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状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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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的秘史之意）。明洪武十五（1382）年始，译成汉文，改名为《元朝秘史》。今其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流传下来的只有明代以汉字音写蒙古语的《元朝秘史》。
国内学者研究《蒙古秘史》，已有悠久的历史。学术界也有人认为《蒙古秘史》研究始于明朝。白·特木尔巴根就曾在《明代史乘著录〈元朝秘史〉考略》（《内蒙古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了我国学者对《元朝秘史》的研究不是始于清代，其时间上限应推至明洪武年间。认为明代学者开创了《元朝秘史》研究的先河。明代，将《元朝秘史》十二卷本录入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明永乐年间，并将十五卷本《元朝秘史》编入《永乐大典》（此版本迄今不见）。另外，明朝翰林院编修，对畏吾儿体蒙古文《蒙古秘史》进行了汉字音译，并附录了汉译（分为旁译和总译）部分。
　　清代学者，对《元朝秘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蒙古秘史》诸多抄本。自十二卷本版本产生了顾广圻的《元朝秘史》（1805年）校勘本（被称为顾校本）。自顾校本又派生出《四部丛刊》三编本（以下简称四部丛刊本）和叶氏观古堂刻本。1885年，文廷式复抄顾校本，出现了文廷式抄本。1908年，叶德辉复抄文廷式抄本，成木刻版十二卷本《元朝秘史》，即所谓的叶氏观古堂刻本。
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年），将汉字音译蒙古语和汉译对照的《元朝秘史》从《永乐大典》中抄出来，成为元史学上的一大发现。而永乐大典所收为十五卷本《元朝秘史》。其后，1896年，李文田（1834－1895年）参考六七种典籍为《蒙古秘史》作注，有《元朝秘史注》十五卷刻本（第一、二、三册，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二十五年，1931年），属于最早的译注本。
这一时期，除各种版本广泛流传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考证文章。阮惟和的《元秘史地理今释》和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为这一时期代表性著作。
民国时期，1927年，王国维在《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载《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观堂集林》卷16）一文中，考证了《元朝秘史》中的主因亦儿坚就是金朝后期的札军。并有《蒙文元朝秘史跋》（《观堂集林》卷16）。陈彬和在其选注的《元朝秘史》新序（商务印书馆，上海，1929年）中，对《蒙古秘史》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作了探讨。1934年，陈垣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版）中，探索了《元朝秘史》译音用字规律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谢再善以叶德辉观古阁刻本汉字音写原文为底本，出版了最早的《蒙古秘史》（开明书店，北京，1951年版）汉译本。
　　1978年以后，国内学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出现了《蒙古秘史》不同版本的译注本和蒙文还原本，研究论文数量也惊人之多。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的《〈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以四部丛刊本《元朝秘史》12卷本为底本，参照叶德辉观古堂刻本及苏联的藩克福的15卷本，是对照三种版本《元朝秘史》的最早的校勘本。此外，这一时期的译注本，还有满昌的《蒙古秘史》简译本（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道润梯步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同时，国内学者对《蒙古秘史》也进行了畏吾儿体蒙文还原工作，亦邻真和巴雅尔的《蒙古秘史》还原本，是最具参考价值的还原本。此两种还原本的出现，不仅象征着国内《蒙古秘史》畏吾儿体蒙古文还原工作，取得了最辉煌的成果，而且，与各国学者对《蒙古秘史》所进行的畏吾儿体蒙古文还原情况相比，两位学者的还原本，也是属于世界一流的。不仅在国内《蒙古秘史》研究史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在世界《蒙古秘史》研究中，也具有极大影响。为各国学者研究《蒙古秘史》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