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分治的差异与存在的利弊关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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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新闻历史的研究体系探讨:摘要:从已经归纳的四种外国新闻模式中探讨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关系。分析和解读在各种模式下对外国新闻历史的统筹方式,即组成外国新闻历史研究的体系和中国新闻历史研究的体系差异。通过对中国以及外国新闻史的单独分析得出中外新闻发展的差异。建立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治学观点——空间上,能涵盖中外,以整个世界新闻传播全局为对象;时间上应古今贯通;研究对象上应涉及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
【关键词】中外分治 四种模式 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自然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科学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着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着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着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着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着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