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男权文化语境中的隐秘心曲――唐传奇的文士情爱心理透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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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唐代情爱传奇是唐代文士根据他们的情爱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这些传奇中男性操纵着话语权利，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权主义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叙事，故这些情爱传奇中深刻体现了男权语境中的文士的隐秘心曲。一方面，它折射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士在本能欲求驱动下的色欲心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士对人的灵性和至情的强烈追求。
　　[论文关键词]唐婚恋传奇；文士；情爱心理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袁枚就坦言诗歌的“情”首先就是男女之情：“且夫诗者，由情生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之最先，莫如男女……”。有唐一代，政治开明，思想开放。瞻前，汉代建立的儒家学说中衰，加之“胡风”浸染，男女关系更加开放，顾后，没有程朱理学枷锁的束缚，男女可以比较自由地追逐爱情，故婚恋领域呈现出勃勃生机。此时，戏剧没有成熟，而诗歌一向要“言志载道”，承担起抒写爱情主题的当推刚成熟起来的传奇。唐传奇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数量甚多，故事纡徐动人，为传奇作家倾尽全情而着成：“着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任氏传》)，故“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为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传奇在表现男女情爱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与诗歌相比，小说一向被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游戏笔墨，士人不必摆出诗文创作的严肃面目，而是情注笔端，不拘格套，流露出更多幽深细秘的情感。此外，从唐情爱传奇的作者来看，白行简、张淠、元稹等都是唐代有名可稽的进士，属于地主阶级中上级的文人。饶有深意的是唐传奇的男主人公几乎也是才子、进士和达官贵人，不仅叙述者和男主人公在一定的程度上身份可以类比、叠加、重合、甚至就是自我呈露和自身化身。他们都崇尚浮华，风流轻薄。
　　唐婚恋传奇种种情爱故事归根到底是当时文士自身风流生活的一种写照，他们实际上以士人的自我抒写形式来抒写自我，正如浦江清先生所言：“因为唐代的举子们好游狭斜，体会出男女爱悦的情绪，以写宫体诗的本领来写小说……”。由于男性体验――男性创作――男性消费的特点，唐情爱传奇自始至终都是以一种男性的叙事视角贯彻着一种男性的话语策略，完全成为一种带有显著男权主义价值标准特征的话语系统。正是如此，在这种男权文化语境中凸显出男性的隐秘心曲。而不像“男子作闺音”，终有一隔。那么在唐情爱传奇中到底潜藏着当时士人怎样窈深细腻的情思呢?本文试就此分析之。
　　唐传奇几乎于肇始之端就出现了情爱题材，《游仙窟》有开辟鸿蒙之功。故事叙述男主人公游至一清幽碧潭，遇到美艳绝伦的寡妇崔十娘和五娘，尔后与十娘和诗通心，欢宴嬉谑，一夜欢会。天明依依泣别。细绎此文，可发现其体现的士人情爱心理极具代表性，就如杨义先生所言：“唐传奇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即进士与妓女，以名色配名士，来抒写文酒风流和诗人意兴。"简言之，“名色配名士”是唐婚恋传奇一贯的爱情模式。只要我们稍对这种模式中的女性性别特征“名色”加以剖析，可以发现这实际潜藏着浓厚的男权主义色彩。是男权文化语境中对女性性别的规范和控制。下文将论及，兹不赘述。
　　《游仙窟》作者张淠本身乃一才华横溢的文士。他在作品中化身为主人公，稳获功名，前途无量。而对理想情爱的追求则成为其继进士及第后人生价值的又一体现，其宣称“余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郡，饱见文君；吹风管于秦楼，熟看弄玉。”由此可见，他理想的情爱就是对“名色”的追逐。当他邂逅“华容婀娜，天上无俦，玉体逶迤，人家少匹”的崔十娘时，使出全身解数，频频作诗摹写十娘的体态，容貌，服饰。他的观照是色情而赤裸的，并没有多少唯美的审视，不过是在本能欲求驱动下对女性“色”的审视。其他婚恋其篇目对“名色”的追逐同样是津津乐道。《李娃传》中荥阳生因为李娃“妖姿要妙，绝代未有”而失态“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莺莺传》中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致使张生相思到了“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的程度，而《任氏传》中的韦签看到颜色姝丽的任氏，竟然不顾大义，企图凌辱……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丁．L．弗里德曼所言：“在吸引作出判断时，男性要比女性更多的用性吸引和身体特征的标准”。尤其在男权社会里，男子潜意识中理想的情爱对象首先是满足男人的感观需求。这种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文学史上那些被刻画的美艳绝伦的女性，处于价值第一位的无一例外都是色相，尤其到了宫体诗更着力于对女性容貌体态的精雕细琢，并最直接地展示了男人的本能冲动。唐传奇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这种男性对女性的本能欲求的痕迹，用一种“色”的标准来衡量女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当时文人狎妓成风。而妓女这种青楼中的商品，以色侍人，色相是文士对她们的基本要求。正如《霍小玉》中李益宣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传奇作家强调的这种猎艳的庸俗情爱心理是昭然若揭的，连文中女性也有被这种男性情爱心理压抑的痕迹。霍小玉在欢爱时不觉悲从中来：“今一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气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她以“女萝”和“秋扇”自喻，深刻地揭露出男权社会中女人以色侍人，色衰而爱终的悲剧命运。更有甚者。《任氏传》中的任氏为了报答韦生的爱慕之情，竟然为之到处收罗佳丽以示回报。女性的这些言行其实就是代替男性话语的符号，是文士重色、狎玩心理的一种隐性嫁接。
　　色和欲从来都不是截然分开的。传奇作家把女性塑造得像美丽的饰物满足自身畸形的的审美欲望同时，还把她们作为性爱幻想体。她们可以随时满足男性的性欲。传奇作家不仅频频垂青妓女与文士爱欲恋情，还把神仙妖女，甚至大家闺秀，有夫之妇都妓女化，使得她们行为举止类同妓女，完全沦为一种包含妓女原型因素的女性。他们描写女性追求性爱时，无论是妓女还是妓女型女性都无视封建礼教，异常得妖娆大胆，甚至有轻薄张狂之嫌。如《游仙窟》里的十娘赋诗酬酢之间，嘻笑调弄，言词挑逗，迹类荡女。《李娃传》里的李娃，还是青楼妖姬时亦是不拘闺范，初见情郎就“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再见情郎就大胆邀请留宿“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其他作品，女性这样的开放比比皆是。名门望族崔莺莺端庄贤淑，深受礼教熏陶，竟然在拒绝张生的第三天就前去自荐枕席；甚至仙女也是寂寞难耐：《郭翰》织女背叛牛郎，下凡自求配偶，情郎尚存忧虑，织女却成竹在胸：“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使知之，不足为虑”。《封陟》的上元夫人深夜自荐，三次要求春风一度，频遭拒绝却没有羞愧，反而喟叹：“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桩桩风流韵事都是女性风情妖娆的诱惑结果，男子则处于被诱惑和鼓动的地位，这与男权社会中女人受“妇贞妇德”束缚而矜持保守。基本上没有自由的性爱态势的事实是极为悖谬的。传奇作家痴迷于营造这样的幻象，值得深究。
　　弗洛伊德称：“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不得不放弃某些本能的要求，而痛苦的从一．决乐原则’退缩到‘现实原则’……，所以艺术家从一个不满意的现实退缩下来，钻进了他自己想像力所创造的世界”根据精神分析法可知，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人们渴望一种补偿和泄导途径，以某种需要的满足来降低、缓解甚至消除这种失衡、缺憾、痛苦。而艺术就是一种补偿手段，作家的创造实际就是寻找满足内在欲求的代替物。而构造这样妓女型女性的小说无疑正是传奇作家性爱愿望的幻想式表达。因为从性心理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性爱被阉割的焦虑情绪，传统的儒家文化推行极端功利主义而压制个人正常的欲望，长期的压抑使士大夫视男女爱欲为洪水猛兽，从来不敢正视自身的欲望。到了传统伦理对性爱约束显得比较松弛的唐朝，他们通过塑造大量妓女型的女性为性爱对象，缓解和消除性爱被阉割的失衡、缺憾和痛苦。传奇中的文士眷念和纵情于这些女性的大胆行为中，享受着不可言喻的款曲之欢，实际是文士长期被礼教长久压抑得以释放的狂喜和放纵，女性的狂放轻薄正是他们自身的浮浪风流的倒置，是他们在性爱上强烈的自放色彩的委曲表现。
　　长期的男权统治，以及由此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习惯把女性定义为满足男性感观需求的装饰品和娱乐品的观念，唐传奇亦承续了这种观念，许多地方流露出文士对女性的本能冲动。从本质来说，驱使男女追求爱情的动力确实就是双方的本能欲望，因为人作为动物，同样是具有感性欲望的个体存在，其生命内的本能呼唤不可能消失。但是人又不仅仅是动物，而是社会的人，故“爱情是人的性关系加上人类的灵性。那么除了动物本能需求以外，自然有其精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