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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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出版<>[1]，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件大事。其中的《孔子诗论》一篇，对于经学和早期儒学研究意义尤大。本文拟在拙文《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问题。
<>马承源先生将《诗论》全部29简命名为《孔子诗论》，实质上已认为《诗论》全部29简皆为孔子之语。《诗论》简4有问答句：“‘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2]，马先生认为“这种问答式的讲辞，也是孔子的教育方法”[3]。简7“《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于礼”，马先生说“孔子直言‘《关雎》以色’，然而‘喻于礼’”[4]。
<>李零则认为简7“‘孔子曰’下面的四句话，应是插进的话，与上不同。其内容是与‘《清庙》王德也至矣’到‘成命之也，信矣’一段相呼应”，并说“是以另一人的话开头，然后再引孔子的话。我怀疑，它也许是某种附见的参考资料，属于传记之类”[5]。这是说《诗论》的29简中，还有非孔子之语存在。
<>《诗论》29简，到底是否全部为孔子之语？如果不全是孔子之语，那么，哪些是孔子之语，哪些又不是孔子之语？是亟需分辨清楚的。下面，试作考察。
<>根据笔者的研究，《诗论》的简1和简8至简29，都是简头简尾都写满字的所谓“满写简”，而简2至简7，都是简头简尾都留空的所谓“留空简”。“满写简”应归入《子羔》篇，而“留空简”则另有来源。现在，我们先看“满写简”部分。<>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无泯志，乐无泯情，文无泯意<>01……《十月》善諀言；《雨无政》、《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疑言不忠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小有仁焉；《小弁》、《巧言》，则言馋人之害也；《伐木》08 [弗]实咎于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祈父》之刺，亦有以也；《黄鸟》则困，而欲返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菁菁者我》则以人益也；《裳裳者华》则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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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于礼<>10……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14[喻求女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亦能时乎]？12 [《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鹊巢》出以百辆，不亦有离乎？《甘13[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所茇也。《绿衣》]□□□15……[《燕燕》]……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诸11 [父母也。《甘棠》之报，敬]召公也。《绿衣》之忧，思故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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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公羊传》外，<>《谷梁传》此种句式也极多。如《春秋经·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谷梁传》：“‘克’者何？能也。”《春秋经·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谷梁传》：“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礼，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春秋经·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谷梁传》：“‘及’者何？内卑者也。”显而易见，“何”前都是被解说的对象，“何”后则是解说之词。这是一种典型的解经句式。以“何”前之语与“何”后的解说为同一人之说，从上引《谷梁传》来看，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克’者何？能也”，“何”前之“克”是引《春秋经》之语，“何”后“能也”云云才是《谷梁传》的解说。由此看，简文也当如此。
<>明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的解说，“《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就是孔子解说的对象，是较孔子更为权威的《诗》说。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后学之语，“《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就有可能是孔子之说。比较之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在《诗论》的29简里，是孔子语都冠以“孔子曰”，此只称“曰”而不称“孔子”，应该非孔子之语。而“《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与下文简27、简29、简26的“孔子曰：《蟋蟀》知难，《螽斯》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泣不□□□□□□□□……《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绝，《突而》士，《角枕》归，《河水》智，……忠，《邶·柏舟》闷，《谷风》怌”形式相近，颇有“一言以蔽之”的风格。正因是孔子的论断，简文才“一倡三叹”，反复阐释。所以，这一段《诗》论虽然也引证和阐释了孔子《诗》说，但其主体应是孔子弟子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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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的编连无问题，为孔子语应无疑问。
<>由此可知，“满写简”的五段，有四段为孔子语，属于孔子《诗》论；有一段虽然也有孔子《诗》论，但其主体为孔子弟子之说。此弟子为谁？简文没有指明。我们可试作分析。
<>我们知道“满写简”应属之于《子羔》篇。而上海简所谓《子羔》篇的头“15简”，其内容“是子羔向孔子请教，讨论‘三王之作’，即禹、契、后稷，他们的为王，究竟是出身卑贱，得自禅让，还是由已经成为天子的帝王传位于子”，其结尾应是《诗论》简的简1“……行此者，其有不王乎”[10]。也就是说，简文先是子羔问孔子“三王之作”，然后才是孔子论《诗》。这种形式，使我们不禁联想起《孔子家语·庙制》以下的记载：<>
<>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汝所问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
<>比较《孔子家语·庙制》和简文的记载，可以发现子羔问孔子“<>四祖四宗”与子羔问孔子“三王之作”，性质有相近之处；而《孔子家语·庙制》孔子引《甘棠》诗作解与简文以孔子论《诗》继其答“三王之作”之问，也有某种相同。这种相近、相同，尽管也可作别解，但理解为子羔就是简文中传孔子《诗》论之弟子，应属有理。
<>子羔，即高柴，亦称子皋、子高、季皋等，《论语》、《左传》、《韩非子》、《世本》、《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盐铁论》、《说苑》、《易林》、《论衡》、《汉书》、《白虎通》、《古微书》、《风俗通义》、《中论》、《孔子家语》、《孔丛子》、《宋书》、《金楼子》、《北魏张猛龙碑》、《颜氏家训》以及佚书《子思子》都有记载[1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他“少孔子三十岁”，以性格直爽、尊礼孝亲、指法公平闻。《论语·先进》孔子有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把他和曾参、子张、子路并称，可见他也是孔子的一个重要弟子。传世文献除《孔子家语·庙制》外，不见有子羔有与《诗》有关的记载。但“说有易，说无难”，作为孔子弟子，向孔子问《诗》并传《诗》与自己的弟子，并不值得奇怪。由此可知，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而并非单线。上海简《孔子闲居》有子夏问《诗》于孔子的记载，也有此《诗》论。此外，还有马承源先生所称引的其它两支论《小雅》、论《大雅·生民》之简[12]，都存在非子夏问《诗》于孔子的可能性。
<>“留白简”六支不属于《子羔》篇，当另有来源。其内容可暂分为三段。
<> □□[问于孔子]曰：“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04 [曰：“《小雅》是也。”“有……者将何如？”曰：“《大雅》]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05 [显相”，以为其]……
<>这一段“曰”前有脱简，根据文义，可补“问于孔子”4字，主名估计是孔子的某一弟子，甚至可能是子羔。这一段“清庙”以前是问答体，问的是孔子弟子，答的方是孔子。“清庙”前有章节号，应是另起一段。这一段主名有可能是孔子，也有可能是别人，尚难确定。
<>[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庙》吾敬之，《烈文》吾悦之，《昊天有成命》吾颂之。《宛丘》曰“询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仪一兮，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吾美之；《清庙》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无竞惟人”，“不显惟德”，“呜呼，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矣。颂<>06 [之盛德也。]……
<>这一段只有一支简，其余内容据“满写简”补出，当为孔子语。
<>……[“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07志也，文王受命矣。《颂》，旁德也，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02 [……《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也，小矣。《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虽能夫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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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来，“留空简”论《诗》与“满写简”还是有一定区别，前者突出概论，后者则重在分述；前者的主体多为孔子，后者的主体多为孔子的弟子。此弟子为谁，简文也没有交代。但从第二段“留空简”实质含有与“满写简”相同的内容看，这位弟子为子羔的可能性较之其他人，应该要大些。当然，简文既称“子羔”，其传者不会是子羔的直接学生，当是孔子其他弟子的学生，这是上限。马承源先生说：“据种种情况推断和与郭店楚简相比较，我们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简，乃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15]。“楚国迁郢”，事在公元前278年，既是此“前”，其年代与郭店楚简实质是一样的。但竹简的年代并不等于著作的年代，著作的年代要早于竹简的年代。一篇著作，只有当它产生广泛的影响之后，才会被广为传抄；只有当它为人所重之后，才会用于墓葬。从著作到墓葬，应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因此，竹简在“楚国迁郢以前”，著作至少也得在战国中期。这当是其下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海博物馆藏29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子羔《诗》论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从子羔解《诗》的情况看，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