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心性体验和“亚传播”现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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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试图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亚传播现象。亚传播现象是近年来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传播现象，主要指那些由不确定的人群在希望拥有共同体验的心态驱使下借助某种传播技术结合成为一个体验共同体的传播行为。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现代性问题的考察，探讨亚传播现象形成的社会背景，论述亚传播现象的研究意义，以及有待研究的问题所在。

[关键词] 亚传播现象；现代化与现代性；心性体验结构

Abstracts: the thesis tried to raise a new concept in munication study field: sub-munication phenomena. Sub-munication is a munication phenomena appeared recent years in daily life. Sub-munication is mainly a munication activity of experience bination which is formed by uncertain group with the attitude of hoping owning mon experience and bined with the help of some 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thesis has explore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sub-munication and discussed the research significant and key point of the issue by observing the modernity issue of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Sub-munication Phenomena,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ty, Psychology Experience Structure

一

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并不简单的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建构问题，同时也是人本身的精神气质的现代类型的确立问题。学术界对前者的关注较多，对后者却少有关涉。形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方式决定的，一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的。

中国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们将目光主要投放在所谓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体系以及社群团体等等研究领域。的确，现代化问题在中国是一个贯穿整个近代史的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问题的提出大都是来自外部的刺激，来自与发达国家的具体交往过程。这样的历史际遇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独特进路。

直到九十年代，学者们终于意识到，以前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强烈关注往往由于缺少了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境遇的关切，由于缺少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精神世界的沟通，理论上的建构和改进和实际的社会进步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表现出来的问题更多的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心性结构与一个可以称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还有相当的距离，社会成员普遍理解的现代化与学者理解的现代化与还有相当的距离。

过多关注政治学的国家建构，较少注意哲学意义的人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际遇，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类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宗法文化，这种文化不断强化社会精英的国家意识和民间社会的宗法意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生命意义问题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道德化，从而丧失了真正的生命意义的问题意识。尽管历史上曾经有过佛教文化试图弥补这种缺陷的努力，但是佛教文化的出世观念毕竟无法完成社会个体的生命意义探求和社会整体的国家意识确立相互沟联的问题。虽然不能由此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残缺的文化，但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的人的生命意义迷失的问题，的确困扰了社会整体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学界出现的关于“回到启蒙”和“消解启蒙”之争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迫切性。主张“回到启蒙”是由于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观念还相当程度地保有启蒙前形态；主张“消解启蒙”是由于近年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已经具有了欧美社会“后现代思潮”的许多社会经济结构特征。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其实是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一部分，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还是有许多可以成为共性的问题，以往的学者们关注的远远不够。在欧洲文化发展中，最早注意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个体的精神世界问题的是韦伯。在他之后，许多学者开始了大量的专门性研究，哲学人类学的开创者舍勒就是其中的一位。舍勒的研究成就中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1]

对于舍勒的这一观点，中国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得学者们开始有了真正的理解和切身的感受。现代社会不仅是由现代政治经济体制建构的，更主要的是由“现代人”组成的。离开了“现代人”，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现代人”并不简单的是指生活在现代的人，也不简单的是指以现代方式生活的人，而是指应该具备现代精神气质的人，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成员的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这一点已经成为一个制约社会发展的问题。多数学者把这一问题简单的说成是文化素质问题，理解为是一个普及教育的问题，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舍勒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指出：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型，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价值评价。舍勒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现代的体验结构转型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传统的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2]

二

当然，舍勒的研究首先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这样的叙述并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欧洲现代化之前的社会是相对一体的基督教社会，神学―形而上学精神可以概括为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形态，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个体心性，都具备这样的神学―形而上学形态。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面对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文化为核心，儒、道、释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相互融合的文化。

儒学文化是一个能够贯通宇宙、社会、人伦的完整思想体系。主要体现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和世俗化儒学。心性儒学探求“性与天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问题，以追求完美的道德人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政治儒学探求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问题，以纲常观念规范社会政治行为；世俗化儒学则以忠孝仁义等等道德化的生活理念，潜移默化的制约和规范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3] 按照历代儒学大师的观念，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是“儒学精英”们关注的领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世俗化儒学只是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范畴。

这种世俗化儒学的观念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普通百姓的道德化的生活心态（体验结构），道德观念在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当中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在世俗化儒学体系中却不再是一种理性的道德了，而是一种具有了宗教意识的道德观念了。宗教意识的道德虽然可以承担一些宗教的功能，但毕竟不是宗教。缺乏对生命意义的释义，对世俗化儒学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憾。

世俗化儒学为中国人提供的生命意义的释义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在宗法观念的人伦秩序中以限定的道德规范为目标，依据习俗生活，完成个人道德化的人生过程。至于何谓“限定的道德规范”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这种生活心态（体验结构）与舍勒所说的传统基督教文化的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并不相同，只能理解为一种世俗化儒学的精神气质。

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冲撞下崩溃了。“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既用于民族国家建构又用于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资源。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担当起了这一具有双重功效的精神资源。提供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建构功能理论的同时也必须成为能够提供一种与之相应的人的精神气质的资源。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社会公义、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基本理念，平等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 [4]。在欧洲文化中，社会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中国社会对平等理念的追求主要是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抗衡，其次才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内在诉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平等还只是文化精英们的理念，并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理念。作为社会理想的社会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和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因此始终没有确立一个相对明确的社会主义精神体系。1949年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精神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想，同时也必须是一种能够提供社会个体生命意义的释义功能的精神体系，于是出现了雷锋这个道德化的优秀形象。雷锋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个人生命意义的释义注脚。认真分析人们心目中理解的雷锋形象，不难看出，雷锋是中国传统的世俗化儒学理念中忠孝仁义的现代翻版，是世俗化儒学精神和二十世纪理想主义政治潮流的结合体。这种独特的心性体验结构成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弥漫的政治激情的群众基础。

三

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结构和文化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者们在接触了大量西方社会二十世纪的理论研究成果之后发现，其实中国的所有现代化问题都不过是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组成部分，强调共性也罢，宣扬个性也罢。问题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

对照舍勒的观点，以往的学者过多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建设的研究，较少关注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人的研究；即使有限的研究也是因循传统意识，过多的强调应然，较少的承认实然；往往把研究的目的纳入教化和引导的思维模式中，而不是真正探索性的研究。对于“现代人”心性体验结构的研究看来还有待探索。

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 [5]。舍勒指出现代现象中的根本事件是：传统的人的理念被根本动摇了，以至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自身如此的困惑不解。” [6]

传统文化不能自然的被带进现代社会，这是所有面临现代化问题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困境，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例外。儒学文化重人伦道德、重政治秩序、轻个体生命体验的缺憾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显现出强烈的困境。

困境之一，是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研究这个问题的领域。习惯的学科划分体系是一个知识性的学科体系，与西方文化相比没有神学研究体系，社会学研究也很少关注当代社会作为个体的人的研究，西方文化在上一世纪出现的“现代社会理论”对中国文化界来说还只是一个概念。

困境之二，是缺少可以研究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过去十年里有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许多社会问题提出得太仓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只有近十年的过程，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还处在开始阶段。有一些地域文化差异问题研究，乡村文化研究也基本上转向了民俗学领域。

困境之三，是社会问题开始大量涌现，摆在学者面前的是没有途径应对这些问题。例如大量的青少年痴迷于电子游戏，由此引发的社会思考不少，理论解释却没有。民工问题又以新的方式成为社会问题，理论界却缺少研究这些问题的环境和依据。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都是社会现实提供给学者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却没有一个相应的研究方法。

四

现代人的社会心态（体验结构）的形成和特征问题，怎样研究，研究什么，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希望可以找到研究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亚传播现象。

传播学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开创的新兴学科，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传播行为。传播学被中国理论界接受的背景是由于新闻媒体机构的迅速扩张，新闻理论界发现以前理解的新闻概念只能算作一种组织传播行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大众传播，迅速扩充的媒体现状已经具备了实现大众传播的条件，所以希望借助传播学研究完成从组织传播向大众传播的过度。这样一个功用性的目的导致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新闻机构展开的，缺少对于处在传播环境中的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