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罗贯中交游研究 ――《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20世纪罗贯中的交游研究主要集中在“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和施耐庵的关系”、“和赵宝峰的关系”、“和高明的关系”以及“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五个方面。整理、总结其中的得失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深化21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
【关键词】 《三国演义》文献学/罗贯中/交游研究/《录鬼簿续编》/赵宝峰
【标题注释】该钞本由郑振铎、马廉、赵斐云三先生访书宁波时发现。但具体的发现时间，说法不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十卷（1936年）第五号马廉校录的《录鬼簿・录鬼簿续编》之短跋（赵孝孟作）云发现于1931年秋。郑振铎藏本之长跋（自作于1946年10月）却说发现于1928年1929年间。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二）・录鬼簿续编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则认同前者。
关于罗贯中的交游情况，明清时期多为原生态的文献载述，几乎没有考证性的文字。直至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录鬼簿续编》等重要文献资料的发现，罗贯中的交游受到了鲁迅、郑振铎等现代学者的重视，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新开拓领域。但总体而言，现代时期的罗贯中交游研究材料爬梳罗列有余，而文献发覆考辨不足，因此在当时该领域始终没有形成研究热点。而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三十年，由于社会舆论及学术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思想性方面，因此，罗贯中的交游研究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学术研究的正常化、多元化，罗贯中的交游研究很快成为《三国演义》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论争平等激烈，探讨精细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综观该领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学术界的具体研讨主要集中在“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和施耐庵的关系”、“和赵宝峰的关系”、“和高明的关系”以及“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五个方面。兹要述如下。
一、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
关于罗贯中和《录鬼簿续编》作者关系的主要文献依据是明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编》中的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虽然对于《录鬼簿续编》作者是否为贾仲明（一作名）(1343-1422)学术界目前仍有争议，但这寥寥数十字吉光片羽的记述，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关于罗贯中生平最详赡最可靠的材料，同时也是关于罗贯中交游的最早记载，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线索。
认为贾仲明为《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学者，一般都肯定两人的“忘年交”关系。但也有学者对罗贯中与贾仲明这对“忘年交”的实际关系有不同看法。
周楞伽首先认为《录鬼簿续编》中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其不可信处有二：第一，一般公认罗贯中是东原人，连罗贯中在所著的书中也自署“东原罗贯中编次”，贾仲明却独说罗贯中是太原人，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第二，他既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却根本不提缔交于何时，只说“至正甲辰复会”。而“其后六十余年”，正是罗贯中以作《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历史小说声誉鹊起之时，他却一无所知，而且竟不知罗贯中之所终。天下有这样的“忘年交”，岂不奇怪？进而他通过对《录鬼簿续编》中贾仲明传记的分析，认为贾仲明“品格卑劣”、“恬不知耻”，“罗贯中轻视他的为人”，“至正甲辰复会”以后，就和他断绝了往来，根本不愿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贾仲明完全是谬托知己”，在对罗贯中踪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好说‘竟不知其所终’”（《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我们认为，虽然《录鬼簿续编》钞本存在较多的疑点，但在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的情况下，应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对《录鬼簿续编》该记载的权威性予以肯定。另外，我们还应该始终明确交游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理解罗贯中的思想，进而为深入研究《三国演义》服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不管《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否为贾仲明，贾仲明是否“谬托知己”，对我们就《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所透视出的罗贯中的为人、性情等的理解并无大妨。
二、和施耐庵的关系
早在明代就已有文献记载罗贯中乃施耐庵门人。明初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载“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另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尽管前者之真伪目前尚有争议，但“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的说法应该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在于，明代差不多前后的其他文献如郎榱(1487-1566)《七修类稿》、田汝成（约1503-？）《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于1586年）、《稗史汇编》等都记载罗贯中作《水浒传》。至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首先对两人之关系及《水浒传》著作权提出了异疑，他在《因树屋书影》卷一中认为“《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续作，因极口诋罗，复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由是，争衅遂开。
现代学者如鲁迅、胡适等循周氏思路而倡“托名”一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水浒传》“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且是其师”。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认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乃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水淋传）考证》）。但关于谁是“托名”者的种种猜测，都绕过了罗贯中这个文学大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部分研究者继续沿此思路作了一些具体探讨。如1982年罗尔纲在《水浒真义考》（《文史》第15辑）中提出，《施耐庵墓志》不足凭信，而罗贯中确有其人，七十一回本《水浒》即出其手。《水浒》写了农民革命，罗氏“为了避祸，就捏造了一个乌有先生施耐庵为著者，而把自己放在‘编次’之列”。王晓家也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施耐庵”其人，而是《水浒》的作者为逃避文网虚构出来的人物，是罗贯中的化名《〈水浒〉作者系罗贯中考辨》，载《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水浒〉作者及其他》，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水浒传）作者非施耐庵系罗贯中补证》，载《济宁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而顾文若、焦中栋则受《录鬼簿续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等语的启发，认为“‘施耐庵’是罗氏采用了谐音法，将‘是乃俺的本’（这是我的本）隐谐为‘施耐庵的本’”，“这是罗贯中为避文祸，根据杭州风俗做的一个隐语”（《“施耐庵”为罗贯中托名》，载《晋阳学刊》1999年第1期）。文章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但就论述而言，尚显单薄。
当然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力图证明两人的师生关系及之与《水浒传》的著作权的。但其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师生关系”的实质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欧阳健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施廷佐墓志铭》、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庵公生原迁籍志》等晚近发现的材料，认为二人“非师生授受关系”而是“罗贯中因年岁较小而自居门人”（《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上溯本论题的论争历程，可以发现端倪启自明代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因此，其真伪问题十分关键。在目前莫衷一是、驻步不前的情势下，刘冬等提出的开掘“施耐庵墓”以寻求地下文物参证的主张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参见黄?成着《施耐庵与〈水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