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美学与极权话语-《红旗歌谣》及其他(一)

详细内容

由郭沫若和周扬于1958年根据各地采编的民歌所汇集的《红旗歌谣》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群众文艺处于官方鼓动的巅峰状态时的基本面貌。1958年4 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提出，收集民歌一方面“对于诗歌工作者们作为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养料”，“与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使“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和“促进生产力”的伟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

◎劳动阶级的文化表达及其“现代”意义

从《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一点可以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民歌运动似乎是反右运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采取的不是消灭或压制，而是引导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不再采取任何面对现实的批判姿态，而是融汇到由党的路线所规划的劳动生活中去。而歌谣，这种从劳动号子衍化出来的口头传诵的文化形式（而不是文学形式，文本显然不是歌谣的本质），正是使知识分子不致过于离经叛道的少数表现方式之一（谅他们也不敢编顺口溜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对于群众文艺的倡导并非源于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五四时期对于白话文的推崇，比如胡适提出的“不避俗语俗字”，虽然仍然停留在文人文学的范围内，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学中通俗性和大众性的价值。诸如“民间文学”或“民间文艺”、“俗文学”或“通俗文学”等等概念，尽管内涵与侧重由于概念使用者观念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所指却大致上区别不大。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1938）的一开始就声称，“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①，一句话，是与“正统”的文学相对的文学。郑振铎尽管没有把俗文学神圣化，但通过对于它的“边缘性”或“被排斥性”的肯定性评价（他认为俗文学“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基本上使得俗文学与正统文学的对立对应于平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抗衡，而不是异端文化与正统文化的冲突。

这种把俗文学或民间文艺同劳动阶级或被统治阶级文学艺术挂钩的理论倾向，显然是群众文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段内通过阶级翻身的方式大行其道的意识形态源头。知识分子，出于对被压迫阶级的同情和对民间文化的理想化，也丧失了对俗文学本身的批判动机。俗文学当然并不是仅仅表现下层阶级的劳动生活或阶级地位（性爱或许是更普遍的主题），但是由于理论的指导，《红旗歌谣》里收集的新民歌刻意表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阶级形象。情歌里的性爱因素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必须以新时代的意识形态为标杆，象在〈河中的鱼儿跟水游〉里明确宣告的：“我盼阿哥象雄鹰，／入社别落人后头。……我盼阿哥象河里浪，／跟党一直走到头。”（81页，《红旗歌谣》，北京：红旗杂志社，1959. 下同）这样的形象当然也已经不是传统民间文学中同权力中心对立的形象，而是热情投身于权力中心策划的群众运动的劳动阶级形象：“一双双手儿忙又忙，／一箩箩产品闪金光，／一滴滴汗珠往下淌，／一张张脸儿放红光”（〈一双双手儿忙又忙〉，271 页）。那么，如果知识分子要以劳动阶级为榜样，就必须以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自我同化于社会主义“大我”的精神为榜样，把聪明才智贡献给大跃进的劳动生产：“庄稼汉子智慧多，／要叫河水翻上坡。”（〈庄稼汉子智慧多〉，191 页）这样的“智慧”同批判的知性截然无关。

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文学中对劳动阶级或下层人民及其文化的同情尽管往往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但基本上是出于真诚的动机。这种同情后来演化成认同，似乎知识分子只有走出书斋，认同于劳动大众，才能找回本来的、纯粹的自我。劳动，黑格尔／马克思认定的人的自然本质，被当然地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神秘动力，而现代性历史的主角也当然地必须由劳动者来担当。问题在于，如果文学所颂扬的是异化的劳动，甚至是受操纵的劳动，那么这个劳动群体（如果不是阶级）所拥有的理想光环就颇具反讽的意味。“大跃进”基本上是一个由权力中心调遣部署的劳动任务，是一个在现代性观念的框架内大量生产剩余价值（不是被剥削而是被浪费了）的集体运动。历史已经不幸地证明，《红旗歌谣》所歌颂的不是自发的劳动，而是诱发的盲动。“社员半夜就下地，／干部一宿没睡觉”（〈双剪燕儿吱吱叫〉，210 页）的景象从现在看来仅仅是本土现代化悲剧过程中的一个喜剧片段。劳动阶级由于被赋予了“主人”的称号而一举成为现代性（悲剧）历史的主角，并且由于认同了主人话语而陷入主动被主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