与学术思潮的变迁、察举制度的复兴等文化、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本文关于齐梁士人隶事风气的讨论，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一 齐梁文人的隶事风气

隶事又称策事，原指南朝文人聚会时的一种娱乐活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三《华阳博议下》曰:“六代文士之学，有征事，有策事。……策者暗举所知，令人射覆，中者为优，如沈约得三，刘显失一之类是也。齐梁之交，此风特盛，亦犹晋之清言。”以策事比清谈，足见其在士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最早煽起隶事之风的，是南齐权臣王俭。《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① 又《南史》卷四十九《王谌传》附《从叔?传》:

谌从叔?，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

从以上材料大致可以看出，所谓隶事，就是分门别类列举与某事物有关的典实，以多者为胜，胜者往往可获一定奖赏。主持其事的人多具有较高地位或声望，出题后，参与者或以笔疏，或以口陈，较其多少以定优劣。应该说，这样的游戏，并没有太大难度，只要泛涉群书，博闻强记，便可胜出。它所较量的，仅仅是一个人的博学程度。

首倡隶事之风的王俭，正是一位学问渊博、号称“一代宗师”的学者。据《南齐书》本传载，其幼年即“专心笃学，手不释卷”，熟悉历代典籍;二十二岁上表求校坟籍，撰成《七志》四十卷，献于朝廷;齐台建，领吏部尚书，“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 ② 。以王俭的博学多闻，喜欢隶事这种矜奇炫博的游戏，自是理所当然，他本人也确实每以博学自矜。身为东晋王导之后，本属一流高门;又因辅佐萧道成取宋自立而位进三公，权倾一时;再加上他本人的学术文化修养，王俭在当时士林极具影响力，所谓“衣冠翕然”、“朝野慕之” （《南史》本传） 。一时才学之士，如名倾天下的“竟陵八友”等，或为幕僚，或为宾客，纷纷奔走于王俭门下。隶事之风，既经府主煽起，随即扩散到士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梁武帝萧衍曾为王俭东阁祭酒，必定经常身与其事，只是当时名位尚轻，未有出色表现;即位之后，尤喜召集文士，以策事为乐: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 ③

萧衍虽也号称博学，跻身“竟陵八友”之列，然其学问文章在王俭座中和萧子良幕下，都算不上出类拔萃，多少有些受压抑的遗憾。即位以后，挟贵争胜，以满足长期潜伏的虚荣心。范云、沈约与萧衍久相游处，深知其心态，故能引短推长，以博取欢心。而刘峻狂放不羁，抢了皇帝风头，使满座皆惊，更招来武帝嫌恶，致使一生郁郁不得志。可见，隶事虽为一种游戏，其胜负在时人心目中，却有重要地位，上自皇帝和达官显贵，下至普通士子，都想争胜擅名。沈约虽老于世故，却也终于掩饰不住争强好胜的本性，结果深深得罪了武帝。《梁书》本传载:

……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

只是由于情感的偶然流露，才学隐藏得不够彻底，险些遭来一场横祸。像萧衍这样一心想在学问才艺上争胜的君主，在南朝之外，是非常罕见的。而齐梁隶事作为一种纯粹较量博学的游戏，不但此前罕见，此后也鲜有嗣响。换言之，南朝士人似乎比其他时代更为崇尚博学。“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 ④ ，正是躬逢其世的士人对这种风气的很好概括。那么，南朝为何如此崇尚博学?这种风气为何不发生在两汉或魏晋?其中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下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二 博学之风与学术主流的弱化

早在春秋时期，士阶层便形成了推崇博学的风气。这种风气，经过孔门师弟的大力宏扬，逐渐积淀为秦汉以后封建儒士的传统人格。当然，这种博学传统，随着不同时代学术风气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两汉的主流学术是经学。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已成利禄之途，并逐渐走向烦琐支离和谶纬迷信;又困守一经，门户森严，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正如班固所批评:“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⑤ 在这样的学风之下，士人自幼及老，笃学一经，无暇他顾，学业之专门，视野之狭窄，也就可想而知了。今文经学的繁琐、保守和迷信逐渐引起不满与批判，流传在民间的古文经学开始吸引着士人更多的兴趣，到东汉便出现了桓谭、班固、马融、蔡邕、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家。与今文家相比，古文家多不专治一经，讲究博学融通。然而，这种博学，大体还是在经学范围之内，以及与经学关系密切的小学、史学等。毕竟，经学还是汉代的主流学术，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还是儒家观念。因此，尽管东汉以来的儒士比西汉的今文家更为渊博，这主要仍是指经学知识的渊博，像班固、王充、张衡那样九流百家无不穷究的大学者，毕竟还是少数。这是由两汉的统治政策和学术风尚决定的。

曹魏正始年间，名士盛集洛下，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大煽玄风，遂使玄学成为魏晋时代的主流学术。玄学是精微玄远之学，以探讨事物之根本原理为宗旨，非有高才颖悟者，则不能窥其门墙，更遑论登堂入室。所以创立玄学以及善于谈玄者，都必须有非常之才，学之渊博与否，倒在其次了。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 ⑥ ，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⑦ ，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 ⑧ 。可以看出，这些精玄理、善玄谈者，都聪颖早慧，天赋超出常人。在崇尚自然的魏晋人看来，得之于自然禀赋的才，显然比得之于后天修习的学更可贵，更能体现人的个性和价值。因此，就玄谈说，才重于学;就当时士人的社会声誉看，才高者重于博学者。所以刘劭《人物志》品第人物，把自然才性作为衡量标准;傅嘏、钟会等更就才性离合异同关系展开讨论。人物品评，也往往以才为重要依据，甚至出现了以才自矜而不愿读书问学之士。《世说新语》卷上《文学》:“诸葛?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⑨ 天赋再高的人如果不具备一些基本知识，也是很难有创获的，后天研习有助于才的发展。这是学的必要性，魏晋时期也不乏博学之人。然而就整个社会风尚来说，才学兼美者固然最佳;如果必选其一，其高下轻重，还是判然有别的。

南朝学术，没有像两汉和魏晋那样出现主流，因而给人相对平庸的感觉。经学的衰微，从汉中叶开始经魏晋而至南朝尤甚。当时“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 ⑩ ，沈约撰《宋书》、萧子显撰《南齐书》都没有设《儒林传》，足以说明这一点。至于玄学，尽管南朝谈玄之风依然很盛，然而玄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早已过去。即使是一流谈家，大多也只是陈述前人之说，而缺少开疆拓宇的能力。士人热中于谈玄，只是一种知识、门第的炫耀而非对真理的探索和对创新的追求。学术一旦不能创新，便没有发展，缺少活力，自然不会形成时代潮流。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于京师开儒、玄、史、文四馆，各自聚徒授业，正说明传统的儒学已丧失独尊地位，盛极一时的玄学也退出了学术的中心。这对南朝士人学无专攻，追求泛观博览，显然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因为思想失去权威，学术主流淡化，没有一门学科能吸引士人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个体才性和创造力既得不到充分发挥，便只能转入文学艺术中去。于是，在学术领域，士人“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引向拓宽见闻，在知识的陌生处寻找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在更深更广处获取知识开掘的惊喜和乐趣” 11 。经学传统也好，玄学义理也好，都不再是士人唯一的栖身之处，而是与天文、地理、历史、律令、山川、鸟兽、草木一样，成为人们猎取知识的对象。在这种风尚之下，士人每以博学自矜，在集会中数典隶事以争高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考察南朝的博学之风，还要关注史学的影响。与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并非呈均衡态势。大致来说，魏晋时期只是逐渐上升，到南朝则有突飞猛进之势。《隋书・经籍志》把史部分为正史、古史、仪注、杂传等十三类。正史67部中，魏晋16部，南朝31部;古史34部中，魏晋11部，南朝18部;仪注59部中，魏晋5部，南朝46部;杂传217部中，魏晋63部，南朝103部。其它各类也大致相似，南朝的数量都远远超出魏晋时期。其实，这样的统计还是保守的。南朝文运极盛，皇室诸王都盛藏图书，经侯景之乱，多毁于战火。仅就梁代来说，据周一良考证，“隋志著录反不如阮孝绪所列梁时史籍为多。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撰述，可以说在梁朝达到了高峰” 12 。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从数量上比较，魏晋和南朝悬殊会更大。也就是说，南朝史学的局面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更为繁荣。史学已与儒学、玄学、文学一样成为当时士人基本的文化修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南朝有许多并非史家，甚至连士人也算不上，却专好读史之人。《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谙忆。”《梁书》卷七《高祖郗皇后传》:“后幼而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闲习。”《颜氏家训・勉学》:“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沈攸之一介武夫，素无学问;郗皇后闺中碧玉，闲习女工;臧逢世军府小吏，官浊位卑。虽贵贱有别，身份各异，但对史籍的爱好，则殊无二致。可见，南朝史学的繁荣，不仅表现在史家纷涌，史着激增，也表现在整个社会对读史的重视和对历史知识的普遍兴趣。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才造就了这一时期史学“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13 的局面。这种局面，对南朝的博学之风，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史家来说，历史演进的每一过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应在史书中得到记载或表现。因此，博学多闻是史家最基本的素质。从史家之外的士人来说，由于史书包罗万象的内容，“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14 ，士人对史籍的普遍研读，自然会开阔其眼界，丰富其学识。一个人是否博学多闻，精识强记，最能从其历史知识中表现出来。在南朝士人的隶事游戏中，经常可以看到有“策经史事”、“问《史》、《汉》事”等记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三 隶事与策试

南朝何以崇尚博学，已如上所论。这种博学之风，为何以隶事形式表现出来?名士交会，为何以隶事为乐?这似乎与南朝察举制的复兴有关。

从汉代开始到隋朝科举制产生之前，察举制是王朝选官的重要形式。察举科目繁多，而与王朝政治、社会生活和士人仕宦前途关系最密切的，是岁举（常科）中的秀才、孝廉二科。在很长时期内，岁举皆无考试之法，被举者经审核后直接授官，因此强调被举者的吏能、功次，知识文化水平并不占重要位置。自汉顺帝实行“阳嘉新制”后，应孝廉举者必须通过以经学为主的文化考试 15 ，方可授职。某种专门的知识开始成为入仕的必要条件。西晋时又规定“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16，显然是阳嘉新制的继承和发展。自此以降，察举中最重要的秀才、孝廉二科，都必须经过严格统一的由朝廷主持的射策、对策等文化考试（简称策试），文化知识越来越成为察举的重要内容。孝廉试经术，秀才试文辞（笺奏）渐成通例。

察举制在原则上是按择优制程序来选择和录用官员的，比起先秦的世卿世禄制、汉初的门荫制和任子制来，在抑制身份特权、官位世袭等非理性行政因素时显然具有较大的进步性。魏晋之际，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高门子弟只要凭借父祖权势便可轻易获得入仕清途，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奏笺之试，很快就能跻身于高级官僚之列。这必然对察举作为士人入仕正途的旧日地位构成冲击。东晋之时，皇权微弱，门阀世族权力极度膨胀。世家大族既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自然不屑于察举入仕;维护皇权和官僚体制有效运转的察举制衰落到历史最低点。与此相应，原来日益成为察举中心环节的秀孝策试也日趋荒废。元帝有意恢复察举考试，于是“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结果，“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 17 ;其后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依旧策试，结果还是一样，“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唯（谷）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 18 ，足见因察举不振引起策试的低落。

自从寒门出身的刘裕凭借武力夺取帝位之后，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与此相应，限制门阀特权，恢复选贤任能的察举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度极为低落的秀孝察举又出现了复兴势头。不仅由察举入仕者数量激增，高门大族也不再轻视察举，而是积极投身其中。作为察举重要环节的策试也得到高度重视，皇帝往往亲自主持以示尊崇。如宋永初二年二月，“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 19 ;孝建三年二月，“策孝秀于东堂” 20 。南齐永明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幸中堂策秀才” 21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诏研策秀孝，考课百司” 22 。由于策试是在中央朝廷举行的，表现优异者往往立刻倾动公卿，甚至上达天听，对士人的仕宦前途影响极大，自然会得到应举者的高度重视。《初学记》卷二十《荐举第四》引《梁刘溉等仪贤堂监策秀才连句诗》曰:“雄州试异等，扬庭乃专对。顾学类括羽，奇文若锦缋。”按“顾”当为“硕”之讹。“硕学”与“奇文”相对，都是对策者必备的素质，以及据以擢第的标准 23 。考官既以此期望应试者，士子更希望以此获得赏识。南朝是一个崇尚博学和文采的社会，士人的仕宦前途与其文化风习在考察博学和文辞的策试中交融汇合。而隶事作为风行士林的游戏，正是这种交融的自然产物。

在隶事游戏中，主持人多为有声望地位者，相当于科场考官，由其出题。参与者则如举子，各各依题列举相关典故，多多益善。答题形式，既有口对，亦有笔疏，这也与策试一致 24 。到了梁代，隶事已多称为策事，更可看出其与策试的关系。秀才策试多策五题，孝廉明经则史传未有明文。然《通典》卷十六《选举四》载梁时沈约论选举，有“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之语。秀才对五问，西晋已是如此，南朝沿袭未改。孝廉答一策，则史无例证。阎步克以为“一”是“十”之误。秀才对策重文辞，故五问已足;孝廉明经靠博学强记，故十问方可 25 。如果结合北朝制度来看，阎步克的观点是可信的。《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序:“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可见北齐孝廉试需射策十条。又《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进一步证明孝廉明经策试，需答十问。这是一种成熟、定型的考试形式，或于南朝有所借鉴。南朝隶事，最初只是在府主与僚友之间进行的游戏，内容既无定准，所策之事也不限量，而是多多益善，以至于有达百千条者。这种游戏发展到后来，不但参加者的身份有了变化，形式也越来越规范，考试的意味日益增强了:

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 （《梁书》卷四十《刘显传》）

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陆云公传》）

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甚异之。 （《陈书》卷十九《虞荔传》）

以上材料表明:第一，策事内容不再随意，而多取于经史;第二，数量不再以多为胜，而以十事为常，一如孝廉、学校策试。唐代明经考试以及学校试经，也以十问为常，当源于此;第三，主事者依然为社会名流，而应策者不再为同辈僚友，而是多晚辈后生，甚至是垂髫童稚。综合这几点，可以推断出，由于受了南朝察举考试制度的影响，原来只是成人游戏的隶事活动，越来越带有程式化的考试性质。童稚后生就社会名流策经史事，一方面是为了考察子弟后进的才性学养，是当时世族装点门面、周旋酬酢的重要项目，另一方面也是对察举考试的一种体验、模仿、学习，是培养教育子弟的重要方式。士族文化风习与家族门第前途的无间相融，促成了隶事的风行，并在形式上一步步向考试方向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