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在大学经营中的管理理念与实践智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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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诞生于中国封建制度走向崩溃，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他们是近代知识份子，同时也是思想家、教育家，不仅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而且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关心民族的未来，忠诚于教育事业，为中国大学制度的创建，理念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近代中国；大学；大学校长
中国近代大学的成长史是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索救国道路以重新获得政治文化和政治自主性过程的缩影。因此，中国近代大学在求知、治学与培养人的一般意义上，更带有一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使命感和沧桑感。而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是近代以来的新式知识分子，是“自由主义”的代表者，他们的身份和职位使得他们担负起开启民智，呼唤民族觉醒，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历史使命。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来比较，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找不到第二个。”[1]
蔡元培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影响最深的一位校长，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和他同时代的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复旦大学的马伯相、东南大学的郭秉文等著名校长都为我国大学理念的形成和大学制度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当今中国大学校长办学理念的更新和素质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教育救国的理想者和实践者
中国近代社会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腐朽的封建压迫，主权逐步沦丧，国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以近代大学校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教育落后，教育的改变会使个人素质发生改变，进而会使国家独立与富强。而摆脱危机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向西方学习现代教育制度和理念。教育在于用新学培养新人。当时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认为“一个社会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有了健全的社会分子，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2]。因此，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他们大多是以科学民主和爱国主义精神办学，企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工作培植新人，开启民智以拯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中。
但是近代大学校长反对暴力，主张以中庸之道的和平改良主义来实现社会进步。胡适曾说：“我不主张不成熟的革命，因为他们是无效的徒劳，就我而言，我倒宁愿从基础做起……我个人的态度是无论如何，总以教育民众为主，为下一代打下一个基础，这一缓慢的过程是很必要的，而人却是极没有耐心的”[3]。正是在是革命还是改良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同他的政治手段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美好的政治主张，都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手段才能得以实现，反之不管理想如何美好，都会流于空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对近代中国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推翻三座大山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教育能为国家培养许多人才，但是拯救国家、社会、民族从教育处着手，它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在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才，去改良政治，近年以来政治愈混乱。教育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因此受到莫大的打击”[4](P18-19)。
近代中国是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人民贫弱，民智未开，社会封闭，社会的改变对民众的思想冲击不大，思想的闭塞是不会诞生出主动接收新式教育的意愿。“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还是战乱频繁。中国的乡村道德、信仰、风俗、习惯却始终、不变。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了”[5]。当时，只有一部分开明绅士和官僚家庭才有经济实力和开通的思想，“让他们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4](P9-10)，而绝大多数农民子弟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没有与群众取得广泛深入的联系，所以教育的新思想未能深入到社会的深处，其影响力也有限。
二、教育独立的理想者和力行者
在近代中国教育独立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教育独立的基本要求可大致归结为：教育经费独立。政府制定的款项，专作教育经费，不能移作他用。建立独立的教育会计制度；教育行政独立。设立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不附设于政府部门，由懂教育的专业人士主持；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教育方针应保持稳定，不受政治的干扰；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近代大学校长是教育独立思想的拥护者，主张教育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能力，完美其人格，使人类文化尽其责任，教育应超然于政党和宗教之外，由教育家去办，而不是受任何党派的无理干涉。反对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维持腐朽统治的工具。众所周知，行政权力与学术的外在价值在一个官僚层次体系中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控制力和影响力。逆向的转化则是不允许的，它是反教育，反学术的，这是教育与学术不可突破的界限。大学的权利如果被校外的非教育力量掌控，用作其他目的，大学本身的宗旨将会被改变而偏离教育轨道，大学也不能称其为大学。阿什比认为“大学的教学如同医学临床一样，具有高技术性。外行人要求教授和医师做出什么贡献是可以的，让外行人去指点教授应如何教学或医师应如何处方那就荒唐了”[6]。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极力反对封建政治和文化专制对学术思想的束缚，一直恪守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原则来避免学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校长职位与大学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可以几辞校长而不辞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之志。蔡元培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中写到：“我绝对不能再做那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束缚，是很不自由的……我知道旧的一方面，看到这半点新的，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就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至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上有这么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任这种大学的校长么？”[7]
当然大学的功能绝不只是限于知识的传递和社会合法性知识的生产，而是要为思想、文化学术与社会的变革提供批判性与创造性精神资源。拒绝和抛弃这种功能，社会就会陷入一种盲目的自我膨胀状态，血液不能更新，最终会被堆积的陈旧思想腐蚀掉，从而丧失自我更新能力。所以在近代中国，统治阶级欲通过对政治权力的掌握，来达到对先进思想意识形态压制的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反而加速了自身的腐朽与没落。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特定的中国社会中，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教育严酷控制，大小军阀对教育的恣意摧残，宗教势力对教育的急剧渗透，蔡元培等人突出教育活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维护教育的基本生存，在推进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抵制殖民教育方面有着合理性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是，在近代社会，教育要摆脱政治的影响而完全独立，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教育活动必须接受社会的物质支持并传播一定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体系，它也因此依附和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就这一点而言，它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