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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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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留学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辛亥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留学生们都不遗余力地介绍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现在中国的全面运用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留学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传播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学生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传播先进文明成果方面,留学生不仅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需要引进了诸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观念,而且介绍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正是由于留学生的努力和十月革命开辟世界现代化新道路的突出影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得以在中国生根和发展。考察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能够传人中国,留学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留学生与辛亥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介绍
  
  辛亥革命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已有所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欧洲,之所以能在尚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被引进,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介绍的结果。
  20世纪初后,大批进步青年怀着寻求救亡之路的热切愿望负笈东瀛。在他们看来,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是一条最为可行的捷径,因为“若治学者,苟于中国文学既已深通,则以一年之功,可以尽读其书而无隔阂”,日语对汉字的大量借用,使他们能以“和文汉读法”等方法较快阅读日文书籍,满足对新知的渴望心理。在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之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1898年在日本最早的工人领袖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片山潜的领导下,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协会”,有组织地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与此同时,各种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和报刊纷纷出版创刊。1903年,幸德秋水着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思想界引起轰动。日本思想界的新动向,自然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关注。其中,以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天义报》派留日学生,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十分注目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成为十月革命前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渠道。
  《天义报》派的核心人物是刘师培。刘师培(1884-1920),仪征人。1904年加入光复会,并担任《警钟日报》主笔。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由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与张继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与其妻何震创办《天义报》等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进行了介绍。
  1907年《天义报》第13、14期刊载了《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中,并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刘师培在编者按中指出:“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度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第16至19期上译载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以及该刊的《女子问题研究》中,长篇引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片断,编者说:“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上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后,彰彰明矣。”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地位决定婚姻关系和经济革命决定女子解放等论说的称许。
  以后,《天义报》也零碎地发表了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且依据自己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解,从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写过《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论女子劳动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讨论妇女问题时,留下了马恩著作影响的痕迹。比如,在讨论女子受压迫的原因及其解放问题时,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纯然自私之世界也,经济问题其一大阻力。若经济平等,则人人得以自立”,“求自立以去强权,所以经济革命与有切要之关系也”。在讨论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时,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由阶级制度造成的,所以,“居今日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上述材料说明,当时《天义报》派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已经超出了女权主义范围。阶级的观念、私有与公有的观念、经济的观念已成为他们在研究妇女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概念。这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20世纪初就开始在中国出现。
  从上面叙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十月革命前,留学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方面,大致来说具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色。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主要是留学日本的《天义报》无政府主义者。以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是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的主体力量,他们通过办刊物、翻译著作、撰写文章等多种形式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值得注意的是,《天义报》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未采取敌视的态度。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认识:一是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还很肤浅,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与欧洲早期无政府主义相类似,1869年巴枯宁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那么,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成中文,便没有什么奇怪了。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致。以幸得秋水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原是日本早期社会党的成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由于这些没有像西欧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与马克思主义存在长期的敌对关系,所以在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之后,仍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天义报》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同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这就不难理解。
  第二,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尚不成熟。囿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天义报》派留日学生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知识来介绍的,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妇女解放的行动指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主要是从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加以介绍和曲解的。甚至提出“倾覆政府”、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所谓“共产无政府主义”。这根本不可能找到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更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广泛而深刻地在中国传播。
  第三,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译介,还只限于十分狭小的范围,参与介绍的也仅仅是以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的几个核心人物,宣传阵地稀小,国内人民群众甚至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了解“知其名者已甚少,解其意者尤稀”。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介绍,影响不大,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大传播运动。当然,这也是传播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总体而言,在十月革命之前,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介绍作出了贡献,尽管表现出不成熟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的许多误解,但是,他们是中国大众认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他们的宣传和译介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 留学生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真正传播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它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妇女运动失败的教训,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猛烈冲击,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们探求真理的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十月革命使中国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从而加快了引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步伐,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开来。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仍是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力。
  
  (一)留学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代表
  五四前后,一些具有留学生经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俄国革命的真谛,从而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的骨干力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留学生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些杰出代表:
  李大钊(1889―1927),是十月革命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于1913―1916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大量扩充图书馆中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把图书馆办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从1918年到五四运动初期,李大钊创办和参加《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青年》等刊物的编辑工作,积极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与宣传。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现代女权运动》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与途径,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