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人生和生命的超越――从魏晋士人看魏晋文化独特的审美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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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竹林七贤　审美魏晋时期超脱之美
　　论文摘要:审美是人性追求的极致。特别是寻求对现实人生和生命的超越，更是各个历史时期文人们追求的终级目标。“竹林七贤”等魏晋士人对现实人生和生命的超越的寻求，体现了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超脱之美。
　　魏晋时代除了社会大动荡以外，在精神领域里对人的评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1184。这时候出现了大批的士人，他们以高迈的精神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中国的历史上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这就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士人，他们以独特的审美观，在历史长河中为魏晋文化留下了重重一笔。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浔．三人年皆相比，屎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成，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教新语・任诞》)
　　嵇康和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代表了旷世的“魏晋风流”，成为了遥远的绝响。这是人性的苏醒和大解放，也是从先秦发展到魏晋的历史产物。就如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代表性的文化一样，“魏晋风流”也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代表了一种时代的精神，是永远不会重新出现的。历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过去，但对生活的本然地追求却是任何时代、任何人所倾心渴望的。“嵇阮的放达通过在审美意境中的熏陶，升华为一种强大而健康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支持着他们以放达的形式与名教相对抗，同时又按照自己的追求真实地生活”[2]。人在残酷的现实和艺术人生的追求中认识到了自我，认识到了真实的自己，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生命人性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实、最酣畅的流露。
　　他们这一群体突破了旧有的、束缚人性的传统桎梏，在苍凉的人世间寻求着生命的一丝温暖。不再看重人外在的社会地位和权势，而注重人内在的才情和智慧。“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这是对生命的自然回归，在对精神、心灵的无限渴望中，充满了灵性的自由。
　　“竹林七贤”是时代的精英，左右着时代的精神代表了时代的潮流，给时代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是老庄精神在魏晋的延续和发展。“放达之士，其精神近庄子，嵇阮开其端，至西晋而达极盛”。由对现实的超脱而达到了一种逍遥，这种逍遥正是对万物生命的洞察和妙悟，超越于形形色色的有形世界，直达宇宙的本然。“放任之极则为逍遥。受世界之束缚乃在于心，心若能放任，自无世界之累。嵇阮以为人有形神两方面，而神可以超然，所以逍遥即神游也。故至人即世界内的神仙，而神游之人，为理想之人格。至人可既不脱离形躯，又不脱离世界，而精神则能不受限制，故嵇阮之人生观乃由齐物而达逍遥也”。
　　由放任而致逍遥，由此，生命超越了当下的存在状态，探寻着事物背后的永恒本体。
　　王弼的“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本体论哲学在当时社会的前期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美学领域，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体论，成了哲学的首要课题。只有具备了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才可以发展成丰富多样的现实性。“以无为本”、“崇本息末”的哲学观点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精神。
　　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王弼《老子》38章注)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戍．必生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事物之宗也。(王弼《老子略例》)
　　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只有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无限和不可穷尽的，有了后者才有前者。所以，晋人品评人物时主要不在乎人的外貌，而特别崇尚人的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素养。这就有了对外在形体的超越，直达内在的精神以及事物背后的本体。
　　另外，关于圣人有情还是无情，当时曾引起了一些争论。何晏主张“圣人无情”，王弼则认为“圣人忘情”。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何邵《王弼传》)
　　他们忘记的是世俗规定对情欲的限制，追求的却是人的情欲的自然流露。“应物而不累于物”，在对万事万物的自然回应和感情的自然流露中，不为外物所累，直达于顺天应地的自然人性。魏晋人物任情放诞，旷达纵情，敢于表现出最本真、最原始、最切己的感情，这是“人性”的解放，也是“情”的解放。他们敢于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抛弃了束缚人性的世俗礼教。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最真实的人生。如：阮籍嫂偿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任诞”即任性放纵。魏晋名士“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晋书・儒林传》)，始于“竹林七贤”。嵇阮不满于司马氏篡位，又目睹统治集团的阴险残忍，倾轧杀伐。因此，他们藐视他们标榜的名教和礼法之士的虚伪，崇尚老庄玄理，向往虚静淳朴、天真无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继而将老庄自然无为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纵酒放诞、诋毁礼教、傲视权贵、愤世嫉俗，开魏晋名士旷达任诞之风气。如：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表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日：“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祥衣．诸君何为入我祥申?”(《世说新语・任诞》)王、刘共在杭南，酣宴于桓子野家。谢镇西往尚书墓还，葬后三日反哭。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着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阮公邻家妇有关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
　　王字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