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具有历史意义和应用价值的教材(一)

详细内容

　　欧洲各时期的音乐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特殊的音乐文化，它的基本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发展的道路也并非是唯一正确的，更不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和楷模。中国音乐的历史要比欧洲音乐的历史厚重得多，要使中国音乐文化真正地“面向世界”就得构建中国乐理体系。《中国传统乐理教程》“完成了‘构建中国乐理体系’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①它以中华文化为背景、中华音乐文化为根本、中国音乐的发展为基础，以中华民族精髓扬中华民族之魂，凝结了杜亚雄先生数十年的理论研究和踏遍祖国城镇乡村的实践经验。该书以“本土解释”和“地方性注脚”的态度，探讨人类音乐的异同。这种“及物”哲学观不仅营造了中国传统乐理的学术氛围，而且对当代学子给予深深影响。
　　——题记
　　
　　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音乐遗产，又非常注重“乐教”的国家，中国传统音乐是发展中国音乐的基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20世纪初建立了新的学校音乐教学体制以来，我国各级学校便只教授西洋乐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理论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很早就引起了音乐家的担忧，王光祈先生在1924年写的《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序言中指出，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学者辈出，讲求乐理，不遗余力，故今日中国虽万事落他人之后，而乐理一项，犹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色。只惜现代中国之人，事事反常，将祖宗遗业，认为一钱不值，偶有习者，群起而笑之。呜呼！今日之中国人，今日入于疯狂状态之中国人！”②王先生希望能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提倡中国传统乐理，建立中国音乐的教学体系。自那时起，编写有关中国传统基本乐理的教材，便成为许多音乐家的夙愿。
　　为了继承王光祈先生的遗志，改变西洋乐理独霸神州的局面，杜亚雄先生经过8多年的努力，继在1995年发表《中国民族乐理》之后，他的《中国传统乐理教程》一书在2004年4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系统地讲述了中国音乐的基本理论、律制、记谱法的产生、延袭、借鉴、改革，特有的调式调性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特征等等，是第一本为高等院校音乐专业设计的中国传统乐理教程。
　　自20世纪初引进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以来，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发生了转型。欧洲音乐理论的引进，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要认识、了解、研究、借鉴西方音乐文化，就必须学习西方乐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享有国际盛名的中国音乐家。然而，自那时起，西乐与中乐、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等，也成为中国音乐发展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甚至攸关的现实问题。由于不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理论，今日有些学习音乐的中国人过分地依赖西方音乐理论，用它来解释中国音乐，在创作中极力模仿西方音乐，甚至出现了“中国音乐落后、西方音乐先进”的怪论。关键在于文化观念。为了发展中国音乐，我们当然应当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洋乐理的同时，应当而且必须学习中国传统乐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先生的这本书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中国传统乐理教程》出版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更有使用价值，因为在西方乐理已成为我国音乐教学的系统理论的情况下，许多学音乐的学生和音乐家在掌握了西方乐理后，希望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乐理。
　　本书分十章十五万字。全书贯穿了“人”“文化”“中国音乐”三个基本理念，从人出发，将音乐作为文化事象来论述中国乐理与西方乐理的异同。
　　这本教材中除对中国数千年来的记谱法和音乐基本理论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和介绍以外，以“以人为本”的观点和以中华音乐文化为出发点的唯物史观，论述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特征，揭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气盛化神”的审美追求和“立象尽意”的最高境界，是其独特之处和一个突出的亮点。
　　教材中指出，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从整体上来看是人文主义的，一方面，要求音乐同社会及伦理密切结合，与人际关系相联系；另一方面，认为音乐应当与自然和谐，与万物相通，‘笼天地于心内，和万物于音声’。”③人类在创造人与人之间谐和的同时，努力地创造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中国传统音乐把自然界作为最重要的描写对象和审美主题，借景生情、寓情于景。古琴曲《流水》等无数器乐名曲及《绣荷包》《茉莉花》等民歌构成了美丽的声音图画。
　　“中国人以内向为特征的民族心理结构。在音乐审美中便提出了‘含蓄’‘中和’的要求，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过犹不及’‘发于情，止乎礼仪’等审美标准和‘大音希声’‘至乐无声’等审美命题。中国传统音乐作品，无论是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和宫廷音乐，都强调‘中和’。与强调对比原则的西方古典音乐相比，强调渐变原则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确是相当恪守‘中庸之道’的。”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