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里亚的艺术终结观(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波德里亚的艺术终结观依赖于他所建构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提出的模拟、内爆和超现实的符号理论。他认为，后现代的消费社会是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编码过程，是不断吸收符号又被符号吸收的过程。它是一个“去分化”的持续“消失的模式”：现实与模拟、物体与符号、主体与镜像等的界限，被“仿像在先”的逻辑无情地消解了。这是一个“超现实”的“仿像”时代，一个“差异”不断消失的时代，历史、文化和艺术都终结了。我们要辩证地批判这个观点。
【关键词】 艺术的终结；模拟；内爆；超现实；仿像
从前期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到20世纪70、80年代的模拟、内爆和超现实的符号秩序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模拟的形而上沉思，波德里亚的理论重心发生了三次转移。其中，存在一个核心的理论焦点：编码(code)和模拟(simulation)。
波德里亚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跨国经济中，我们的世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的。按照我的理解，编码既指名词性的符号、代码，一种程序化的、自我循环的逻辑模式；也指动词性的操作或渗透过程。首先，它具有可渗透性(pervasive)：它不仅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理论本身。例如，信息理论不仅描述它所解释的社会情境，而且再生产了社会情境本身。其次，它具有可操作性(operation-al)，编码之所以无孔不入，乃因为它是抽象的模式，是可操作的。这一模型的缩影就是建立在二元模式基础上的计算机数码。它唯一的旨趣就是不停的运作：在自我循环的系统中，不断地建构和消解。
一、消费逻辑：流行艺术与“媚俗”
把社会概念化为可操作的功能性编码，对于波德里亚来说，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具有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早在《消费社会》(1970)一书中，波德里亚就把消费社会的逻辑看作是“生产和驾驭社会符号的逻辑”；认为消费系统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的。这种编码规则既是一种技术结构，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一方面，它凭借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加速了资本符号在生产与消费领域中的流通与渗透，加速了“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从而加速了商品化逻辑向生活领域的渗透；另一方面，它也通过需求的差异性系统，再生产了社会等级分化与区分的逻辑。人们不再仅仅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更注重消费它的符号价值以及附加其上的“区隔”和地位。作为一种符号秩序，消费“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因此，消费社会不仅意味着商品的丰盛，也意味着符号的操纵和彻底的异化。异化是商品化逻辑的模式，它把一切的需求和功能都简化为利益话语，把整个文化、人际关系乃至个体的性欲、幻象和冲动都变为可买卖的商品符号。在这点上，他基本上重复了马克思“人的异化”理论。不过，他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同一性的不可能与镜像世界的破碎。个体与其镜像的不变关系，证明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真实的交互性。但在消费社会，“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主体与镜像、物体与符号、现实与理想的界限，在符号的编码中消解了。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的异化和意识的分裂还使人感到痛苦的话，那么在消费社会阶段，同一性的悲剧已经被消费游戏淹没了。波德里亚深感想象力的贫乏，真实距离的消失，思考的缺席和否定话语的不可能。一切先验性的、本体论的东西都终结了，世界陷入表面的浮华和冷漠的同质性之中。
在消费社会，它代表性的文化艺术，不再是精英式的、崇高的，而是媚俗的、流行的。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有着大众文化的基础。媚俗物是一切非现实“伪物品”的总称。与稀有、珍贵、唯一的收藏品相反，它类似摆设，是技术的滑稽模仿，无功能性的符号过剩，无价值的贫乏和数量上的倍增。如果说前者是中上层阶级的拥有物，那么后者主要是“大众”的消费品。它缺乏一切象征的价值、深刻的意义和高贵的严肃性，是肤浅、贫乏和游戏式的。在某种意义上，“媚俗”文化是对“精英”文化有意的、持续的模拟，以“形式美和潜在无用性”来满足大众对上流阶层的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想象性参与。因此，它也是意识形态性的，被消费符号操纵的。
与媚俗文化相应，波德里亚对“流行”艺术(pop art)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他提出了两个很有趣的问题：1、流行艺术是符号和消费逻辑的当代艺术形式，还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消费物品?2、流行艺术是“去魅了的艺术”，还是再次把艺术“圣化”了?他的回答是：流行艺术是二者悖论式的统一。它是“第一个对自己‘署了名的’和‘消费的’物品艺术地位进行研究的。”也就是说，它承认商品化逻辑对艺术的胜利，承认艺术在消费社会的“双重角色”(商品和艺术)，并以“模拟”的方式进行研究。如果消费社会是一种机械的、不断复制的符号“神话”，那么它也就以机器的方式进行符号的模拟和“再度拼贴”，以“唤醒”(约翰·凯奇)我们正在经历的日常生活。如果日常生活充满了商品化的视觉符号、影像和微型化的数码，那么它就以这种符号、影像和数码来展示自己的“商品性”。如果一切的空间形式和视觉形式都是美丽而浮华、好看而平庸、“似真”而乏味的，那么它就以华丽、庸俗和“超现实”的形式来显现自己。如果大众肯定这个世界，并“歇斯底里”地追求一切可见的形式，来满足自己的虚假渴望，那么它就以毫不批判的、中性化的模式来机械地“制作”自己的艺术形式。正如波德里亚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中指出的那样：“艺术不再抗议任何东西，如果它曾是如此的话。反叛是孤立的，被‘消费’诅咒的。”沃霍尔(Andy Warhol)就是一个“想成为一台机器”，并以“反讽”的方式，借助模板和丝网作画的。不过，它不是自发的现实主义，而是“绝对的模拟”。首先，它“意味着透视法的终结、再现的终结、见证的终结、手的创造性自发动作的终结，还有决不可忽视的，对世界的破坏和对艺术的诅咒的终结。”其次，它旨在突出对日常生活的细微的感知和重复中的不同，并在历史变化的风格、主题和形式的序列中，以空洞的“拼帖”和冷静的模拟创造一个“逻辑元政府”的游戏性领域。再次，它不仅重新组合了消费社会的模拟神话，而且以其特有的形式揭示并嘲弄了这个神话。它把周围的世界看作一个可操纵符号的人工场所、一个彻底的文化伪迹。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消费符号逻辑的当代艺术。不过，它也以艺术的名义，复活并肯定了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当今社会=自然=理想社会)。同时，在艺术市场化的语境中，它通过符号的“光环”和商业上的成功，再次“圣化”了艺术，从而取消了它的“世俗化”目标。
这里的分析具有一种辩证批判的色彩，显示了马克思理论和其他早期社会学家(如韦伯、卢卡奇等)观点的影响。艺术作品、艺术市场和艺术消费者间的辩证关系给他提供了暗示性的线索，论证了他的消费文化理论。不过，伴随理论重心的转移，其批判色彩越来越淡，悲观情绪越来越浓，分析也越来越“抽象化”了。同时，其理论在艺术世界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他不仅提出了类似黑格尔的“艺术的终结”观，而且预示了“文化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
二、符号理论：模拟、内爆和超现实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一书中，波德里亚开始把编码理论运用于“模拟”概念的系统分析。他指出：
现实原则与价值规律的确定阶段相吻合。令天，整个系统在“不确定性”(indoterminaoy)中摇摆，所有现实都被吸收到编码与模拟的超现实(hyperreality)之中。现在调控社会的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终极的东西已经消失；我们现在由模型生成。不再有意识形态之类东西，只有“仿像”(simulacra)。作为调控社会的符号原则，模拟在现代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的“仿造”(counterfeit)，工业社会的机械“生产”和消费社会的“仿像”。“仿造”建立在价值的自然律(the natu-ral law of value)即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能指与指涉物、符号与现实、意义与用途之间的关系是可逆的或可交换的。它偏离了基本现实，但依然指向“真理”的必然性。生产或“机械复制”(本雅明)建立在“价值的商品律”(the modity law ofvalue)上，能指的符号摆脱了指向现实的使用价值的必然性，并作为等价的交换价值被无止境的生产。它掩盖了现实的缺失，不过，它仍然遵循价值规律的辩证法，具有生产的明晰性、终极性以及理性的、指涉的、功能的历史性意识。它使人性遭遇了“异化”的痛苦，但“异化”本身是作为真实的体验来感受的。因此，波德里亚认为，现实原则与价值规律的确定阶段相对应。如今，马克思所描述的，从18世纪90年代的工业革命到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期间，居主导性的“生产”系统，已经不复存在。操纵当代社会的符号原则是“仿像”，即模拟的影像与符号。符号的指涉价值——言语指向现实事物或商品指向使用价值的能力，已经被交换的“价值结构律”(structurallaw of value)和语言的系统编码所代替。价值依据各种模型的“拼帖”来展示自己。只有“非指涉”的、“超指涉”的、不确定的、动荡不安的无意识才与这种编码的偶然机理相对应。它与现实毫无关系，也与工人的解放、技术的进步、自由的民主和财富的分享无关。在后来，它甚至不再生产真实的财富与商品，而仅仅生产没有价值和商品的能指符号和电子货币，并通过虚拟化的电子空间来流通。
为了强调这个新的转向，波德里亚在《邪恶的透明性》中，把它命名为“价值的碎形阶段”(thefractal stage of value)，也可称为“价值的辐射阶段或病毒阶段”。“这个阶段不再有任何参照体。价值向各种方向辐射开去，充满了所有的缝隙角落，除非偶然地同某物联系在一起之外，它不需要任何参照物。”一切真假、善恶的价值判断都终结了。价值的碎片穿过“仿像”的夜空，然后消失在冷酷的编码世界中了。由于它依然受到编码规则的控制，这个价值的第四阶段可以归类到“模拟”的“仿像”秩序中。
模拟的三个阶段分别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相对应。如果说现代性的特征是一个不断分化的“出现的模式”，那么，后现代性就是一个“去分化的”、持续“消失的模式”。如果说现代性在时间和空间形式上是一个不断加速、持续扩张的“外爆”过程，那么后现代性就是一个不断取消界限的“内爆”(implode)过程。它是一种文化的“熵”：在持续的消失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消失”的过程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消失的最高点介于尼采以来到1930年间。人们生活在上帝消失的急剧变革的世界，马克思和韦伯描述了这个“去魅”的过程。2、20世纪60、70年代是消失的一个强度点。在那时，出于消失的意识，人们释放了他们所能有的能量，目睹了一大堆概念、形式和古老神话的消失。人们感到一切现代的东西都终结了。3、当代的美国，即今日的消费社会或“仿像”的世纪，布尔乔亚价值和文化的消失。我们被银幕与网络包围，在符号的“黑洞”中，目睹了“文化中的消失现象，以一种更伟大、更强烈、更壮观的视野出现”。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激情”，感伤而又眩惑：艺术、文化乃至历史都终结了。
我们来具体分析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首先，何谓“模拟”?模拟的意思是“符号只进行内部交换，不会与现实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模拟不是现实或理性的逻辑，而是符号的逻辑，它通过符号的交换和编码来运作，具有结构上的自律性和“模型在先”的特点。其运作方式，从前现代的“仿造”到现代的“生产”再到后现代的“仿像”过程，是一个逐步偏离现实并最终丧失现实的抽象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模拟是“一个消失的模式”，是现实、确定性、辩证法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由出现到消失的过程。后现代遭遇了这个“消失”过程。所有的现实和确定性都被吸收到“仿像”的超现实之中。“仿像”与任何真实都毫无联系，纯粹是符号自身的交换，或者说，是“通过模拟而产生的影像或符号”。它吸收一切符号，又被符号所吸收。因此，“仿像”是一个“内爆”的过程。“内爆”就是消灭差异和确定性，把一切吸收到“冷漠／无差别”(indiffer-ence)的符号循环中来。它粉碎了现实与符号、用途与意义、文化与经济、信息与娱乐、政治与游戏的差异，使一切陷入不确定性之中。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超现实”——没有原本的清晰而透明的世界。它“离开了想象的庇护所，离开了真实与想象的差别，它只为模型的轨道重现和模拟的差异生产留出空间。”这是“真实本身的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