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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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为促进学术交流，就叶志坚先生的《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一文而作的。叶文对我们之前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一文中关于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并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观点及理论根据，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对此，我们将在本文中，就叶文提出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其中包括叶先生本人的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够妥当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我们的观点，作相应的分析和说明，与叶先生及学界同仁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讨。我们主张，为恢复马克思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笔记”错误称谓，确立对笔记的科学解释――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 ? ??
此前我们曾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一文中，正面阐述了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名”问题，建议将所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改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并解释了为笔记更名的理论根据和意义。我们注意到，叶志坚先生在《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叶文”）一文，表达了他本人对笔记称谓、主题的不同看法，并完全肯定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从促进学术交流的角度，我们对不同意见表示欢迎。为使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讨论更加深入，我们打算就叶先生提出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包括叶先生本人的一些我们认为不够妥当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我们的理论观点，作相应的分析和说明，与叶先生及学界同仁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讨。?
我们认为，叶文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但从总体而言，该文对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包括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着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其论证亦存在着一些牵强附会或根据不足之处。从基本观点上，我们难以赞同叶文所谓马克思晚年笔记应称作“人类学笔记”的说法。我们认为，为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错误解读模式和“人类学笔记”称谓，确立对笔记新的科学解释、科学理解――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一、 如何科学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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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试结合叶文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问题的整体思路，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关于如何科学确定笔记称谓的看法。?
第一，究竟应从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还是从笔记文本出发来确定笔记称谓?
对这一问题，叶文的回答是：“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核心问题”。① 叶文的思路是，只要探明了马克思晚年的整个“理论主旨”，那么包括在“马克思晚年”范畴内的晚年马克思各个具体的理论活动及其相关问题，包括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写作动机等复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目了然了。这一论断，正表明了叶文解决笔记称谓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哲学信念。?
在我们看来，叶文形而上学地颠倒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常研究顺序：我们只有先细致、精确地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马克思晚年笔记），才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局部上升到整体，进而准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整体特征，而叶文恰恰是从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整体特征”出发，用其来直接套用晚年马克思各个极不相同、十分具体的理论探索，并解决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的。从哲学思维层次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用整体特征替代局部特性，用共性抹杀个性的形而上学思维。试想，如果采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研究方式而能真实把握马克思晚年各思想及其具体实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一劳永逸”地用其解释马克思晚年乃至其一生任何时期的任何思想、著作或活动（我们完全可以不限于晚年思想、著作或活动）。叶文既然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界定为“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此为“公式”或“框架”，将马克思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都概括为此。这种研究方式绝不是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方式，而恰恰是我们要加以坚决拒绝的。?
我们认为，探明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恰恰不是解决马克思笔记主题、称谓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是在外围兜圈子。对于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我们至多可以用它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但绝不能用其代替或穷尽马克思晚年的所有具体思想，不能抹煞后者的独特内涵和独特价值。整体不能代替局部，局部特性未必同整体特征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要科学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并确定其恰当称谓，正确的方法，应是立足于笔记的原始文本（换言之，必须从笔记的第一手文献出发），以此为最重要、最有说明力、最直接的依据（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至多只有参考意义），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笔记自身的主要理论兴趣、核心问题及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说明各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合理确定笔记的主题、称谓、历史地位等根本问题。遗憾的是，叶文并未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而是基本脱离马克思晚年笔记各主要文献，对其不作具体深入分析，却耗费大量笔墨强调和说明了“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晚年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试图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东方阵地”等与笔记本身相去甚远的次要问题，②并主观地认定，这些就是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其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实际上，这是把一种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仅是马克思晚年对某一侧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探索抽象认定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以此为理论框架、解读模式，用其任意剪裁马克思晚年其它重要理论探索的片面做法。?
第二，笔记称谓的确定与晚年马克思的特点?
在叶文看来，要确定笔记的恰当称谓，必先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因此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首先与革命实践需要有关，理论研究（相比革命实践）只有从属或次要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必定要根据其晚年革命实践活动的目的来界定，而马克思晚年革命实践活动最为关注的就是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并希望借此来开辟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东方阵地”，因此探索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就成为了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和“最突出的理论贡献”，那么，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其主题和实质就应是探索东方国家独特发展道路问题无疑了。?
从上述论证逻辑可以发现，叶文的一个主要哲学假设就是：既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那么，对于他的所有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就不能从纯学术上来理解，而首先应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或者说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是最主要、最科学的方式），并以“革命实践的需要”来概括他的各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的实质。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就毕生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而言，马克思确是一个革命家，他所从事的理论活动，就其终极价值、最终目的而言，确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未来理想社会服务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就只是一个革命家而没有科学家、理论家的身份，或者说“服从于革命实践需要”就是他各个不同时期所有理论探索的具体目的、直接目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马克思本人有相对独立的科学探索、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用它来简单概括或套用马克思各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实质和科学意义。那样做我们等于没有揭示他各个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性质和科学意义。因为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大可以认为，马克思任何时期的理论研究、理论著作的主旨都是所谓“服务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实际上，马克思既是革命家，也是科学家、理论家，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这两种身份始终存在，并在不同时期从事不同活动时，各有所分工和侧重。应当承认，在从事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理论创作活动时，马克思的科学家、理论家身份更为突出和直接。仅仅是就从事理论创作的终极动机、价值目标而言，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所从事的理论创作活动与革命实践有关。或者说，这种理论活动是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的。如果是就探索某一具体理论而言，我们绝不能胡乱断定其与马克思的某一革命实践活动直接相关，或者把“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牵强附会地说成是这一理论探索的主题或实质。?
事实上，马克思从事的许多理论活动（包括晚年的大量理论活动）都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比如，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著作所作的篇幅巨大、内容详实、涉猎广泛的笔记（即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晚年笔记”），其主要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如果简单地以后者来解释笔记的主题和实质，我们就难以解释，晚年马克思为何要花费巨大精力来具体探讨希腊、罗马国家的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宗教起源、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等大量纯学术问题（马克思探讨这些问题甚至被梁赞洛夫等前苏联传统学者批评为“不可饶恕的学究气”，不难理解，它们与直接的革命实践有多大距离），它们与所谓革命实践活动并无直接联系。就晚年马克思而言，对革命实践问题的关注仅仅是他视野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对革命实践的关注就是他晚年活动的全部内容，而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科学探索就不重要，或者只有从属意义、次要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在晚年的最后时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集中探讨了众多理论问题，表现出对理论问题的极大探索欲。不论是革命家身份的马克思，还是科学家、学问家身份的马克思，都是晚年马克思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用革命家、实践家身份来否定、替代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或把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贬低为革命家身份的单纯附属物，视为次要或无足轻重，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我们还认为，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不足以全面概括其晚年理论探索的丰富内容。他晚年不但探索了俄国等国存在的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历史命运、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还全面探索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本来面目和派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集中反映在他对摩尔根等人的著作的笔记中）；除上述笔记外，他还集中写作了《历史学笔记》，探索了自文明时代起源以来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将其与前一组笔记相互补充，力图构建系统、完整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晚年马克思也未因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而忽视了对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关注，绝不能认为，他晚年就放弃了对西方国家革命的期待而转而寄望于东方国家独立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奇迹”。应该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绝不能将其上升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不能视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二、“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能否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
对此问题，叶文的回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不能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只有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才能真实反映笔记的主题和实质。下面，我们就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重心、理论主题，并结合叶文的一些具体观点，作一个详细探讨。?
第一，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
不难发现，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中，马克思有意识地改造了摩尔根原着的内容结构。他在叙述了《古代社会》第一编“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发展”之后，改变了原着的叙述顺序，依次叙述了第三编“古代家族的发展”、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而将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管理观念的发展”）作为全书内容体系的最后完成部分。这一改造，绝非马克思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反映了他立足于摩尔根科学成果，对其进行哲学概括并进而创作自己的历史哲学著作的鲜明意图和研究构想。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摘录其它人类学家著作时，通常是按照原着的正常叙述顺序来进行摘录和评注的。对摩尔根原着内容结构的重大改变，不仅表明《摘要》在马克思各笔记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且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写作思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就形式而言，他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笔记的主题实际上是同一个起源――文明起源。三大起源，归结起来，实际上反映的是文明时代如何起源的世界历史问题。较之摩尔根将文字视为文明时代的起点，马克思尽管仍然承认文字的出现对于文明时代形成的意义，但更倾向于把政治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可以说是以私有财富的统治、阶级统治为本质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最好的概括和说明）的形成视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总体性标志。马克思虽然注意到并基本沿用了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分期法，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野蛮时代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历史进程，才是其真正思想重心和头号主题。换言之，解答“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是《摘要》的鲜明主题。马克思直接叙述“蒙昧时代”（即文明起源前的“原始文化”阶段）的部分只占全书很小的篇幅。?
如果我们借助于一些关于《摘要》内容结构的基本数据，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文明时代的起源”（包括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在该书中的主体地位、核心地位：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蒙昧时代（“原始文化”）的部分有：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第一章“血缘家族”和第二章“普那路亚家族”、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三种继承法”的一小部分（即该章中介绍“蒙昧社会状态下的财产”的部分）、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篇幅约24页（以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文版为参照，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仅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10%左右。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摘要》用绝大部分篇幅，全面探索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文明时代、政治国家起源直至最终形成的宏伟历史画卷。全书探索这一内容的部分包括：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至少第四章“对偶家族及夫权家族”和第五章“一夫一妻制家族”（专偶制家庭）、几乎整个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的极小部分外）及几乎整个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外）。以上各部分合计约195页，占全书内容总篇幅的80%以上。马克思、摩尔根笔下的“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和当代考古学、历史学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开始发源的历史时代”基本属同一时代，它是人类原生形态文明的各标志性要素（例如陶器、农业、畜牧业、铁器、文字、国家等）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的历史时代，是由于物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根本推动，逐渐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代。“野蛮时代”，就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而言，也可称之为“文明起源时代”。在马克思、摩尔根那里，它是蒙昧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私有财产、专偶制家庭、政治国家（三者是文明时代三大基本要素）起源的历史时代。不论是摩尔根，还是马克思，都不约而同地将论述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放在野蛮时代以来的文明起源问题上。在《古代社会》一书的内容结构中，我们一样可以发现，摩尔根也是用大部分内容篇幅来叙述这一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叶文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的。叶文认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是用60%的篇幅，以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作为典型，叙述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其最大部分也在于此”；③ “马克思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摘录其（指易洛魁人――引者注）内容，表明马克思的兴奋点绝不是要在此阐述所谓‘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此着重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④在叶文看来，《摘要》的理论重心并不是探讨“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而是揭示所谓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关于上述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试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来回答：
如上所论，马克思在《摘要》中是以超过80%的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人类文明起源史（包括国家起源史）。毫无疑问，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才是该书的真正主题和主体部分。将马克思摘录的最大部分认定为“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氏族制度的部分至多包括该书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二至七章。他在这里依次叙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胞族、部落和联盟，以及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阿兹特克联盟。就其摘录的内容篇幅而言，一共88页，充其量只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37%，怎么能说是“最大部分”（相比他摘录的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80%以上的篇幅）呢？可见，这个“最大部分”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与摩尔根对该部分的叙述相类似，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置于人类由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演进、过渡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将其作为这一漫长过程的具体阶段来加以考察的。马克思是以它们为例来说明以其为典型的野蛮社会某些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的。我们还认为，不应将他对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考察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叶文之所以将二者对立、割裂，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仅仅抓住了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古学事实：易洛魁人、阿兹特克人及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部落已处在野蛮时代，即人类文明开始起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已出现了陶器、农业等对文明时代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质性要素，它们有力地推动着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马克思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是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史的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