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陷井――关于民主化的几点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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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陆出版了一本由何清涟女士撰写的著作《现代化的陷井》，该书探讨了中国改革和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受其题目的启发，笔者在这里想就“民主化的陷井”一题谈几点看法，请学者专家和各方有识之士指正，也希望能对从事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朋友有所启发。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八九”也已过去十年了，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历史的机缘，但都因种种内外的因素而丧失了在中国推动民主政治的可能。除了那些外在的因素外，能否从历史的行动者的角度，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出一些我们应该汲取的教益和面向明天的启迪，这也许是我们在这世纪末纪念那些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最好的方式；否则，所有的纪念都将失去其最终的意义。
一、权力的饥渴和权利的热望
顾名思义，民主化过程就是将先前存在的不民主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确立民主的游戏规则，以此来规范权力的产生、更迭及监督的过程。[1] 这里，笔者不拟加上“权力的运作”这一项。在民主的权力运作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混乱的看法，以为权力的运作也要以“民主的方式”来进行。不仅中国人对民主化抱有这种极成问题的看法，在其他国家、包括那些传统的民主国家中，同样也可能存在这种模糊的看法，这种看法是民粹主义式的民主观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观念。
在从集权专断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时，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饥渴”现象。由于以往在集权体制下的历史和政治生活经验，人们对权力的能量以及它所具有的利益含量，形成了强烈的印象，一旦这种集权体制开始崩溃或进入转型期时，社会中的那种对权力占有的“饥渴”，就会以超常的规模爆发出来，于是，争夺政治权利的竞争者会急剧增多。
这里，需要区分“权力的饥渴”和“权利的热望”[2]。后者是指那种从一种权利缺失到一种可能的权利占有，人们长久被压抑的正当的权利要求，因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而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导致对权利要求的急增。虽然这种对权利的要求具有其道义上的正当性，但在历史转折期，“权利的热望”的过度发展也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增加转型期的紧张和民主政体平稳确立的难度。
事实上，大部分人的“权利的热望”，所关心的基本上是个人在转型中能得到的权利；但对那些对政治权力感兴趣的人来说，利用民众的这种对权利的渴望，来实现其对权力的希求，则常常是一种便捷的政治策略选择。由于集权政体长期地压制并故意地模糊人们的权利意识，也使得一些人往往在如何正当地行使权利这一点上缺乏合理的态度，对权力的崇拜和以往的经验使他们认为，拥有了“权力”才能具有“权利”。因此，随着集权政体权威的衰落，便常常可观察到，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那种对权利的渴求和占有权力的欲望交织混杂、相互作用，往往带来一系列对民主化转型具有负面效果的现象。一般来说，“权力的饥渴”主要表现在政治精英层当中，但却可通过大众对“权利的热望”而产生直接的政治压力；反过来，大众对“权利的热望”也可能直接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大众政治参与，从而刺激某些政治精英的激进政治行为，形成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氛围。这对亟需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规范的民主化转型可能造成困扰。且不谈今日发生在许多民主化转型国家中的到处可见的类似现象，如果回想一下辛亥革命后中国纷乱的政坛及鲁迅笔下的阿Q对民主的理解及其行为，便不难想象和理解，民主转型中的这类现象可能给民主化进程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所有的民主化过程都难以避免一个悖论:一方面，必须消解前专制政权的权威，否则就无法实现民主化；但另一方面，没有必要的政治权威，就不仅无法有效地确立民主政治，而且难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生活。如何在消解旧政治权威的同时，尽快地形成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的权威，这是决定民主化过程能否顺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威，才能在既满足那些急剧增长的参政要求和权利要求的同时，又适当地遏制和平衡这种要求，使其不至于超出民主化过程中各具体阶段所能承受的范围。但是，麻烦却在于，正是“权利的热望”和“权力的饥渴”的剧增，使得新的政治权威很难在各种势力的冲击下有效地建立起来。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权威，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问题的积累，会使民众对民主政体本来就不够坚实的信心下降，最终导致民主化进程中的波折甚至逆转。
民主政体没有其他超先验的合法性资源保障，它完全建构于公民们对此政体的、习惯成自然式的信赖之上，这种信赖也就是孟德斯鸠所谓的已成为自然的对民主政体的爱。柏拉图曾正确地指出过，公民的舆论是可以随时以一种民主的方式丢弃民主政体而选择其他政体的。与其他政体相比较，只有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权威，是以其成员的权利为其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和服务的最终目的；但同时，民主政治也必然地会规定、限制这些权利的实现。在民主政治中，这种权威和权利之间的内在紧张之纾解和动态的平衡，有赖于一种健康、理性的公民意识的养成和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一个民主政体所实践的历史越久，它回应其公民的权利要求的能力就越强，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越强，因而也越容易延续下去。但对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这一切不会立刻从天而降；相反，却可能是相当缺乏的。不过，如果在转型期中旧制度里有较多可利用的资源，则可能较少遇到这类问题的困扰。[3]
除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权威和权利之间的紧张之外，造成这种转型期悖论现象的直接根源当然是专制政体。以往的专制政体剥夺了民众正当的权利、垄断了政治参与渠道、不允许公平的政治竞争，其后果就是这种剧增的“权利渴望”和“权力饥渴”。但对民主化进程和那些志在建设一个民主政体的人们来说，这种转型期悖论现象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认真严肃地对待。从最坏的角度讲，每个专制者都可能象路易十五那样无耻地说上一句，“我死后那管它洪水滔天(Apres moi, Deluge)!”也许，专制正是被那不满的“洪水”冲垮的；而在冲垮专制的过程中，无论是“洪水”或是鼓动“洪水”者都有其道义上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洪水”出堤，所有具有责任感的政治家，面对着专制的废墟，若再去鼓动“洪水”或为“洪水”的壮阔和恣肆而高声赞美，便绝不再是一种道德和责任的表现；而缺乏疏导这种“洪水”的能力，或对其可能带来的问题缺少应有的警惕，也绝不是具有政治智慧和远见的表现。
当然，民主化最理想的方式是，逐步改造现行政治体制，避免政治的急剧动荡和政治权威的真空。换言之，若主政者能倾向于、并采取措施导向民主化，或(在反对派的压力下)能不断地释放政治资源和政治空间、改造旧政治制度，以适应和满足民间精英及民众参与权力和维护权利的要求，反对派精英亦能积极回应，双方形成一种理性的互动，则这样的民主化过程便可能避免上述的种种问题，在一种权力参与和权利要求所创造的、政治和社会动力与秩序权威之间，找到富有活力和效率的平衡。然而，这种方式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主政者，对此无法抱太大的奢求；但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不该对此绝望，哪怕仅仅是出于道德的角度。知不可为而为之，仍应是反对派精英对历史和社会负责的一种选择。
如果主政者并不愿主动地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作政治回应，相反地，还采取压制性政策，那么，由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心理条件的作用以及民主派的努力，民主化的进程就很可能是由急转直下的一连串突发性事件所启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民主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便可能取决于各种政治人物、特别是反对派的政治人物，在何种程度上能就政治进程达成理性化的共识。这样的共识之核心在于，建设和尊从抑制“权力饥渴”现象的机制，以便将对权力的“饥渴”所造成的权力争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运作的动力。而这一切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化的前期准备过程，取决于人们和政治精英们在某些突发事件面前的认知和行为。政治精英能否自我约束或被约束，既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意识，也取决于民众的政治意识。一旦理性的精神成为主流，政治精英间便较容易建立这种共识，而民众对权利的合理要求也不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反民主化的动力。从中国人目前的思想观念状况来看，这种前期准备似乎尤其显得必要和急迫。历史上许多革命者所面临的悖论就是，他们只会启动历史的闸门，却从来不去预想将来可能的事态，结果不仅葬送了革命、也葬送了自己。[4]?
如果我们不愿落入一种理念主义的陷井中去，就必须考量减弱这种“权力的饥渴”的客观条件。说到底，那只能是公民社会的发展──这里讲的公民社会，既是在其政治意义、也是在其经济意义上的。只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才能造成一种权力的分解、权力的多元现象。只有当对权力的“饥渴”所造成的压力被疏导到其他非政治权力的权力系统中去时，“权力的饥渴”现象对民主化的威胁才会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