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人文教育困境的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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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守护人文精神的场所。但同时，市场、科技理性等这些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成果也在侵蚀着大学的人文精神追求，使其表现出功利主义倾向。现代性的悖论造就了人文教育的艰难处境。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关键在于大学能否保持对现代性的警惕和批判。
[关键词]人文教育；现代性；批判立场
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人文教育改革也正在展开。比如，北京大学实施“元培计划”，中山大学实验“博雅教育”，武汉大学创办“国学实验班”和“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山东大学开设“中华民族精神概论”课程，清华大学制定了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本科生培养方案等等。然而，由于课程设计和实施环节中的种种因素，当前我国大学中各种带有实验性质的人文教育工程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大学人文教育的尴尬源于一种切实的历史处境――现代性的遭遇。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知识与理性、真理和正义、价值追求和人文精神的策源地。但同时，市场、科技理性等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成果也在侵蚀着大学的人文本性，使人文教育边缘化。现代性的悖论造就了人文教育的艰难处境。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关键在于大学能否保持对现代性的警惕和批判，从大学理念到制度设计等方面为人文教育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大学人文教育的现代性困境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出现的教育机构，不但承载着传播文化、探究真理的社会使命，而且还继承了守护人文价值的历史责任。中世纪大学脱胎于基督教会[1]。教会作为一种超世的精神文化空间给世人以寄托和慰藉。随着政教合一的进程，修道院成为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空间，并以开办学校的方式将基督教信仰重心转移到教育。这种教育以古典人文学科为主要内容，致力于传播世界和人性的思想体系，即所谓“有效地引导人们生活的包容各种信仰的综合体系”[2]。接下来，由于社会阶层分化，以传授知识技艺为内容的行业公会超越了特定的行业利益，开始传授人文学科、神学以及普遍知识，成为一种公共教育机构――即现代大学的前身。文艺复兴颠覆了神的统治，人成为万物之灵。启蒙运动加速了人类追求理性的历史进程，科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最终，现代大学将中世纪大学的宗教信仰追求转变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文价值追求，将知识传授、社会关怀以及人生意义阐释融为一体，实现了大学职能的现代性转化。
尽管呵护和坚守人文价值是现代大学的应有之义，但在科技理性急剧发展的时代，这一点却不断遭到“现代性”大肆侵蚀和挑战。“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症候――“永恒之物”被瓦解，终极意义被消解。新奇、多变、偶然、任意和时尚充斥着生活世界，现实被分割为许多“偶然性的碎片”。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描绘了现代文化的图像：
那无处不见的奔波，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一切沉思和质朴的终结，他几乎认为他所目睹的是文化被彻底毁灭、连根拔起的征兆。宗教的潮水已退，留下的是沼泽和水塘。国与国之间势不两立，恨不得食肉寝皮。人们毫无节制，盲目按照自由放任的原则来从事科学研究，粉碎并瓦解了一切坚定的信仰。文化阶层和国家卷于可耻的货币经济。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世俗化，这么缺乏爱与善……[3]
现代化进程使人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空间几乎被“现代性”所冲垮，大学的人文精神追求也受到冷落和排挤。为了谋求生存空间，大学不得不认可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承受来自市场经济的压力，服务于民族国家竞争的需要，接受职业教育的驯化。其结果是，人文教育作为大学的天然使命之一沦落到一种最为尴尬和困惑的地步。这一切源自于现代性遭遇过程中产生的悖论。
1、人文教育遭遇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化成为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它的特质表现为“崇拜市场。使其他经济要素都受制于市场，包括个人和政府”[4]。更重要的是，市场化的原则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计划和一种教育行动纲领。它的触角正在伸向各个领域，大学也不能逃离市场经济的法则。首先，它作为一个市场单位进入了无所不在的竞争序列，尤其是不同高校之间的竞争；其次，这种竞争以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所谓一级学科的申报、博士点的设置、国家级试验基地的成立等等都隐藏着深刻的功利目的；而在专业设置、培养方案的制定上，又以市场需求为指导，青睐于高经济回报率的专业。因此，人文教育作为一种超越性教育，由于其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而被不断地边缘化、形式化。
2、人文教育遭遇科技理性
现代社会的又一表征是科技理性的发达。国家竞争力以现代化水平为主要衡量指标，科技理性则构成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因此，围绕着民族国家的建设和竞争，科技理性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在服务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号召下，大学作为精神栖居地的原始性质逐渐被科技理性所遮蔽。从50年代初期高校院系调整将人文学科从理科院校中剥离出来，到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直至90年代教育发展纲要，都强调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教育与科技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等关系。大学以培养科技精英、技术人才为主要目标，人文教育在大学体系中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3、人文教育遭遇职业教育
职业分工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它直接导致了职业教育的兴起。细致精密的社会分工，对专业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现代社会复杂而有效的运作，有赖于不同专业的成熟发展。因此，旨在培养某一方面专门技能的职业教育受到格外重视。在大学里，法学、管理学、工商学等等以培养职业人员为目标的专业成为最热门的院系。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内，掌握最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以最直接的形式参与到财富创造中，并以最迅捷的速度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这条财富生成锁链紧紧地制约着大学的选择。在这种情形下，人文教育则因其“无用性”而受到排挤。正如前伯克利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所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职能(为劳动力市场的训练和以资助为基础的科研)正在压倒高等教育的自主的职能(高雅文化的保存和应答个人好奇的学问)。”[5]
总之，现代大学已经把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演变成一项巨大的功能，以思想和精神维系的整体性被瓦解了。这种“化为碎片”的教育早在20世纪初就被先觉者所警惕：
那些只精通或专于一件事情而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全然不知的人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愚蠢，然而他们又是多么的狂妄和肆无忌惮。……工程师掌握了工程学方面的技术知识，但这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内容，是欧洲人的一个方面：全面发展的完人是不会从像“工程师”这样只具备细小一部分的局部技术知识的人身上找到的[6]。
最终，缺失德性修养和文化内涵的大学教育，制造了新的“野蛮人”。这些人大多是专业人员，甚至比以前的人更有知识，可却没有文化修养，对有关世界和人类的基本思想体系一无所知。他们“既原始又落后，与他们自身存在的既现代又冷酷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这种矛盾的现代人形象正是现代性悖论所造就的。
二、大学的批判性立场
面对人文教育的现代性困境，我们应有何作为?是顺从现代性的逻辑，还是要有所警惕?这是当代大学必须面对的抉择。
一切教育应归源为人自身的目的：追求高尚而完善的人性，探索生命的真谛，在混乱的密林中为人类德性指引出路。超越的目光和狷介的姿态原本就是大学的基本品性[8]。远在古希腊时代，教育就指向了超越性目的。这种教育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只为了自身范围的事物”[9]――即陶冶性情和灵魂，培养自由而高尚的情操，获得最快乐的幸福。因为在希腊人看来，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它能带来享受、幸福和极度的快活”[10]。最高尚的事物带来的快乐最为纯粹，而只有最善良的人才可以体验最幸福的快乐。于是，希腊人“自由教育”的终极目的旨在全面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呵护完善的人性。在从中世纪经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欧洲历史进程中，大学作为高级教育机构，逐渐获得思想独立的地位。历史生成过程中的这种默契赋予大学神圣的使命――即保持批判的、超越的立场，对人自身的问题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