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阐释：重返隐喻背后的真实——论析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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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反对阐释；隐喻；桑塔格；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的一部文化批判的经典之作。它是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具体化。本着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的目的，桑塔格考察了对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的阐释以及借用疾病对世界的阐释过程，即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心理评判、政治压迫的过程，揭示了意义“阐释”的荒谬性和压迫性。
《反对阐释》是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于1964年发表的文章。文章指出: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人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也是对世界的报复。过度的阐释，将导致一个鬼魅般的意义的影子世界。反对阐释是桑塔格的一个醒目的标志，也是一面信仰的旗帜。她认为反对阐释就是反对以意义取代物本身，就是使词语复归物本身。1991)年出版的文集《疾病的隐喻》收录了她发表于1978年和1989年的长篇论文《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及其隐喻》，就是她“反对阐释”理论的具体化。通过长年与病魔斗争的经历和体验，苏珊·桑塔格将其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楔人人们闻之色变的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等疾病领域，揭示被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遮蔽的事实的本真，这两篇文章已成为社会批判的典范。虽然，苏珊·桑塔格因患骨髓性白血病于2004年辞世，但她反对阐释的实践，揭示被遮蔽的事实的本真而进行的反思方式，对我们仍然是富于生命力与启发性的。本文试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解读《疾病的隐喻》这一文集。
一反思疾病的隐喻化及其阐释
“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川这段话出自《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重压。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没有人能躲得过疾病的侵袭，疾病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理层面的具象意义，成为心理、文化乃至历史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桑塔格用对比的方法列举了有关结核病与癌症种种流行神话。结核病是肺部的病，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自18世纪起，结核病就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英国的感伤主义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乐于用结核病来赋予死亡以意义—它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充满了对结核病人死亡的美好想象。《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之死、《董贝父子》中儿子保罗之死，都是结核病的那种“不令人恐怖的、极乐世界般”的美好死亡。而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狄更斯则把结核病描述为一种可以使死亡变的“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结核病人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是抛弃了粗俗的肉身，超越了庸俗的健康，使人格变得空灵。结核病患者被视为生性敏感、耽于感情的人，其脸色的苍白和潮红，也被视为热情的顺从与举止的亢奋。于是，结核病成了那些感觉超群、才华出众、热情似火的人易于感染的一种病，成了艺术家专利的疾病，雪莱、济慈、罗梭就是这样的艺术家。对结核病的浪漫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人们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以及卡夫卡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
依据有关癌症的神话，通常是对情感的持续不断的压抑才导致了癌症。癌症是一种激情匾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癌症也是一种增生性的疾病，是那种反常的、最终导致死亡的_增生，一种可被测量到的持续而平稳的增生。癌细胞的生长是没有限制的，它们会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地生长和蔓延，破坏身体的正常细胞、构造和功能。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癌症是一种身体病。癌症攻击人们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胧、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肇丸)，癌症是一个罕见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体面的题材。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使癌症不再如此神秘和令人恐怖。先前加在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转移到了艾滋病之上。艾滋病(AIDS)—即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译作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或后天性免疫缺损综合症l—根本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它是对一种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命名。关于艾滋病的隐喻描述侧重于它的传播方式，那些导致疾病的东西。它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滥交、反常的性行为(如同性恋)、放纵、犯罪(即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大多数人眼里，染上这种病是对个体行为的惩罚，是咎由自取，它唤起的不再是理解，而是厌恶。在桑塔格看来，艾滋病的命名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她说:“但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胜利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其结果看起来也似乎是向医学必胜信念产生以前的过去时代的倒退，那时，疾病是数不胜数的，是神秘的，而重病发展到死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像现在，虽然存在医学上的失误或失败，但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就艾滋病而言，人们在还没有患艾滋病前就被认为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产生了似乎数不胜数的大量症状一疾病;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艾滋病就这样恢复了类似前现代的某种有关疾病的经验”。就是说，艾滋病的命名被人们广泛地理解为“类死亡”—或一个社会性死亡的隐喻。
二剖析对疾病的单一阐释
桑塔格指出，她并不想描述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肺结核、癌症、艾滋病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或伤感性的幻象和陈见。“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两篇文章不是有关疾病的医学专业论文，而是有关疾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判论文，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说是对关于疾病(当然不仅仅止于疾病)的那种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方式的批判。如桑塔格所言:“使疾病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她反思和批判了有关结核病和癌症的那些流行的隐喻。她指出，围绕这些疾病所编造的种种幻象和神话，其实是对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医学假定可以包治百病的时代，出现的那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的疾病的非理性反应;同时也是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显示出的非科学态度。对疾病的恐惧感和疾病本身的“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源于作者摧患癌症的切身体验，她深深地感到:在疾病带来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在很多人的眼里，癌症=死亡，死亡的隐喻缠绕着癌症，这使很多患者悲痛和沉沦，甚至放弃治疗。不仅如此，癌症还隐喻着病人人格上的缺陷，“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一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性欲的人”。这令桑塔格感到痛苦和愤怒:“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仅仅被当作疾病来看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在道德上低人一等。”因为附加在癌症疾病之上的诸多污名让患者知道:“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机他的性爱生活、他的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癌症患者往往对自己所患疾病表现得极为谨慎。癌症的死亡意义不仅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阐发，甚至一些医疗机构的肿瘤专家也有意无意地在强化这种观念。他们向患者撒谎，隐瞒实情，认为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承受不了真相。由于怕被人“另眼相看”，一些病人也不能坦率地谈论自己所患疾病。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对死亡的拒斥。死亡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么，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掩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种疾病与当初围绕肺结核患者并至今仍围绕癌症患者的那种禁忌有关。因为它不仅被认为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被赋予了令人感到厌恶的意义，它是不祥、可恶、令人反感的象征。尽管人们情感化地看待结核病，认为是对个性的一种提升，然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癌症病人的死被视为是卑贱的、痛苦的死，与结核病的“柔弱性格”相比，它没有被赋予抒情诗般的色彩，没有产生出类似结核病的那种美好幻象。癌症通常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及工业经济相联系的病，一种与工业社会中紧张、压抑、焦虑的时代性格相联系的病。它不具有罗曼蒂克的特征。在身体的等级制度下，疾病也开始建立起森严的等级，而作为一种隐喻，它们又被带回到社会等级制中间，帮助区分人的社会身份。结核病的隐喻被用来提高患者的精神地位和价值，而癌症的隐喻被用来当作一种社会动员或政治迫害的工具。隐喻之下的疾病不仅成了死亡的帮凶，更是政治压迫、种族歧视的工具。“瘟疫”是用来理解艾滋病这种流行病的主要隐喻。桑塔格指出:在一个人们自信灾难性的流行病一去不复返的时代里出现的艾滋病，无疑给那些内行的谴责家提供了卖弄修辞的机会。尽管艾滋病最初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是通过异性间传播的，而那些公共道德卫士们仍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是对西方同性恋者的惩罚。诸如艾滋病是“上帝对一个不按其所立规则生活的社会的一种道德审判”，是“道德颓废的后果”，是“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惩罚”，是“自然的报复”之类的批判性言辞听起来已不足以引起太多的惊奇，因为以隐喻的方式看待传染病，特别是性传播(确切地说是体液传播)的流行病历史已久，自15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围绕梅毒而生发的喋喋不休的种种谬见已经对艾滋病即将承担的诸多污名有了预见性。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不仅被认为是一个道德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它还“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欧洲国家大都强调艾滋病的非洲起源，艾滋病既被看作有关第二世界威胁的一个象征，又被视为来自第三世界人侵的一个意象。极权主义为了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它们从艾滋病那里找到了可资利用的资源。艾滋病成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正如桑塔格所说:“有关‘意志’的整个政治一即不宽容的、偏执狂的和恐怖政治软弱的政治一全都用上了艾滋病。在这里，艾滋病成了对付国内外敌对力量和异己分子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