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兴衰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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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古希腊？ 为什么雅典？
说起西方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历史和传统，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雅典，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怀疑，一个独特的西方文明正是从那里孕育和繁荣。古希腊人对权力和正义的理解，对民主制度的实践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它的系统的理论批判，以及对阶级冲突和公共利益等问题的辩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深刻地启迪着人类。这一切无不让我们惊叹，令我们着迷，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
古希腊之所以独特、之所以神奇在于它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专制体制。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史基本上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尔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1] 和当时邻近的埃及文明、西亚文明比起来，古希腊的确是奇特的。
古希腊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集权专制体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学者都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理论(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就不在此讨论了。总之，历史的事实是大多数古希腊城邦都没有发展出一个由少数政治精英控制和垄断公共事务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结构，没有任何一个城邦能够容忍一个强权的君主政体，只有极少数城邦维持了比较稳定的贵族制，绝大多数城邦都是采取某种程度的共和制，在这些城邦里面，占大多数的非有闲阶层在各种政治和军事事务中都显得及其重要。
正是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集权专制体制，古希腊的社会文化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社会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古希腊的政治精英们充分认识到他们这种无法垄断公共事务的状况是反常的，因此极力想达到垄断公共事务的目的，而那些非精英阶层又尽一切可能阻止它的发生。这样一来，那些少数的政治精英为了获取操纵政治事务的权利就不得不与大多数为了维护他们公民权利的非精英阶层进行不休止的谈判和辩论，当然其间也偶而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这构成了当时城邦主要的政治生活。其发展的结果是有的城邦极其动荡，社会冲突不断发生，而且经常十分剧烈，而另一些城邦却保持了高度的社会和政治稳定，雅典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中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证明是可行的。一方面，它是雅典的非精英阶层对占少数的贵族阶层所捍卫的贵族价值观系统而有力的冲击。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一种有效的政治构架，带给了那些哪怕是最穷的男性公民全面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也同样成功地将自由赋予了最大多数的普通人。而另一方面，由于雅典的男性公民可以完全依靠奴隶、妇女和其他非公民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贵族的价值观。
现代的民主制度是通过一种不可剥夺的宪法或法律权利的理念来捍卫公民的“消极自由”，而古代的雅典则是通过赋予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积极自由”从而使公民更多地获取并维护他们的“消极自由”。为了捍卫珍贵的自由，公民通过政治方式来对抗那些随时企图夺取他们自由的少数政治精英，因此，在雅典，“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不可分离并相互依托的。可以这样说，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为争取多数人的政治平等和社会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从而打破了极少数统治精英参与公共事务、操纵政府权力的神秘。另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也展露出这样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紧张关系，那就是自由的公民所追求的是要避免成为那些只为追求自己利益的人的奴隶，然而，他们本身却又总是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规范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