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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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较史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可以确定，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这两种不同的国家类型。所谓大陆帝国，主要是指位于欧亚内陆，其统治核心区远离海洋，并以自然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封闭性国家。所谓海洋国家，虽然农业经济仍是其立国基础，但其生存状况却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海外贸易，
如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城邦、中世纪晚期兴起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近代兴起的英国等。这两种国家类型早在古代社会已现端倪，到了近代，其发展道路就分道扬镳了。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古代中国是内陆国家、封闭国家，而古希腊城邦以及后来在海上贸易中崭露头角的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等都是海洋国家。在费正清开创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强大影响下，西方学术界同意这种看法的人大有人在，此说在国内亦有相当影响。问题是，大陆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就是“内向爆炸”，即因为它的封闭和隔绝，其人口增长只能在国境之内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加以解决；而海洋国家则取“外向宣泄”方式，即将其人口通过海外殖民而输送到诸如美洲、非洲和澳洲等地去。我们看到，在中世纪晚期的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凭借商业、炮舰还有外交力量，逐步走向全世界。反观我国，十五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壮丽事业嘎然而止以后，则在人口激增、政治衰退、思想僵化、科技停滞的重重困扰之下，一次次丧失发展机遇，终在十八世纪中叶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况中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看，费正清的分析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但揆诸历史实际，则稍嫌粗疏，因为晚唐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我国确曾一度出现过海洋发展路向。
　　唐宋之际我国发展路向由“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历史性转折
　　如果说早期中国是封闭的内陆国家，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汉唐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汉唐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将其精力主要放在管理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和处理与匈奴、突厥等西北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个核心统治区域称为“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所以我们说汉唐社会“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的确，我们不应忘记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千余年间，在万里丝绸古道上，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而中外商旅所贩运的锦绮丝绸和异域珠宝作为皇室、贵族、官僚阶层享用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实在关系不大。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汉唐社会在千余年间基本上与海洋无涉，其间发生的种种政治、经济、外交等历史事件，基本上是以内陆为中心的。
　　然而晚唐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我国就不完全是封闭型的内陆国家了。我在拙着《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8388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说过：“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十一世纪后半叶（即北宋晚期）完成其南移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而拥有以海外贸易为载体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要素，正是海洋帝国的本质特征所在。因此，我认为晚唐以后，我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了“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浩瀚的太平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阻隔。北宋中叶以后，北边从山东登州的板桥镇，往南到长江口刘家港、明州港、泉州港、广州港，直至海南岛的琼州港一线，分布着二十来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与东洋（日本、朝鲜）、南洋（菲律宾、印尼等）和西洋（阿拉伯世界、印度次大陆和非洲东岸）进行着广泛的海外贸易。广州和泉州因而成为蕃商聚居之地，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号“刺桐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