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维度及其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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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现代社会源于16世纪，但是在研究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结构特征时，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工业主义、技术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构想中，往往缺乏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深入认识，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形成了对照。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批判理论在其演变中积累的丰富理论经验以及包含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地剖析。总结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思想，是探讨现代社会冲突及其未来走向不可回避的任务。
批判理论本身长期以来一直局限在二元阶级冲突、去魅化和计算理性这些领域之中，尽管它一直不断反省和批判自身的理论基础，却没有真正洞见到自己总是潜回到夸大的主观性，例如绝对的生命价值，普遍的伦理或总的经济利益或阶级意识。后结构主义彻底放弃了这种重建绝对统一理想和价值的方法论基础，为后马克思主义走向确认现实的多元对抗、结构分化和有限的不稳定整合提供了理论准备。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社会开始明显呈现出社会多元分化的趋势，在资产阶级国家让步的政策下，不但出现了产业工人与其他领域的工人之间出现了分层化，而且事实上，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无产阶级化不再象以前那样激烈，社会分层和社会斗争表现出了多元性质，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阶级统一理论已经开始遇到了现实的挑战，难以再充分说明现实的社会冲突及其解决途径。这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社会大众与绝对统治权的二元冲突，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分散为多元对抗。[1]阶级理论一开始就忽视了产业工人与传统手工业工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和利益基础，而且现代社会的平等化和普遍抽象化，在阶级领域之外，使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等等之间的冲突日渐突出出来。这一现实的冲突使人们看到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的争论必须回到力量斗争的现实中去，既寻求摆脱技术主义政治学的相对主义，维护现代社会对人的解放取得的成就，又要防止绝对价值抹杀多样化对抗的现实特性，以免被整合到各种形式的绝对权力之中。绝对的具体性和相对的绝对性是现代性批判理论实践的真正方法论维度。
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
16世纪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结束后延续至今的西方社会形态是典型的现代社会。爱丁堡大学教授丹尼斯·海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指出，东罗马帝国的最后灭亡以及同一时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确认了在古代世界之后存在一个中世纪，才开始形成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的现代世界观念。[2]19世纪的历史学家基佐明确定义了“现代社会”的时间开端，他认为“16世纪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开始。”[3]布克哈特认为14至16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近代史的前驱。[4]黑格尔把与中古时代不同的现代时期看成是由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的。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5]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6]最早的资本家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7]沃勒斯坦也指出，16世纪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才开始形成。[8]
工业主义的奠基人圣西门认为，15世纪世俗科学的发展、18世纪实业家阶级成为社会领导阶级以及19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使社会有可能摆脱贵族和中产阶级寄生虫的压迫，在实业和科学的联合上建立与军事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不同的新社会秩序，即法国大革命后应该建立的新社会是以科学和工业生产体系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其中工程师和实业家将成为社会领导者，以理性的技术知识管理社会事物。他强调现代社会在18世纪由于大工业的形成才正式开始，但是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来源于16世纪。这一主张也为孔德、斯宾塞、杜尔凯姆、凡勃论、阿隆、贝尔等工业社会理论家所支持。工业主义理论强调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工业社会，而不是充满阶级冲突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社会类型划分根据是技术和科学精神进步的水平。
吉登斯从多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看成是政治、经济、工业和战争四个独立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相应地，他强调现代社会有两个发展阶段，16至18世纪是绝对主义国家和早期资本家企业发展的阶段，18世纪后是工业主义和世界体系发展的阶段。[9]他认为现代社会开始于16世纪，是后封建欧洲开始并产生世界历史性影响的社会。
总的看来，关于现代社会的历史开端在16世纪是可以普遍接受的。对现代社会源于16世纪的认识，表明了人们看到了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16世纪以来形成的社会形式为什么称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根本上要由现代社会的本质即“现代性”是什么这一问题来回答，所谓现代性一般来说是指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质——维持和推动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性力量，或者作为现代社会应该实现出来的内在潜力。在现代社会形成阶段，自然神论、自然法理论、契约论对现代社会的构想中，普遍强调的是现代社会的社会性，即将个人联系起来的社会制度、权力的基础不是来源于超自然的神，而是分享了自然秩序的个人的自然理性意志。在这些思想看来，自然本身是存在普遍理性规律的，人在自然状态下分享了自然秩序，具有自然本性，但是只有运用明智的自然理性（即现实的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理性），才能建立起社会自由和平等。人类学、历史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和进化论尽管批评了这种对现代社会的主观理性构造，但是根本上不否认现代社会与自然理性规律之间的联系，不否认社会的理性化，而是强调社会一定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下在历史中实现自然的理性发展目标。直觉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是放弃理性，而是强调在直觉和经验中就能达到理性真理，理性本身不可抽象到彻底否定直觉、感性和历史传统的地步。启蒙运动进一步把现代社会完全建立在人的计算理性之上，把自然科学的理性认识成果当成了构造社会生活的客观前提。自由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思想也强调自然规律是保障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和维持的神秘力量，边沁的功利主义虽然反对自然法，但是把人的自然感觉本性看成是完全可以计量的，规范现实活动的法律完全可以计量化。从他开始，自由主义接受了人为整体控制的社会生活的合理性，逐渐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实证主义和工业主义延续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启蒙科学主义的传统，强调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以实证科学理性和技术为基础的管理化的平等世界。
这些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反映了现代社会根本上是一个以实现人的自由为目标的社会，它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力图以理性化手段解决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价值理想、手段的局限和现实矛盾之间的不平衡是现代社会中基本难题。由于这些关于摆脱了上帝后的现代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条件的设想借助的是近代过于主观化理智理性，它的价值目标与现实实践带来的现存世界有着巨大差距，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个人自由理想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社会设计蓝图，在实践中带来的是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越来越取消了普遍自由的价值前提。
哈贝马斯和姚斯在考证“现代”这一术语的来源和含义的变化时指出，它在古代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拉丁语中，表示通过古代性形成自身、作为古往今来变化结果的时代意识。[10]哈贝马斯强调，17世纪，人们相信依靠人的科学理性可以实现社会发展，使文艺复兴以来参照古代希腊罗马理性精神规定“现代”含义发生了改变，不必再求助于古代来规定“现代”，理性由此被看成是构造现代社会的根本力量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世纪民间文艺生活中寻找理想，强调了建立在传统、习俗、情感上的完整的现代人的生活。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后期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审美的现代主义开始反叛抽象理性的统治，超出了新古典主义，把创新和个人内在自由作为现代精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则强调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与自然科学精神不同的人文精神。
尽管现代一词的含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于现代一词的认识实质上与认识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是紧密联系的。现代一词的本质性含义根本上关系到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而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的问题人们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在现代性研究中，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批判角度，这些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我们认识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二、对现代性的批评
面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发展与其理论构想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产生出现代性批判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理论，另一方面要求揭示现代社会的历史、结构特征、价值选择和发展手段，以推测它的发展走向。
1、现代社会存在着手段彻底计算合理化的趋向，与它的基本价值前提即人的自由创造性和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形成了对抗。现代社会的合理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个彻底商品化的世界，这个商品化生产体系表现出了普遍计算理性化的特点，即经济合理性，并且向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扩张。一方面，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倾向于把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体系内，使人的活动和交往关系建立在片面原则上。以物为目的的交换价值生产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是个人成为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商品，可以自由买卖，创造各种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只有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的衡量，转化为与本身对立的交换价值形式即货币才能成为社会劳动，劳动产品才能成为商品，同时，这种商品化扩展到劳动者的活动和劳动能力本身，个人劳动活动能力只有成为可计量的一般等价物才能成为现实社会的劳动，以物为目的的生产才能实现不通过交换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实现资本的积累。等价交换的理性计算原则和以物为目的的生产体系抹杀了劳动的个性和丰富性，使具体劳动简单化为无差别的劳动，而这种抽象的无差别性成了新的社会关系纽带，掩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取消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把生活世界变成一个完全的交换价值劳动世界，使人的全部关系都抽象成商品关系，使人的活动抽象成单纯的交换价值劳动。另一方面，分工的发展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产生了大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方式，为交换价值生产体系奠定了基础，按照精确计算原则分解了劳动活动，取消了人的劳动经验的全面性。
其次，现代社会是在价值合理性上运用了理性的形式因素，产生了制度和社会体系的合理化。韦伯分析了这种以计算化理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扩张，探讨了文化现代性的基础。在他看来，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自由劳动的资本主义理性化组织方式、法律和行政机构的理性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产生的深层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或追求经济利益，而是源于西方文化中存在的数千年的去魅过程，即人们试图凭借理智，而不必求助于神秘力量实现自我拯救。价值观的合理化是文化现代化的关键。作为拯救学说的伦理价值观合理化强调把个人的世俗活动上升到体系化的神圣工作，以排除靠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摆脱个人实践活动的偶然性，它要求个人完全按照规则，有计划地、系统地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有一致性的秩序，以理性的禁欲主义摆脱感性冲动的支配，使自己的行为纳入到理性秩序的支配之中，并且通过取得社会成就来组织社会生活。使个人的整个生活都纳入超验伦理目的的控制之下。这种伦理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给社会劳动领域的工具性认识活动提供了基础，对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按照天职伦理观的指导，手段化的理性科学世界观开始形成，企业，管理、法律依靠普遍的自然法开始建立在系统化的机制上了，通过科学活动形成了机制和组织的合理化。韦伯把价值观合理化转化为形式合理化的过程视为通过越来越精确抽象的概念对实在进行越来越理论化的支配，促成了通过越来越精确的计算真实的手段，来考虑合理化。新教的禁欲主义从寺院中转移到世俗职业生活中，开始与机械的机械生产、经济活动、政治权力相互联系，摆脱神安排世界的魔力转变为一种因果化的数学科学宇宙观，支配世俗伦理，导致了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制度化。宗教合理化和认识合理化也体现在现代意识结构之中，使文化合理化转变为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这种合理化导致了西方文化类型的产生，并且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合理化制度、体系形式和生活秩序。随着经济和权力的合理化发展，组织和制度本身开始承担了伦理价值的社会调节作用，但是科学进步解决不了它自身的意义问题，尽管现代人被科学纳入了文明的无限进步之中，却日益不能掌握这些文明的知识，文明生活因此对于个人来说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取代了基督教职业伦理的支配地位，现代社会走向手段取代价值目的的铁囚时代。
2、现代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和道德分裂的世界。
首先，现代社会是一个通过高度分工和专业化才建立起社会联系的大规模社会，这种社会性趋向于通过高效率的分工生产开发自然来加以维持。但是，由于传统上使社会协调一致的情感、道德准则和神圣事物失去了作用，经济职能成为支配原则及社会建立在个人分化的基础上导致了私欲膨胀和道德败坏，威胁了社会协调一致和共同的道德信仰。杜尔凯姆指出，社会按其性质来讲是在协调一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体，根本上是不能完全依赖经济活动的。对经济活动的压倒一切的关注，以前的政权和神权不再适应工业社会，会造成的道德、宗教和社会无组织状态，使社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针对个人主义化的分化社会，他指出，在个性之外还有集体意识，在契约之外若不存在使人们联系起来的命令和戒律等集体道德标准和神圣事物的话，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维持。尽管分化的社会创造了个人自由的条件，个人在集体意识衰弱后增加了判断和行为的自主权，但是现代人对自己的命运不一定满意，由于过分自信，个人不愿接受团体指令，反而向社会提出过高要求，社会难以如愿以偿，集体意识就会削弱。
其次，工业生产和商业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另一种冲突。现代世界的核心机制是机器生产，机械操作的原则决定了工业的发展范围，对于行为、量的精确知识要求统一标准，培养了按照因果关系来理解和说明事实的习惯，这有利于工业效率。工业原则的本质建立在因果律的理性认识之上，注重工业效能、集体利益。机械操作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精确性、标准性、协调一致对人的生活和理智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果理性观念加强了。机器技术培养了按照理智和事实的思考方式，不以功利、享乐为动因。现代社会对集体利益最有利的一些性格特征是工业精神中的诚实、勤奋、温和、完善和大公无私，其要求对因果律的惯常认识和理解，对一切事物进程的看法不掺杂万物有灵论，而不是对超自然的干预方面的依赖，更不是金钱精神中的消费和奢侈。
金钱原则并不真正关心技术进步，它与工业原则是有着不同实质的。金钱和赢利掠夺了人的创造生活有用财富的技艺本能，赢利原则是古代掠夺文化、寄生原则的派生物，是所有权传统和金钱制度的结果，它相信的是超自然干预、万物有灵论和自然过程的自动进步论，依赖命运，“寄托在传统的，根本上是感性基础上，是属于推定性质的。它对文化的影响明显是浪费、脱离工业的投机钻营、买卖作风。”商业投机者置身于其中的价格制度阻碍了工业体系的发展和人类的进化，它们对企业家和技术进行了勒索，从而导致了危机和无政府状态，
再次，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陷入分裂之中，政治、经济体系与生活世界相互矛盾。现代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现代政治具有普遍主义与自由主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有其历史根源，它的雏形就是建立在各个阶级对立之上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官僚机器，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政治无能，并没有直接掌握国家官僚机器，而是利用这个“中立性”的官僚机器作为调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形态统一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机制。“中立性”的大众国家正好满足了资产阶级把资本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利益，进而使各种社会利益组织成一个维护资本利益的整体这一目的。这种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本质上就是用来协调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手段，由于这种国家的双重职能，事实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国家履行社会职能和资本主义经济职能时面临着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矛盾，现代社会危机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领域的尖锐阶级对立逐渐转向政治领域国家政策的危机。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实质上不过是资本积累把国家作为技术手段，再次谋求摆脱民主原则，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实质性分裂关系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与其经济体系依赖不同的机制并且发挥不同的作用，货币经济的基础是交换价值规律，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它通过分工和交换使劳动力商品化，导致了阶级对抗。权力管理体系除了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外，还要依赖社会合法性条件（规范体系、法律制度和军队等镇压力量）发展一套社会监控和协调机制，目的是弥补市场职能缺陷和经济不平衡带来的社会一体化危机，控制社会的一体化是它的直接目的和职能。
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理性化实际上与生活世界的原则是冲突的，这种冲突根本上就是把生活世界分裂地立于具体性与抽象性两个原则之上。政治围绕权力因素被合理化，经济则围绕金钱原则得到合理组织，而生活世界本身是以交往为核心原则得到维护的，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建立在权力和金钱的抽象原则之上，作为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前提和基本创造力根源的生活世界，会以经济民主形式反馈到经济关系和活动中去，带来经济本身的分裂。现代政治的技术主义和现代经济的金钱主义问题根本上是它们试图替代生活世界的具体原则造成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既被其他原则逼迫成日渐萎缩的，也是越来越成为与其它原则相抗衡的，它本身在变成多样化维度中的一个，但是确实是不可失去的维度，因为它尽管受到彻底抽象化因素的渗透和改变，也反过来不断影响其它领域。政治从来都是由权力、统治、支配和服从、顺从、屈从两个方面构成的，而不能完全还原到经济生产利益上去，政治提供了作为生产前提的秩序条件。
在当代世界中，经济学把政治的作用看成是对经济发挥制约作用的制度因素，文化研究则把政治看成是社会中的权力问题。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中越来越显示出制度和权力的制约，成为社会变革的保持稳定必须通过的“瓶颈”，这种制约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还渗透的各种分配关系，进而渗透到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之中，从而发挥稳定或动摇生产、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作用。现实的条件下不可能理想地
——即一劳永逸地消除经济自由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张力关系，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综合性地平衡是保持这种关系之间张力不可避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