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失落与追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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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变迁的一般意义上，现代性的思想界碑是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来标识的。这两场文化运动一方面以希腊艺术精神为样板，扫荡禁欲伦理对人的感性欲望的警惕和恐惧，另一方面又运用科学理性武器，破坏宗教神学以天启形式构建的超验价值系统，由此凸显了世俗化和理性化这两个现代性的基本面向。这两个面向的进步蕴涵已被人们透彻地加以解读，但即便如此，下列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根据：压抑性的中世纪宗教意识形态，从特定的历史角度看，也曾是为宇宙和人生提供意义解说的信仰体系的实际承担者，因此，当对这个承担者实施革命的时候，是否也要将它负载的价值意义一并抛弃呢？假如这种价值意义在世俗化和理性化过程中被逐步抛弃，它将造成怎样的社会－文化后果呢？而倘说这种后果有引发价值震荡的消极的一面，则又该怎样填补传统信仰崩塌后遗留下来的精神真空呢？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高歌猛进的时代就已经被一些人本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家相当深刻地触及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人觉醒了以后的再反思。

人觉醒了以后

弗洛姆曾对中世纪和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他指出，相对于近现代文明，中世纪虽然缺乏个性自由，但那时候人并不感到孤独。宗教教义教规和自然经济结构，一方面对人构成限制，另一方面又给人提供了维系情感、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有机而稳固的心理母体与社会母体。“一个人与他在社会中充当的角色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工匠，一个武士，而不是碰巧才有了这样或那样职业的个人。社会的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由于人在这一秩序中的地位是确定的，所以他有了安全感和相属感。”[1]而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因其所挣断的束缚和禁锢个人的纽带正是过去给人以安全感和相属感的纽带，所以，它在造成积极的社会流动、使人品尝独立和自由的成功美酒的时候，也使人变得疏离和孤独了。“实际情况似乎是，新的自由给他带来了两件事情：力量和孤独同时与日俱增，并由此滋生了忧虑。”[2]

历史的悖论引发了思想的悖论。一方面，随着传统归属纽带被撕裂，人在自由竞争和自由流动中获得了充分发挥自我潜能的广阔空间。珍爱现世人生的幸福追求成为时代精神的新格调，并因而合乎逻辑地进入了近代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视野。当彼特拉克向基督圣哲奥古斯丁分辩：“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当爱拉斯谟向上帝质问：“如果你把生活中的欢乐去掉，那么生活成了什么？”[3]他们极其质朴和有力地表达了一种反传统的现代价值观。按照这种价值观，世界上所有的幸福都从我而来，上帝不应――事实上已不再――对人施以压束，因此，人有理由公开释放其自然欲望。直率的言谈、疯狂的热情、无拘无束的行动，都是人的本性使然的正当追求。

只要同僵死的封建文化作一对照，就不难体会这种自由追求的个性解放意义。但是，问题又有它的另一面。倘说过度的禁欲造成人性的扭曲，那么，极端的放纵会不会冲决羁约人心的道德堤坝，从而使人在物质利益和官能享乐的刺激下自由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呢？或许这是物欲长期被压制、被剥夺的合理后果――抑郁太深，以致一旦开禁，对物欲的追求就会变得加倍疯狂。但纵令如此，自私、贪婪、卑鄙无耻同主体能量的积极迸发一道，随传统凝聚力的耗散蜂拥而出，至少表明一种个人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否认这一点，便会在物化或异化形式上导致一种新的人格扭曲。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布克哈特评论说：“如果广义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恶的根源，那么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说是更倾向于不道德的。”[4]

马基雅弗利曾为这一非道德的现实给出过一种非道德主义的辩护。他强调，我们所以突破道德和宗教的限制，是因为“教会和它的代表们给我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5]但这个辩护无法成立，尽管它听起来非常令人信服。因为从价值意义来看，道德败坏应成为理想重建的理由，而不该推演为效法最坏榜样的充足的依据。因此，当马基雅弗利把道德看作笼络和操纵民众的约言而仅仅谈论它作为工具手段的实用价值的时候，那些视道德若性命的理想主义者却无法保持随波逐流的冷漠与超然。他们睁开了一双人的眼睛，但在真真切切地看到人自身的卑鄙、虚伪和残酷之后，这双睁开的眼睛立即被刺得流出了鲜血。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说：

在这一种抑郁的心境之下，仿佛负载万物的大地，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6]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莎士比亚表露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情结。一方面，“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是对人的崇高庄严的赞美；但另一方面，“ 这泥土塑成的生命”“不能使我发生兴趣”又可说是对人的无以复加的厌恶。而这种赞美和厌恶所昭示的问题，正是人觉醒了以后的问题。帕斯卡指出，按照基督教信仰，上帝绝对肯定地给出了宇宙和人生意义的终极解答，可是人一经觉悟，则谛听这种解答就成为一件稀罕事了。结果就产生了文化言路的断裂：“真正的本性既经丧失，一切都变成了它的本性；正如真正的美好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真正的美好。”[7]但问题在于，假如抛开对信仰权威的优先接受，把凡人的情欲看作人的真正本性，再把放纵情欲的自由快乐看作人的真正美好，那么，这种美好将势必在个性解放的名义下扫荡传统禁忌，彻底解除给人以心理约束的负罪感和羞耻感。可是，当社会丧失了羞耻感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习俗和法规不再受人尊重，平等导致怂恿，卑鄙和妒忌取代仁爱……” [8]

由此不难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挣脱上帝怀抱的觉醒，为什么矛盾地然而又是合乎逻辑地演化成了另一水平上或另一景观下的困惑与迷惘。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困惑与迷惘乃是一种新的精神病灶。它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同个性解放浪潮相伴而生且大行其道的乐观信心受到沉重打击，更要命的是，因遭受打击而产生的心灵伤痛，随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而在文化转型的动荡岁月得不到抚慰，从而恶化成了难以疗救的悲观绝望情绪。按照传统宗教伦理，追求自然欲望的直接表现和无度满足，会使人背弃神性光明而沉沦堕落，因此它在事实上的存在，决不意味着它在价值上的正当。但是，世俗化潮流却将过去被认为是阴暗的东西暴露在新文化的正当性阳光之下，因此，自然欲望的公开宣泄及其经常表现出来的贪婪、卑鄙、冷漠和残酷，不仅变成无修饰的生活现实，而且仿佛获得了正大光明的充足理由。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使人感到惶然无措！哈姆莱特说，世界犹如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在这个花园里，魔鬼头戴王冠，天才颠沛流浪，淳朴被讥为愚昧，“超乎寻常的亲族”就像“漠不相干的路人”，就连最圣洁的爱情也不过是沉醉于欲火的轻狂游戏。这时代已价值错乱得没有是非善恶的区分可言了。所以，泰门就宣布；“ 我讨厌这个虚伪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9]而深感任何可能有的生存目的都已被弄得荒诞无聊的李尔，则不仅为存活于这个世界，甚至为投胎于这个世界而痛不欲生： “当我们生下地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来到这个全是些傻瓜的广大的舞台上，所以禁不住放声大哭。”[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