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性格悲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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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成就了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改革运动。在风云际会中他思想深邃，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专断独行，偏信阿谀奉承，引得附势者趋之若骛。权势欲促使他步入人生高峰，也引发身后祸发萧墙。
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混然一体，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使人说不尽的张居正。
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他本人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的为人处世留下许多是是非非，不论是赞许的、反对的、持平的，无一例外都对他的倨傲、专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又与他的远见和魄力难分难解，这说明他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
在社会实践中，尤其在社会转折的关头，一切富有创造性的决策，往往发端于个人的智慧和作为，坚强的个性是成就伟大事业的潜在素质，从这方面来说，个人的性格往往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进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会变革。他低贱的出身，官场的纷争，强手对持中的角逐，种种不利因素，都能成为他积蓄力量，提高权力和威望的台阶，这是他性格中的主导面。然而他也有蛮横、短视、气颓的时候，这深藏在内心深处的负面因素，限制了改革事业的深化，也预设了身后一败涂地的陷阱。
伟大与渺小，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复合的个性，恰如湖北人传说中的九头鸟，似鸭非鸭，遍身赤红，“九头皆鸣”[1] ，这九头既是神通广大的显示，也是多种声部的呈现。这多声部而又和谐的组成，体现了张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明史》这样评论他:“ 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2] 体貌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既帅气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更不可测，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使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
一、 寡情而重义
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中的精粹，他就是以这样的铁腕手段行事、执法，镇压动乱和打击反对派。他崇尚军事家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推行“杀以止杀，刑期无刑”[3]，“盗者必获，获而必诛”[4] 的主张，给敌对势力以无情的镇压。并以打击的力度考核官吏，遇有镇压不得力的，一概杀无赦。所谓: “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过也，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5] 这一杀气腾腾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驱使官吏肆无忌惮地镇压一切不服从朝廷的政见和动乱。他还放手任用酷吏治理边远地区，殷正茂是个心狠手辣的枭雄，为人贪酷，名声不好，任用他遭到多人反对，可张居正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力排众议，任命他为两广总督，他一上任即大张旗鼓地镇压蓝一清、赖元爵起事，杀了上万人，平息了这一风波。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 大功克就，岭表辑宁，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仆知人之明。”[6] 万历元年，张居正刚上台，就面临广东潮州一带的反明势力的叛乱，在给殷正茂的信中说:
“大抵南贼譬之蔓草，铲尽还生。从古以来经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举而收荡平之功，其势然也。今当申严将令，调益生兵，大事芟除，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诸文武将夫有不用命者，宜照敕书，悉遵军法从事， 斩首以徇。了此，则诸不逞之人，皆破胆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费，而贻永世之安。”[7]
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这是非常残酷的镇压理论。用战争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治理和平时期的内政，必然崇奉暴力。综观他的内外政策，除了对蒙古俺答实施优抚政策外，对境内的动乱和治安，不论是起义还是盗贼，力行诛杀，从不手软。万历五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他认为: “此事虽由殷石汀(殷正茂)议处欠当，然既奉钦依，则令由上出，乃不行申诉，辄纠众鼓噪，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惩，则天下效尤，渐不可长。”[8] 在他明知此事是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本可协调解决的，仍然制止申诉，只是因为令已发出，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和朝廷的脸面，照样施以惩办，使闹事的机工冤沉海底。虽然他也有符合民意的，认为地方动乱之源是在官吏不良的言论，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实为准的实质，实际上重视的是镇压是否得力，公然鼓励施暴。毫无疑问，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的反抗，在他看来，不论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杀之无赦，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可能有的反抗，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历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题，就是发端于他的镇压理论，他说:
“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鸿鹄之未孚也，可俯而窥也，及其翱翔浮云，虽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机甚微，而其究不可穷，盖亦若此矣。是故善养心者贵豫，主敬以存之，典学以明之，亲正人君子以维持之。禁于未发，制于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9]
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冠以《人主保身以保民论》的标题，说穿了，就是向君主进言，要保持权位的稳定，就要密切注意刚露头的星火，一举扑灭。这就是他“禁于未发，制于未萌”的真谛。
对于镇压，可以做到不惜工本，一鼓荡平，斩草除根。广东岭西的山民从嘉靖时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动，到万历初仍然有势力，当地督府请求征讨，朝臣多认为难以平定，张居正亲自调兵遣将，以三十万兵力一举讨平，倘在此后:“ 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10]。
叛乱的平定，给他带来莫大的欢乐，万历元年，镇压都掌蛮获得成功，他给四川巡抚的信中连连称道:“喜甚!喜甚!” 自述“闻九丝捷专，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藉此一振。”[11]
一听到镇压的捷报，兴奋得跳跃，不觉连鞋齿都被折断，这样嗜好镇压和诛杀之功的是一种魔鬼般的心情。所以他不恤人言，对反夺情的同僚下毒手，打的血肉横飞，逐出京城，毫无怜悯之心。
然而，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脉脉的温情，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张居正铭记在心，尽力图报。隆庆初年进入内阁，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请求追加恤典，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吴遵关照顾的家属。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由于是庶出，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特地拜托张居正照顾。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万历二年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顾峻应选，又亲自嘱派官船供其遣使。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顾公所赐，尽最大的努力，一一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
对于除阶，他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以回报。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面嘱居正“家国之事，一以相托。”张居正心知肚明，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又尽力加以抚慰，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曲意呵护，所以有记载说:
“其(扌+勾)新郑也，救徐文贞也。文贞为江陵馆师，又拜相之苻师也。考江陵拜相谢文贞时，文贞面嘱之曰:‘ 家国之事，一以相托。’则安知非虑新郑之(扌+勾)” 己，而托其相庇乎? 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拟破其家。文忠用知用愚，阴持四载。徐公之狱未即成，而穆宗宴驾。故江陵乘机罢高公相，而予徐公以安，所谓国士之报也。江陵岂不爱新郑者，权其师友之重轻，遂不能置身于两厚。”[12]
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万历十年，在张居正病危之际，适逢徐阶八十寿辰，为作贺寿序，他拒绝家人请人代拟的动议，执意亲自起草《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居正尝谓，士君子所为尊主庇民，定经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亲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泽自被于苍生者。窃以为此两者，惟吾师兼焉。当嘉靖季年，墨臣柄国，吾师所为矫枉以正，矫浊而清者，幸及耳目。”[13] 并上疏为之请求优礼耆硕，历数徐的功绩说:“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 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1]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
对于被赶下台的高拱，是否出于他的主谋? 有人指斥，有人辩护，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纷纷扬扬，几成历史疑案。但从各种记载看，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难时，赠以重礼，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甚至为高拱晚年的凄凉动情落泪:
“新郑既为江陵所逐，罢归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构，益郁郁不自安。一日遣一仆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仆问其起居，仆泣诉:‘ 抵舍病困，又经大惊，几不自存。’江陵为之下泣，以玉带器币杂物可直千金，使仆 以遗之。又新郑家居，有一江陵客过，乃新郑门人也，取道谒新郑，新郑语之曰:‘ 幸烦寄语太岳，一生相厚，无可仰托，只求为于荆土市一寿具，庶得佳者。’盖示无他志也。万历戊寅，江陵归葬，过河南，往视新郑，新郑已困卧不能起，延入卧内，相视而泣云。是年新郑卒，无子，夫人张氏遣一仆入京上疏，求恤典，因 千金器物往献江陵，江陵却之。其仆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爱惟地器物，无子孙可遗，谨以献相公庶见此物，如见相公也。’江陵色动，怜之，乃纳其所献。翌日，恤典下矣。”[2]
有人以亲眼所见记下这样的场景:“ 吾观江陵归葬过郑，与新郑(高拱)执手流涕，不忍言别；于其殁也，为之请爵谥，予祭葬，是亦可以谅其素矣。”[3] 虽然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多怪罪张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词，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高拱得以善终，不能不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
他为人很讲究义气，自认“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4]，把知己与名教并列为他人生必须信守的两大准则，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优容。此种济人以宽怀的情意，在保护人才中也有所表现。隆庆年间御史詹仰庇因为上疏要求清查宫监的帐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张立即上疏营救: “臣等再三参详仰庇疏意，止因该监钱粮未明，欲行清查，以资国用。原其本心，实亦无他。”[5] 得以免遭酷刑。漕运总督王宗沫因海运十二万石米抵天津，八条船沉没， 损失三千石，要受惩处，张居正因其人很有才干，为之开脱说:“ 海运初开，小有损失，无害大计，何必讳言处补乎? 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责也。”[6]
道是无情却有情，说是有情却无情。黑白交织，善恶依存，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