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起源(一)

详细内容

第一节莫尔的农业乌托邦
莫尔（1478―1535）是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作为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莫尔却以其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名垂史册，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托马斯・莫尔属于英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于1478年2月7日诞生在伦敦一个富人家庭，父亲约翰・莫尔曾担任过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国法律的专家。莫尔儿童时代就学于伦敦的圣安托尼学校，掌握了当时学者们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十三岁时，老莫尔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对科学、艺术和文学很有修养，使莫尔得以扩大知识面。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牛津大学是当时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许多人文主义者均产生于此。莫尔在人文主义思想熏陶下，成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与此同时，莫尔也受到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影响，他把柏拉图关于建立奴隶主贵族财产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劳动人民的平等要求，从中吸取了改造社会的思想材料。
然而，莫尔的父亲却希望他去当法官，反对莫尔爱好古典东西。1494年，根据父亲的意见，莫尔从牛津大学退学，转入新法学院，攻读法律。毕业后，莫尔进入了伦敦的律师界当律师。莫尔为人正直，处处为受害的讼者着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头等律师的名声，崭露头角。1504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莫尔因在国会中反对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脱离政治活动。他回到律师界，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1510年，莫尔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为伦敦市副执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尔才能出众，办事公正，博得了伦敦市民、商人的拥戴。1515和1516年，在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下，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来，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经过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写作了名著《乌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时的卢文城出版。《乌托邦》一书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英国社会以至欧洲各国，不久陆续被译成欧洲许多种文字。
莫尔的博学和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尔为王室请愿裁判长。以后，莫尔担任过副财务大臣、下议院议长，并获得爵士称号。1529年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类似首相的职务）。莫尔虽然已经成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没有改变在《乌托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莫尔反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所推行的英国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1534年，莫尔坚决拒绝宣誓承认英王在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伦敦塔。英王还利用总检察官做假证人，检举莫尔说过“国会无权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最高首脑”的话。法庭根据这个诬告，判决莫尔死刑。1535年7月6日，莫尔在伦敦塔监狱被处死，终年五十七岁。
莫尔不与时政合流的政治活动和对理想社会探求的科学态度，是那个时代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莫尔放弃显赫的政治地位，以死与英王抗争，如果不解读《乌托邦》所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将无法找到答案；如果不分析《乌托邦》中的农业思想，我们也将无法理解空想与科学的真正含义。
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仅仅是借用了莫尔的“乌托邦”一词，认为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他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本著作，因而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一词，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都视作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进行归纳与分析。我们认为，这种以人来划分空想与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也极大的妨碍了我们对四百多年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求实的分析。因此，当我们对莫尔开始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莫尔是一个空想者，也不使用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莫尔的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乌托邦》一书中。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Utopia的译音，原出希腊文oo（无）和topos（处所），按希腊字的原意，“乌托邦”就是“没有的地方”。
《乌托邦》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未来美好的乌托邦社会的描写。
《乌托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莫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理性批判，而这种批判也不仅仅是莫尔一人。《乌托邦》在当时欧洲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它的第二部分。它详尽地阐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它包括实行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一切财产公有的经济制度；按需分配的劳动制度。莫尔在规划设计的理想社会的同时，也为我们构画出一种全新形态的天国农业生活，我们称之为“农业乌托邦”。
1、乌托邦没有以农为业的农村。在莫尔看来，城市是乌托邦的政治中心。在乌托邦首都亚马乌罗提设有元老院，它由每个城市每年选派的三名年高而阅历深的人组成。它的最重要的职责是：商讨全岛事务的分工，编造各城市的预算，调配各城市物质供应的过剩与不足。各城市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具体组织生产和分配，互通城乡有无，从城市调给农村缺少的产品。
因此，乌托邦的农村是临时的生产单位。它由若干个农场组成，备有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农村中到处是间隔适宜的农场住宅，配有充足的农具”。[1]由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终将回到城市，因而这里不存在城市中的政治生活。
乌托邦农村的人员是流动的，它由年长者进行管理。全体乌托邦“市民轮流搬到这儿居住。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每三十户设长官一人，名飞拉哈。每户每年有二十人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二十人填补。这些新来者从已在那儿住过一年因而较熟悉耕作的人接受训练。新来者本身次年又转而训练另一批人。这样，就不发生由于技术缺乏而粮食年产会出问题的危险。”[2]
2、乌托邦实行有计划的农业。由于乌托邦不存在以农为业的农村，生产的组织与消费均依托于城市，因此，作为公有的消费性农产品也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进行集中的计划性生产，并负责统一安排和调剂。“每个城市和它的城郊究竟需要多少粮食，他们虽已估定，并且估定得正确，但他们却种了比需要更多的谷物，养了比需要更多的牲畜，这就可以把剩余的送给邻近的人民。”[3]“在元老会议上，一听说某处某种产品太多，某处某种产品奇缺，马上就在甲乙两地以盈济虚，调剂一下。乌托邦人彼此互通有无，毫不计较报酬。他们决不因为接济了某一城市，而对该城有所需要，相反地，他们一旦感到什么缺乏，也可以无补偿地从其他城市得到接济。这样，整个乌托邦岛就好像一个大家庭。”[4]
由于生产是有计划的，是直接满足全社会成员的需要，产品不是商品，因此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商品交换也就不存在，货币也随之而废除。莫尔指出：“农村里缺乏的必需用品，可以毫不费事地向当地政府申请后从城市领取，无须用物品交换”。[5]而对外贸易中保留的商品交换与货币也主要是为了进行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至于乌托邦所需的各项农产品一般由自己的农村生产。
在乌托邦，不论农业或手工业的生产劳动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避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不必要的劳动，也就铲除了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存在着的四体不勤的寄生虫。因此，乌托邦人每天只要劳动六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一切需要。把乌托邦社会建立在组织共同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这是莫尔的理想社会方案的中心点，也是他超越于前人的地方。在莫尔以前，古希腊的一些社会思想家，原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异端“共产主义者”，也曾提出过财产公有的思想，但是，他们大都没有论及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而把公有理解为消费品的公有，或传布禁欲主义。莫尔是第一个具体描写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如何组织社会生产的人，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乌托邦的农业生产依靠城市的自觉管理进行，不存在法律的调节，它的法律异常简单，只有几条根本大法。因此，“在乌托邦，人人精通法律。”[6]。乌托邦的法律是全体公民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它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福利和民主权利。
乌托邦的计划性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进入农村参加劳动的职责是“耕田，喂牲口，砍伐木材，或经陆路或经水路将木材运到城市”，“用巧妙的方法大规模养鸡”，饲养青年驰骋锻炼的良种马，饲养牛来耕犁及驮运。
3、乌托邦没有专事农作的农民。在乌托邦，没有专职农民，人们都住在城市，轮流下乡从事两年的农业生产，以解决全社会的粮食、燃料、肉类、蛋品、饲料等供应问题，两年期满后，仍回城市继续再搞原来的手工业，有人觉得农村有兴趣，也可以多住几年。
乌托邦的每个公民都要求学会以农为业。在乌托邦，每个人都必须“从小就学习农业，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在城市附近的田地里实习”，[7]。由于每天只劳动六小时，因而有充分的业余时间来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他们学习文学、哲学、音乐、数学、农业、医药和科学技术等各种知识。乌托邦对于学习和科学研究卓有成效的人，给予奖励。“一个工人倘若在闲暇时热心做学问，勇猛精进，成绩卓著，那末，可以脱离自己的手艺，去专做学问”。[8]莫尔强调乌托邦居民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考虑到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剥削阶级垄断科学文化的特权的有力抨击。
乌托邦人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作。每人除都要务农外，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这一般是毛织、麻纺、圬工、冶炼或木作。除此而外，部分人从事的其它职业是不值得提及的。
乌托邦的生产部门分为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基础是手工劳动。由于当时英国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初期，因而莫尔认为城市手工业是乌托邦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是乌托邦人的专门职业。在这里，莫尔已经提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
乌托邦人牢牢地树立了以务农为乐的观念，特别重视农业劳动。无论男女，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地上实践。城市中每个公民都须在农村住两年，以种田为业。凡乐于务农的可以申请在农村多住几年。城市公民如到本城郊区观光，必须参加当地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食物供应。这一切说明农业是很受尊敬的一种劳动。他们种田，重视利用畜力，并备有各种农具。他们非常珍惜每人分到的谷物，谷物只充食用，不得造酒。造酒的原料限于果类，如葡萄或梨子。关于每个城市及郊区的用粮，他们事先有正确的估计，然而他们对于生产谷物及饲养牲畜，总是从宽打算，宁可使其有余，用以接济邻近的地区，但决不允许浪费。
4、乌托邦的土地农资均为公有。一是土地公有。乌托邦的土地均为全体公民所有，只有耕种的义务，没有占有的权利，“每个城都不愿扩张自己的地方，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所有与经营权能分离的思想。
当土地与乌托邦人口不平衡时，统一集中向外拓展，但这些土地仍为全体居民公有。“如全岛人口超出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从每一个城市登记公民，按照乌托邦法律，在邻近大陆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两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吸收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对两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乌托邦人通过所采取的步骤，使两方都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而这种土地先前是被当地人认为荒芜不毛的。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他们若是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如果某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乌托邦人认为这是作战的绝好理由。”[10]可见，莫尔的土地公有，仍只是乌托邦城内的公有，对于不能与乌托邦人融合的民族的土地，仍存在着无偿占有。
二是农具公有。乌托邦农村的全部生产性农具均为公有，随着城市不断分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进入而分配到各个家庭，也随着他们离开农村也将全部的农具交还给新来的劳动者。
三是市场公有。乌托邦也有市场，但不用于产品的交易，而主要是用于生活所需。在全民公有的食品市场上，“运到这儿的不但有各种蔬菜、水果、面包，还有鱼，以及可供食用的禽鸟及牲畜。全部血腥污秽在城外专地经过流水冲洗掉，然后从这儿将由奴隶屠宰并洗涤过的牲畜躯体运出。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而且，他们不允许将任何不洁的东西带进城市，以防止空气受腐朽物的污染而引起疾病。”[11]
“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原因是，这儿对物资分配十分慷慨。这儿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12]
5、乌托邦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乌托邦的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也是消费单位。各家庭把生产出来的工农业产品都交入公共仓库，并从公共仓库领取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乌托邦人很自觉，谁也不会多领物资。在乌托邦，“虽然每个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13]乌托邦实行的这种按“需”分配的原则实际上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但莫尔把组织好生产、产品的丰富和人们的高度自觉性，看作是实行按需分配的主要依据，这就使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以前的思想家们所提倡的那种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