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和卡尔·马克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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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验，及其后来的挫折。当然，人们可以说：严格地说来，遭受挫折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是特殊模式的社会主义。然而，根据70年的经验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原是合情合理的。除此以外，也要求重新审查其他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看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本文将审查卡尔·波普尔的批评以及他所提供的替代办法。
在他的思想自传中[1,p.36]中，波普尔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他生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他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是他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正如他所说的，这使他成为可错论者，认识到教条思维与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阿特勒的工作一起，帮助他解决了“分界问题”：科学陈述的特点是它们对经验反驳和批判评价保持开放，换言之，它们应该是可证伪的。波普尔虽然从此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但他对马克思个人和马克思主义仍怀着尊敬。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动机是无可怀疑的……马克思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将理性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最迫切的问题……他并没有白费心血……”[2,v.2,pp.81-82]“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所有现代学者都应归功于马克思，即使他们不知道他……甚至他的错误的理论也是他的不可战胜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证明。”[2,v.2,p.121]“马克思的信念基本上是开放社会的信念。”[2,v.2,p.200]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可归结为两个主要学说：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按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社会理论家信奉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使他们不能提出可证伪的社会理论。那么，什么是历史决定论呢？
历史决定论
按照波普尔的意见，历史决定论主张：“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根据历史规律提供给我们长期的历史预言。”[2,v.1,p.3]或者说，历史决定论是：“对社会科学的一种探讨方法，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历史预见，认为这个目的可以通过发现历史演变背后的‘节奏’或‘模式’，‘规律’或‘倾向’而达到。”[3,p.3]
根据这些和其他段落[2,v.2,p.82,86,106,136,319]，历史决定论可用以下论点表征：
(1)社会科学方法是历史方法，是一个研究历史的问题。
(2)研究历史能够发现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规律。
(3)这些规律形成“预言”的基础，即关于社会发展未来进程的可靠预见。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这一表征隐含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以下意义上有根本的区别：
(1)自然科学规律是普遍的，如牛顿的运动和引力定律，但社会科学规律则不是，仅适用于特定社会。其逻辑结果是，没有普遍的历史规律为社会提供预见。
(2)社会不能归结为个人及其关系的集合。马克思说“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这些个人所在的关系的总和”[4]，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不能为从事该行为的个人所意识到。
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一区别使有关社会和历史的陈述免遭证伪。从一个社会取得的证据不能用来反驳有关另一社会的任何陈述。它也使人们能够在理论上将一个完美的社会描述为一个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理想。由于这一点，历史决定论一般与某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社会科学没有普遍规律，历史决定论者只是试图确定社会将采取的发展方向。他们常常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必然会摧毁自己。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对社会未来的长期预测是社会研究的中心。
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解释，至少对马克思主义是欠公允的。马克思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而他们确实主张社会科学中有普遍规律，如在所有社会生产力适合生产关系的规律，以及所有人类社会都要依次通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争辩，这些规律在社会中是否存在，但是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者确实主张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中有普遍规律。另一方面，波普尔自己一些陈述使人认为事实上他也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例如，波普尔强烈反对还原论[5]，然而他又主张方法论个体论，即认为有关一个社会的事实总能用一系列个人的行动来说明，这样他就是一个社会还原论者，我们且不管一个社会是否完全能用个人行动来说明。波普尔指责马克思主义不可证伪也是如此，这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但是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与乌托邦主义有亲缘关系似乎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论证。
可证伪性
波普尔的基本论点是，不可能用科学或任何其他理性手段对人类历史作出预见。这可能意味着，这些预见是不可证伪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假设，所有人类社会经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是高度可证伪的和严格的普遍概括。后来，波普尔反对对历史事件作出科学预测的可能性，他依据的事实是这种预见或语言可能是错误的。理由是，历史决定论者赖以作出预见的证据并不能有效地保证预见的真理性。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观察到不同社会演变的类似性而提出一个假说，我们并没有理由预期历史的发展会继续产生这种类似。如果我们在一定的时期内观察到某种模式或倾向后提出，这种模式或倾向是某一社会的普遍特点，那么，正如波普尔指出的，一种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倾向，会在几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波普尔对历史预见的可错性的论证是有道理的，但这结果是意味着：历史的预见，同科学中的任何预见一样是容易证伪的和可错的，这样他指责历史决定论不可证伪也就不能成立了。
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是根据它所说的“发展规律”其实不是规律，而是外推到未来的“倾向”，而倾向是依赖于初始条件的。[3,p.118]波普尔认为，在自然或社会世界中所有的进化系列都有由种种初始条件决定的特点。然而，如果初始条件改变了，那么进化也会采取完全不同的途径。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涨落本身似乎验证了倾向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论点。
波普尔基于预测有可能错误而提出的反对有可能对历史事件作出预测论证，是自我拆台的。如果这些预测有可能错误，那么这意味着从中作出预见的理论是可证伪的。而预见的失败并不总是提供强烈的理由来反驳从中作出预见的理论。根据预见的失败而修改科学理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仅当理论的支持者坚持正确应用理论不可能发生错误时，预见的失败才成为反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有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持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是模糊的。他们勾划出一个发展的轮廓，而并不提供发展的细节或时间表。这样，就没有确定一个何时预见失败构成反驳的时刻，而理论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证伪的。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争辩说，历史的发展并不要求完全精确的规定时间的预见，而只有一个社会要达到的总目标才能预先确定，细节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再加以确定。
乌托邦主义
然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提出的最决定性的反证是在他的[3]中提出的。这个论证是：“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预见历史的未来进程是不可能的”，因为：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到人类知识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3,pp.vi,vii]
波普尔在这一点是对的：我们仅能在数字或字母系列中，根据对该系列的元素的概括对该系列的后续元素作出可证伪的可检验的预测。但在人类历史的系列中则不能：因为这里存在着知识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以及知识增长的不可预测性。
许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而斗争，但他们混淆了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规律。他们预设，科学和人都是万能的，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人能够根据科学规律来确定地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然而，科学规律并不能帮助我们预测人类的未来，也不能预测科学本身的未来。例如人们可能没有考虑到：
第一，需要和要求总是不断扩展的，尤其是因技术的进步而膨胀。技术的进展能够有助于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同时它又极大地刺激人们的需要、欲望和要求。当中国开放她的大门、引进先进技术后，人们就不再满足于收音机了，他们需要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小到大，从老式到新式。但任何新产品，当它开始研制、开发、试销时，都是不多的。这样问题就来了：谁应该先获得它？因此，任何社会，尤其是技术不断日新月异的社会，都不可能使所有产品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第二，人不是制造出来的产品。他们不是一样的，也不可能使他们成为一样。每个人有23对染色体，每条染色体上面有5万到10万个基因。人是这些基因与他或她所处的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使所有人都愿意和能够做到尽力而为。
除此以外，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预见：忽视了市场和民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夸大了阶级斗争，低估了社会或民族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们根据这些错误的预测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
整体论
在个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波普尔也许都只把握了一端。波普尔争辩说，历史决定论不能说明当社会体制改变时发生了什么，因为体制是由个人的行动改变的，而体制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此外，历史决定论认为，体制改变人类行为的观点，不能说明当两个体制或社会冲突时发生了什么。波普尔争辩说，不仅体制的建立涉及个人的决定，而且最佳体制之起作用也总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有关个人。他将体制类比于堡垒，堡垒必须由人来设计和占领。这是对的。然而，一旦体制或堡垒建立了起来，它们必然对处于它们之内和之外的人产生影响。因此，认为在体制与个人行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是合理的：体制可引起个人的行动，而个人的行动反过来又改变体制，体制的改变又反过来引起个人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