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鼎盛期再望(一)
详细内容
鼎盛期文学之背景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被普遍认为是当代中国的鼎盛期文学。
很久以来，中国文学始终处于几乎标准模具化的制作状态，尤其文化革命始起，文学，这个最需自我的不羁精灵，已到了需用红色钢尺丈量尺寸规格是否合格的地步，成了名副其实的削足适履文学。
八十年代，因某些大众看不见条例的暗中松动，中国文学，开始从这个红色模具中游移而出，一批优秀作家携带优秀作品随之出现。当大多文字工作者还因长期习惯所致，仍未从被限制的状态中清醒过去，还在习已为性地哼着哼惯的曲调时，这些作家，率先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大球场上踢起了擦边球，违规与非违规之间，巧妙地写出了积压心中的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因其中含有的心灵成分，当时环境下显得格外别致格外夺目，刚一出现，立刻拨动大众表面的麻木，而因与人心中深藏的终究不会失去的翘盼之合拍，引得了广大的民间热情。
不只如此。
很久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严密封闭状态，几乎隔绝了与海外的所有联系，特别是隔绝了与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世界的联系。八十年代，关闭二三十年的大门的重新开启，使得再度进入成长期的中国文学，如同蓬勃发育的乡村少年，门缝中探出头去的刹那间，瞠目结舌地发现外面的世界竟然如此绚丽、精彩，竟然如此千姿百态、美艳耀眼。目不暇接、头晕目眩、来不及呼吸。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如饥似渴，以极端良好的肠胃吸收功能，大量学习西方文学中展示的不同思维、不同视眼、不同语态、特别是不同叙说方法，并且迅速及时地将之搬来迷醉嗷嗷待哺的中国读者。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空前繁荣。
可以说，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没一对目光不盯牢文学、没一个青年不做文学梦的全民面文学时代。
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功不可没。因为他们的活跃，重新起步的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迹象。
当代文坛宠儿快速一瞥
尽管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和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光彩夺目不可忽视，有一点必须清楚，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不过是刚刚迎来了一个翻云覆雨的难忘初夜，透心透肺的快感固然惊心动魄，但毕竟只是一声初啼，人与文学的真正两相愉悦以及这一愉悦所应有的耐久回味与咀嚼，不是一声响亮喊叫就能宣告结束的。
回头再看。
莫言
那个给人洪钟大吕之感的山东作家莫言，将感觉这一心理文学地带进创作领域，给人以新鲜饱满之感时，人们是否也会对他这一手法的频繁出现有所厌倦，是否经常感到他对这一手法刻意、勉强、多余、润色取美、朱绿染缯的运用？莫言先生是个细腻美、粗犷美、朴素美并存的作家。然而，人们在感受他身上散发的朴素泥土气香时，是否也感受了他表演性的做作、夸张、言过其实？感受了他的粗犷美时，是否也感受了他的粗糙？感受了他笔下细节发出的力度震颤时，是否也感到了他为之所作的铺垫在配合上的有欠圆润与默契？退一步，人们在欣赏莫言先生那对风情独具的外婆级小眼睛中闪烁着的智慧之光时，是否也瞥见了这对眼睛中闪烁着的狡猾之光？瞥见其中智取快捷方式哗众取宠必需的精明所闪出的亮点？粗枝大叶。这个洪钟大吕的作家也是个粗枝大叶的作家，在制造惊天动地的强烈感觉时，总让人看到洒落四周的众多败絮。
阿城
阿城，这个绘画领域的不懈努力未获良果的画家，改弦易辙跨入文学的试探性一步，竟出乎意料地显出了倾国倾城的貌。他老练的文字、老练的叙说让整个文坛为之倾倒。一个难得的具有严格分寸感、懂得留空妙用的作家。阿城先生是个故事好手，他出色地控制着故事的节奏，掌握着故事的暗中逻辑，清楚地知道叙说的轻重缓急、去芜存真、以及内在统一与合理的重要，并且聪明地知道故事叙说中加入“思想”的效用。《棋王》中道家思想的掺和，使得思想贫乏了很多年头的人们一致向他投去了钦佩的目光。然而，事隔二十年，谁还会为小说中的一点小小领悟而欢欣？谁还会记得小说中曾经有过的“深刻”？剩下的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富有传奇色彩英雄色彩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小说需要故事，但小说领域中的高明绝不是故事的精彩动听，而是作者精彩讲述的动听故事中的妙蕴内涵，是物色尽而味无穷的思想感情，是予于人的思考冥想与感觉，是具有感染力的思想感情与故事、人物、细节完全的自然的融合。理融而情畅，任何注释性的、强行加入的观念即使再高明也将无法在流逝的时间中存活。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小说的最高境界在于它的艺术性。如果阿城先生充分掌握好了绘画中的艺术感觉，掌握好了对于这一感觉的接受与表达，并将之用到他投向故事的视眼中，那么，抱秀而心悦，玩者无穷，味者不厌，往者虽久，余香日浓，今天的阿城就不会只有一本即使没读过他作品的人也会为他叫好的《棋王》了。
马原
“我就是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一句话，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二十多年来被人反反复复吟咏，反反复复崇拜。《虚构》记不得了，评论家们尽显锐光的“叙说圈套”的概括究竟概括了什么也记不得了，留下的只是这句“我就是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马原先生的这趟文学之旅做得算是值了，善良、厚道的读者将人类所能有的善良厚道在他身上发挥到了顶点。透过《虚构》中那段开场白的悬乎往实处看，马原先生直接或间接到底向读者说了什么？其实他不过是说了他心中的高傲，说了他对芸芸众生一般智力的藐视，不过是目空一切地说了几句心中的大实话，不过是将充分自我的西方文学中学来的点滴进行了一次小小的中文运用。他成功了，整个中国文坛都被唬住。人们惊奇地看到了一个天才，并将这个天才的所有叙说特点都当作难以逾越的智慧来努力辛苦地理解。马原先生是个有着足够敏感、细腻、多情的作家，但他排斥这种柔软的无力情感，他需要立竿见影，一上来，他就决定玩上一把他的聪慧与智巧。他是个中国当代文坛的魔方制作并且玩耍者，他对国人争购聪明、附庸风雅、理解别人的理解的爱好了如指掌。谁也没看清他的魔方制作和玩耍，可他制作并且玩耍时流露出的自信以及对人的不屑神情所造成的气势，已足以像魔术师的手指般点燃仰望者的崇拜热情。今天，那部《虚构》除了与麻疯病的关联外，还有什么值得记忆？还有什么能够让人从中收获？一个讲得很悬乎但很一般的故事。异体成怪，弥人耳目。马原先生将精力过多用在了形式上。形式毕竟是形式，毕竟是为内容服务的。缺少内容的形式再成功，也将有着难以填补的缺憾。
王安忆
写作上的细针密线是王安忆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被特别多地用在环境物象的描写上。应该说，其中不少用得算出色。当然，这样的描写该控制到怎样的量，该怎样正确地用，其微妙性和重要性，还有很多可谈，很多值得谈。王安忆身上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有趣现象。可以说，她是个既没看懂过别人又没看懂过自己的作家。说她没看懂别人，是因她从没真正写活过一个他人。她是个可以不分三七二十一将任何细节用在任何人物身上的作家。凡作家都做类似细节移植，但真正懂得写作的作家做这样的移植时，在大方向上基本肯定的情况下，为尽可能更合适人物，还得裁云制霞，做一定的细节修改。王安忆不，她是和盘托出。她的创作原理基本只是“堆砌”，堆得庞大，堆出个观望上的惊叹效果。说她没看懂自己，是因她的所有作品中真正被她写好写活的人物只有一个，就是她自己。她有想象力和观察力，但她的想象力和观察力因缺少精确度而经不起严格测试，只有当她把自己作为模特儿时，她的想象观察才能真正落实到位，笔下人物才能以因统一而成活的形象出现。以自己为模特的写作她做得非常出色，其准确、细致、生动，当代文坛难有超过者。可她看不到这点，完全看不到。在缺少灵性缺少求实精神的起哄者的怂恿下，她把自己想象成了看懂一切、能写一切的作家。本质上，王安忆是个小市民，她的思想感情最接近的是小市民，她最能理解的也是小市民，她完全具有写好小市民为自己建立丰碑的天资，不幸的是，她老把自己想象成大市民，老爱写非她所长的大市民文章。而反映在王安忆身上最有趣的现象是，不管她做怎样的选择，不管选择如何出错，只要是她的，怎么错误的选择都会引来几乎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大片喝彩。
王蒙
不管一般读者还是具有专业眼光的非一般读者，阅读一部作品时，其实也是在与这部作品的作者进行一次智力的较量，思想情感的较量，观察认识的较量，表达方法与能力的较量。当作者的水平高于我们时，即使心有不甘，我们还是会服气地抬起头；当他的水平低于我们时，即使不看低，我们多少也会对他作点俯视；而当他的水平与我们处于同一水准时，我们则会心中丛生一种相通快感，一种被理解被懂得的欣喜，一种彼此领会欣赏的满足。不得不承认，王蒙先生是个各方面都有非凡表现的才能出色的作家。他既不乏对事物的赏玩品味能力，又具有深入事物本质的能力，无论是讽刺幽默、机智灵活、尖锐深刻甚至胡思乱想、抒情缠绵，他都有胜人一筹之处。他的笔端进入任何领域，都能传递出一种快感，所谓无不达之隐、无不尽之情。不管我们是否觉得他的横溢才气中有无对自己才情的过度迷恋，不管我们是否认为他在挥发过人聪明时是否疏忽了对大智大慧的重视，不管我们对他的淋漓尽致表达法于文学创作究竟有无伤害是否怀疑，起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做到他这般通透，实在太难太难。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坛绝无仅有。然而，有一点，大家或许都已看到，王蒙先生有着自己不可摆脱的“先天”局限。他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主义时，事实上，他同时还递交了一份自己绝不伟大、绝不超越党和主义的伟大的保证书。一个被“伟大”统帅的人。即使这人有着再为过人的智慧，他的心胸、眼光一早就已决定不可能超出被圈定的范围。
贾平凹
贾平凹算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率先起步者，不仅文字一早已得瞩目，作品亦已一早拍成电影，使之家喻户晓，广获尊敬与佩服。他是有才气的，功力也不浅。他本该精益求精踏踏实实走他自己的创作之路，写田埂小道、写乡间月色、写村夫顽童寡妇人家，写宁静乡野中的不宁静骚动，写朴素之美以及朴素之丑，他能写得很好，非常好……然而，他耐不住寂寞，压不住浮躁。那个人人玩上一把现代派的年头，他实在受不了繁华城市摩登人儿的诱惑，实在不甘心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冷清。不成功则已，一旦成功，得意忘形，掩覆于文化表层下的耍能玩阴的刁顽习性压不住了，冒出来了。他故弄玄虚，说狐道仙，装神弄鬼，耍花样、卖关子，平地凹处找来乡村小技统统端上大堂，堂而皇之地玩耍之，视国人为低能般随意糊弄，甚至一脸自得偷偷窃笑地玩上一把欲念淫思的无字文。《废都》是他移花接木的另一种现代派，是乡村现代派。他算是点子用尽，把“远古”意识生搬硬套用在今天，假扮深奥；把农村搬去城市，把农村、农村人当做城市、城市人来写。他对城市、城市人的了解实在太少太表面，怎么写也写不像。“玩”，看谁玩出新招怪招，看谁玩得更懵人。“懵人”──这是那个时代很多高手就在嘴边却从不出口的一个词。
孙甘露
在中国，对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诗歌的领悟能力，超得过孙甘露的大概少而又少。不仅领悟，挥发亦然。尽管孙甘露被称为小说家，但他的实质是诗人，是百分之九十九成分的诗人，他是用诗的语言在写小说。孙甘露的文字组合奇特美妙：朦胧、飘忽、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如梦如幻。读者可能永远不能真正接近他、把握他，进入他的灵魂，但却时时感到他的诗句中飘出的那么几句，奇崛而舒服而柔顺而美感地飘浮眼前，让你确实感觉、确实晕眩、确实惊叹，然而，当你想抓住它们，将之揉进怀中装进袋里，它们又飘了，飘得仍那么迷蒙，那么似有似无。毫无疑问，孙甘露以他独特的语言立足中国当代文坛。然而，无论如何也要说上一句：孙甘露表现最出色的文字却不在这个公认特点的囊括中。这些文字因其无根性、凌空性、飘悠性，虽优美，却至虚无。孙甘露是个有着良好感觉的作家，他的感觉难得的细腻、难得的别致、难得的准确，非常难得。当他的文字改变了天空性，落到地上，和他良好的感觉切切实实地结合、扎扎实实地出现在笔下人与事的身上时，那时的他，所呈现的美，才是最美最过人的。然而，不得不再说一句，孙甘露表现最好的文字是落到地面的文字，但表现最差的文字同样是落到地面的文字。当他像人群中的平常一员，想要表现他的人间老成、练达、洒脱甚至高雅时，他的表现远不理想，可以说，写得出那样文字的作家，在中国，为数不少。
韩少功
韩少功是个例外。这个表面看来有点随和有点柔顺的作家骨子里有的恰是极其的湖南执拗，他始终在和社会生气较劲，严格地说，在和文坛生气较劲。当其他作家都在耍聪明，玩心眼，抄近路，走捷径，端着放大镜寻找吓唬中国文学公民的方式方法、寻找快速抵达成功彼岸的缝隙时，他拒绝同流合污，拒绝轻薄，拒绝急功近利，拒绝捷径裂缝的诱惑。他是高傲的，骄傲地昂着他的头，骄傲地展示他的无声鄙夷。不同的是，他的骄傲表示法是低调的，是抽身、是纳言、是退到低谷的那种低。他非常重视“清醒”、“冷静”这类字眼，几分刻意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与生活、社会、文学有着一定距离的清醒观望者。他的确具有骄傲资本。中国当代作家中，他的写作技能数一数二，是难得的一个难在写作中找到毛病的作家。他思维缜密，惜墨如金，始终严格看管自己的文字。不管结构细节文字，还是思想认识，在具体的操作表述中，他几乎做得到滴水不漏。他还很全面，拥有各方面的丰富知识。然而，这位骨子里高傲倔强、始终都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生气较劲对着干的湖南汉子，竖立自己的正气文气才气傲气的同时，也为自己竖起了一道围墙。他过于端庄过于理性了，少了点灵，少了点巧，少了点随意。不管先天使然还是后天使然，有意无意，他始终在用自己过于成熟的理性对本该也成熟也丰富的感性进行规模不小的扼杀。他极其谨慎地看管自己的感情，不允轻易流露，这种谨慎已到刻意阻止其流通的地步。这是他的大忌。他成全了自己的缜密、严谨、成熟、冷静，却丢失了激情、热血，丢失了原本可以喷薄的爱与憎、丢失了洒脱与大气。
余秋雨
余秋雨──一个稍后一些出现的耀眼明星。他的才能不值得怀疑。他不仅具有才气，而且勤奋努力，学富五车，才学兼备。不管他的学识这里那里的一些细节上曾经出过多少错，谁也否认不了他的博学，否认不了他的才。他还是个具有发挥自己才气学识能力的人，辞富山海，秀气成采，柔性化的优美文笔和流畅详尽的表述，赋予了他广受喜爱的特殊魅力。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痛苦经历造就的将是这个人的稳重厚实，然而很特别，余秋雨的致命不足恰是他的轻浮浅薄。他不掩饰自己的轻浮浅薄，似也不在乎被人看出他的轻浮浅薄。也许这正是他的高明，他的阅历使他认定一个浅薄的时代浅薄的社会唯有轻浮浅薄地对待之。或许他对。他的每句话每个字每个眼神每个手势后面都有含义，都有他想达到的目的。他分分钟都在打扮自己，分分钟都在想如何表现自己、吹嘘、炫耀自己。这样的迫不及待在敏感不足的人看来是声情并茂，而在懂得自尊自爱、懂得分寸感的人看来则怎么也够不上上乘。他于人生于文字的过分表演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决定了他可以拥有大量鲜花和掌声，但其质量却只能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