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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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和家庭的渊源。其一，曾国藩自幼就受教于儒家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家训的影响，使他明白了儒士仁人所承担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其二，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性格的“任性刚直”、“好勇崇俭”、“气太强”等特征及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使得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湖湘特色。其三，曾国藩出生在重视耕读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具有良好的家风和学风，这一点可以说是他家庭教育思想的实践来源。

关键字：曾国藩　家庭教育　传统文化　湖湘文化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现实的、环境的和个体内在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对现实，环境对个体有着不可抗拒的作用。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其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和家庭的渊源。历史告诉我们，曾国藩从他所处时代、社会和自己家庭的实际出发，既依据儒家纲常伦理道德，又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从湖湘地区的农家文化中吸取营养，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家庭教育思想，并在不断的实践中颇见成效。研究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产生的渊源，有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将发现，他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坚守并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的典型代表，而他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政治建树又是以他在“修身、齐家”方面的努力为基础的。可以说，曾国藩早期所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及传统家训的影响直接地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内在的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曾国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三大显学”钻研极深。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精神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道家的全身保生，避让退守之道；墨家的勤劳节约之学，都深深地濡染并引导着曾国藩的人生，并进而成为曾国藩家训思想的重要精神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儒墨道”之思想在其家训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他既要子弟立志清远、自强不息、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忧国忧民之心，又虑及儒家的入世精神，既有进取方向、建功立业、利于民生的方面，也有追名逐利的成分，后者往往使人因紧张而压抑、使人际关系竞争而紧张，特别是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封建官场更有可能招致祸咎。故他又以道家的避让退守之道警戒子弟：“吾人在自修处求强人可，在胜人处求强人则不可”，要“从风平浪静处入手，勿从掀天揭地处存想”，这样才能刚柔并济，进退两宜。又如“日课”四条中的“慎独”、“主敬”、“求仁”是曾国藩以孔孟荀程朱陆王之义理教育子弟不断进德修身，完善人格；“习劳”一条则是以墨家之理教育子弟热爱劳动，养成勤劳的品德。曾国藩把这些深刻的哲理运用于家训教化，说理详尽，分析透彻，为其家训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二）中国传统家训的海纳

中国传统的家训，始于先秦之时，定型于两汉之际，成熟于晋唐之间，繁荣于宋元之期，由盛转衰于明清时期。传统家训在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动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方面；在维系家庭与家族的团结与稳定方面；在将儒家伦理贯彻到一般家庭、改善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在培养一批忠君爱国、清正廉洁的治国人才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尽管自五帝以来的中国家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家训思想中某些带有全民性的内容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由于人类家庭生活的共同性，家训思想中带有全民性的内容历久而弥新。这些传统家训的精华引起了曾国藩的高度重视，他把前人家训中的“孝亲敬长”、“睦亲齐家”、“励志勉学”等内容，“严慈相济”、“爱教结合”等方法，“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等原则继承下来，并保留和光大了传统家训在功能和作用上的积极方面，使其家训伦理思想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中国的传统家训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的，其主要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进而强调敬老爱幼、敬上爱下等观念，将家庭伦理放大，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社会化。作为晚清一代通儒的曾国藩，他自然懂得家训的社会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受传统家训的影响。他曾写信给弟弟中提到：“张文瑞公家训一本，寄交纪渠侄省览……将来后辈人人，每人给一本，又给沅弟所刊《家训格言》一本……教之。” 他认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和张文瑞的《聪训斋语》都是“教家者极精”的教材，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道：“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 因而，传统家训也成为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之一。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个人生存和生活的人文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命运曲折的历史人物时，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相关。因此研究湖湘文化，对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和把握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大有裨益。

（一）湖湘文化性格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历史，就能不无惊异地发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受民族性格和地域影响颇大。张朋园先生在研究区域性民族性格时，发现“湖南人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格，且由来已久。” 对于地域性颇为鲜明的湖湘性格，史书上有过不少记载，如《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称其“劲悍决烈”。 而在湖南地方志中，湖湘性格多被描述为“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民好斗讼”、“率多劲悍”、“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尚文”、“好勇尚俭”等等 。近人对湖湘性格也有不少评说。19世纪60年代布政使李榕说湘人“气太强”；19世纪90年代巡抚陈宝箴说湘人“好胜尚气”；“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曾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兵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民国22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访湘后提出的报告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强……然同时亦气量褊狭……吵嘴打架，贻属常事，民风剽悍贻即如此。”

张朋园先生把湖南人的性格概括为：“综合言之，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 ‘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此种性格，由来已久，稳定而少变化。” 细观近代湖湘风云人物辈出，而敏锐、倔强、劲悍、俭朴则是他们共同的鲜明的性格特征。纵观曾国藩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股蛮劲，争强好胜的儒将，充分体现了湖南文化性格。

（二）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

湖湘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形成了理学与经世相结合的传统。湖湘学人往往是既推崇理学，长于研讨义理和修身养性；同时又重视经世，热衷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

湖湘理学传统源于两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均是理学造诣极深的学者，同时又倡导经世致用，表现出理学经世派的文化特征。如胡宏深入探讨“性与天道”的理学主题，被清代学者全祖望评价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王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张?是胡宏的弟子，他在理学研究方面比老师更有造诣，他构建了一个以太极、性、理和心为基本范畴的本体论逻辑结构，提出了“心理合一”的认识论思想体系，突出研究人性二重说，先察识后涵养的道德修养论等伦理思想，并将湖湘学派发展到最盛。因此后人将他和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

湖湘学派在宋代理学学派中，表现出重视经世致用的特色。胡安国毕生研制《春秋》，他认为：“《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胡宏主张为学应该“有体有用”，所谓“用”即是经世之用。张及其弟子们更重视经世致用，正如《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所谓“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故而成就一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作为的经世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