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概念的再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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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扩散，总体性的哲学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否定，马A克思哲学的总体性理论，作为现代性谱系的构成要素，也成为后现代批评的焦点。本文从资本逻辑的历史形态学出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思想是他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理论基础，强调差异、非总体化的后现代主义，体现了资本在后组织化(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理念，这是不同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另一种总体性，重思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观念，才能更为真实地透视后组织化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当代理解的一个重要维度。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来临，总体性的哲学观念遭到了根本性的批判。正如伊格尔顿在描述后现代主义时说的：“后现代主义标志着这样的‘元叙事’的死亡，元叙事隐秘的恐怖主义的功能是要为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的幻觉奠定基础并提供合法性。我们现在正处于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松散的多元论的过程之中，一系列异质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游戏已经抛弃了把自身总体化与合法化的怀旧冲动……科学和哲学必须抛弃自己宏大的形而上学的主张，更加谦恭地把自身看成只不过是另一套叙事。”[1](P15)作为现代性思想谱系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观念也遭到了尖锐的批判。但这里的深层问题在于：当一种无总体的多元性在社会生活中延伸开来的时候，是否真的构成了一种解放?抑或在深层上构成了一种更加隐蔽的奴役?如果将问题再往下延伸，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究竟如何理解?如果没有了马克思那种从资本出发的总体性观念，是否能真实地透视这个“后现代社会”?如果像伯曼所说的，马克思是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家，那么这种批判对于我们面对后现代主义又意味着什么?[2]在我看来，这是我们面对后现代主义时需要从深层上反思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摆脱将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进行对接，并从马克思哲学出发透视后现代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注：后现代能否冠以“主义”，这是学界中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从现代性的意义上来理解主义，后现代当然是反主义的。在本文仔，主要是从后现代也具有一个话语体系来使用主义这个概念的。后现代虽然反对总体性的主义概念，但后现代也有一个以差异、反本质主义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建构。)。
一、从现代到后现代：总体性观念的建构与解构
在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波德莱尔赋予现代性颇具影响的定义，即“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3](P485)(注：关于“现代性”这个概念，卡林内斯库的考察值得参考。参阅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波德莱尔是从美学体验的层面论及现代性的。以一种感性的、审美的情绪来指称现代性，这构成了后来讨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即批判的维度。但从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来看，它还指称着另一个维度，即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制度以及文化合理性层面，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性表述。如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具有三个层面：即工业主义，这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第二个层面是资本主义，即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第三个层面指的是监控制度(注：参阅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衣俊卿先生在《现代性维度及其当代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4)中，也是从肯定性意义上对现代性做了精神与制度层面的分析。)。从上面的简单考察就可以看出，现代性这个概念标志着一种内在的分裂：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构性意味的现代性，和作为破坏性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旨趣的审美现代性，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更具感性与体验的特征。这两种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二律背反，一种脱节。因此，如何解决这种二律背反，本身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在问题，总体性观念就是针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提出来的。
在我看来，虽然席勒在《审美书简》中曾想从美学层面造就总体性的人，以扬弃现代性中的二元悖论，但哲学意义上的总体性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并论证的。尽管在黑格尔时代，现代性这个概念还没有真正地在学术界中流行起来，但如果从现代性所指称的内容来看，黑格尔哲学中的总体性观念，面对的正是现代性发展中所遇到的脱节问题。在作为社会纽带的共同体解体之后，黑格尔想以一种总体性的观念对破裂的社会加以整合，实现现代性的协调发展。因此，总体性观念体现了现代性的自我反思。
在黑格尔之前，现代性的两个层面都已经表现得较为充分。从理性的建构层面来看，培根对假象的批判、笛卡儿对自我意识的奠基、牛顿力学的建立，确立了理性的中心地位。经过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理性成为评断一切的标准。正是这种理性，促进了现代工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充分地拓展开来，并通过理性的论证取得了合法性地位。但对于浪漫派来说，以数学理性为基础的扩张，使森林中的小精灵被杀死了，造成的饲一个“祛魅”的世界，对此的反动，一种情感至上、信仰至上的思想，作为理性主义的对立面传播开来，《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荷尔德林的诗歌、谢林的直觉审美境界，构成了理性的反动。最后浮士德这个形象，作为现代性内在的二律背反的写意画、作为精神分裂的现代伤，体现了现代性在发展中的碎片状态(注：伯曼关于《浮士德》的分析，是对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有力说明。参阅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在黑格尔的思想建构中，他看到了现代性建构中的内在缺陷。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批判了情感至上主义的浪漫派，从而将思想之矢指向了理性。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实际上看到，英法式的个人理性，更具历史合理性，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在黑格尔这里，成了假象。但这个理性并不是黑格尔所要寻求的东西，因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二律背反的分析，已经揭示出英法式的理性并不是完善的，存在着内在的精神分裂。超越这种二元论，建构一种总体性的观念，缝织现代性两个层面之间的裂缝，构成了《精神现象学》的理论主题。从感性、知性、自我意识到绝对观念的游历，就是总体性观念的建构。
理论观念的总体性，需要在现实层面体现出来，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主题。早年黑格尔的理想是古希腊的政治体制，在他看来，这种体制既体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共同体的自由发展。他最初将这种理想的复活寄托在宗教的改革上，反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注：关于黑格尔早期思想的这一层面，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做了分析。参阅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但经过研究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斯密、李嘉图、萨伊、斯图亚特等人的著作后，黑格尔意识到，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直接回归到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恰恰是一种浪漫的想法，以需要与劳动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它处于家庭的直接伦理与作为伦理实现的国家之间，这是比古希腊城邦更合乎理性的制度[4](第279节及附释)。当黑格尔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深入到了现代性的肯定性维度之中，将审美的现代性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但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现代性的肯定维度中，黑格尔再次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分裂，即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身的内在分裂，以及以特殊的利益原则为指向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4](P309)为了解决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内在分裂，黑格尔从“调解”的总体性绝对观念出发，设计的是一个有机的、以君主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官僚体系。总体性的哲学观念不仅在哲学理念领域，而且在现实的制度与伦理建构层面实现自己的总体化。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黑格尔超越了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状态，他的思想指向的是一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工业与市场体系，这个体系受着国家的总体调控的制约。这种总体性的观念，既是对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也是现代性的完成。这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后来成为韦伯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哲学观念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炮攻击。“后现代”这个概念，根据凯尔纳与贝斯特的考察，虽然在1870年代就已经产生，并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发展为与现代相决裂的概念，但作为今天的流行的“后现代”概念，其意义的实质性转变发生于1960-1970年代，一种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文化意象从建筑领域延伸到哲学、文学、历史、社会理论等领域中，构成了新的思维框架与价值取向[5]。通过对比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决裂，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注：关于哈桑对现代与后现代思维方式之间的对比，参阅哈维：《后现代状况》，第61-62页。)，即以一种异质的、去中心的思维方式反对总体化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在利奥塔看来，这种总体性的“元叙事”，是现代科学知识与政治制度合法化的基础，打碎“元叙事”，正是后现代的主题。利奥塔区分了三种知识：即前现代的叙事知识、现代的科学知识和后现代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知识。在前现代的叙事中，通过自身的叙事结构能够使自身合法化，而现代科学知识的产生，一方面使传统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叙事知识受到了批判，另一方面，科学知识本身的合法性成为难题，于是被批判的叙事知识，通过英雄主体的回归重新构成了论证合法性知识的基础，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元叙事。“德国唯心主义依靠的是一种元原则，这种元原则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实现‘主体的生命’(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生命’，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生命’)这一基础上。”这就是德国思辨哲学为知识合法性以及社会历史合法性奠定基础的东西。“思辨机制带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在这种机制中，关于所有可能存在的指谓的所有知识话语都没有直接的真理价值，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精神’或‘生命’的进程中占据的位置，或者说取决于它们在思辨话语所讲述的哲学全书中占据的位置。思辨话语在引述这些知识话语时，也在为自己阐述自己知道的东西，就是说也在自我阐述。从这个角度看，真实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由转引的陈述构成的间接知识，这些转引的陈述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叙事，这个元叙事保证了知识的合法性。”[6](PP.72-73)但这种合法性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地位，不管是为知识奠基的思辨总体性叙事，还是从实践出发的解放的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与现代社会的总体性相对立，在后现代社会，一种局部的性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这是总体性解体之后知识的存在状态。对于后现代知识的这种存在状态，利奥塔最后给出的解救方式是通过误构来达到后现代知识的合法性证明。误构是对异质性状态的一种联结，以临时契约状态取代总体性的永恒构建，正是凭借这一点，利奥塔成了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位重要思想家。
对黑格尔总体性哲学观念的解构，同样引起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将马克思哲学非总体化，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幽灵们”的主要问题。(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批判，对后现代思潮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关于阿多诺的这一思想，参阅张一兵《无调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今天我们仍处于马克思思想的馈赠中，汲取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仍然是我们批判面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来源，但“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7](P124)。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解构，进行去总体化，“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那些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固定在它的‘辩证方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中)，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国家以及最终的极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7](P125)作为现代性谱系中的一个节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概念，在后现代的视域中，受到了彻底的否定，在他们看来，只有去总体化，才能真正地使马克思的思想发挥效用。
二、概念总体性与具体总体性：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界划
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是总体性理论谱系中的节点，但在这种思考中，绕过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总体性这一哲学观念，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考是否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观念?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分析。实际上，只有清楚地理清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对后现代主义的异质性特征进行深层的透视。
结合上面的讨论，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具有双重理论语境：一是哲学本身的二律背反的解决；一是哲学与历史实践的二律背反的解决。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意味着一种自由，但如果理性只停留在二律背反的阶段，那么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有限制的规定，理性也就只能停留于必然的层面，无法超越自身，达到一种无限的自由境界。但这种无限的自由境界并不是外在于理性的超理性存在，而是从理性本身生长出来的，或者说是从现实生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如何超越二律背反，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理论起点，《精神现象学》的游历过程就是从理性的内在规定中达到一种“自由”境界的游历，辩证法是实现这种统一的方法，通过将一切置于流动性之中，解决了理性自身内的僵硬对立，这是康德的“反思”所无法解决的。“反思首先超出孤立的规定性，把它关联起来，使其与别的规定性处于关系之中，但仍然保持那个规定性的孤立有效性。反之，辩证法却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由于这种内在的超越过程，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述出来的。”[8](P176)在辩证法的作用下，一切孤立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立的东西，构成了统一的整体，当然这并不是抽象同一性的整体，而是有着差别的统一体。只有这时，才能给知识以合法性的基础。
但康德的思考还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即知识合法性与实践意志合法性关系问题，也就是说知识层面上的合法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实践意义上也具有合法性，这也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二律背反难题，求助于一种判断力的审美是不能真实地解决这个难题的。黑格尔的解决方法是将历史纳入到理性的辩证建构过程，将知识的形态与历史的形态联系起来(当然这并不是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在后一阶段照样可以重演)，因此，“精神现象学”也可以称为“历史精神现象学”。当黑格尔实现了这两个层面的统一建构时，总体性的哲学观念第一次以其穿透性的眼光呈现在地平线上，形成了总体性的哲学体系。
虽然黑格尔将历史纳入到了哲学的思考视域中，但其总体性的观念实际上是概念总体性。最高的总体是绝对观念经过精神的自我展现、外化为自然界，最后在历史中获得自我意识、返回到自身封闭总体。从精神的发展过程来看，从感性到知性到理性，完成了总体的建构，而感性、知性与理性本身又构成了各自的总体性。在每个具体总体的构成中，都是从直接同一性、经区别再到辩证的统一这三个环节。在论述知性到概念的转换关系时，黑格尔这样总结了自己的论述：“绝对的实体，作为绝对形式自己对自己相区别……一方面是这样的总体，――即以前的被动实体――，它是原始的东西，作为从规定性出来的自身反思，作为单纯的整体，在自身中包含它的建立起来之有，并且在其中被建立为与自身同一，即普遍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是这样的总体，――即以前的原因的实体――，同样作为从规定性出来到否定规定性的自身反思，这样，它作为与自身同一的规定性，也同样是整体，但被建立为与自身同一的否定性：即个别的东西。但因为普遍的东西，当它把规定性作为扬弃了的而包含在自身中时，即作为否定物那样的否定物之时，它只是与自身同一，所以它就直接和那个别性是同样的否定性。”这是三个不同环节，每个环节是一个总体，但“这三个总体是一个、并且是同一个反思，这反思作为否定的自身关系，把自身区别为前两个总体，但这是作为一个完全透视的区别，即规定的单纯性或单纯的规定性，这是它们的一个并且是同一个同一。”[9](PP.232-233)正是在这样的总体性中，才能谈得上理性的自由与自觉。但在这种概念的总体性中，它划出的是一条封闭的界线，总体性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整体，当这个整体通过黑格尔之口宣称已经完成时，回到黑格尔的特定历史语境中，那么自由资本主义经过国家调控之后，构成了历史的最终形态，倒真的已经终结了，哲学也终结了。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概念的想象，也是理性的霸权。
与这种概念总体性不同，马克思提出的是一种具体总体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总体性哲学观念进行了概要式的描述，这是通过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比较中展现出来的：“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0](P41)
理解马克思关于总体性的规定，先需要进行双重的边界区分。第一个边界是对经验总体性的批判。经验总体性，在哲学层面就是从经验出发，通过抽象上升到一种规律性的知识。这种哲学知识进入经济学，就是古典经济学所寻找的经济规律。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经验唯物主义的错误，在这里他直接批判的对象是古典经济学中的总体性思想。古典经济学从经验事实出发，想从中找到一些决定意义的抽象关系或经济规律，这构成了理论的主题。但正如马克思所表述的，经济学总是从直接的个别要素出发，这不仅是一种自然主义实证论的观点，而且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这既不能反思自己的理论前提，也不能透视自己所思考的要素在社会关系总体中的理论定位，这种“生动的总体性”最终达到的只是一种混沌的总体性。
实际上，这种经验总体性已经受到了黑格尔的批判。回到《精神现象学》第二章与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已经看到了经验哲学的底牌，认为这是一个力的相互作用世界，寻求的是一种规律，但由于这种规律存在于要素间的外在相互作用，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一般的、不确定的差别。“但是只要它不是一般的规律，而是一个特定的规律，则它必定包含有规定性在内；这样就会出现诸多不确定的规律。然而这种复多性本身就是一个缺陷；因为它违反了知性的原则，对于作为认识那单纯内在世界的知性来说，只有那自在的普遍的统一性才是真理。”[11](P101)这决定了经济学的规律是一个抽象的规律，经验总体性虽然生动，只能完成对经验的抽象，无法达到真实的具体。黑格尔的总体性实际上已经是超越了经济学的经验总体性，在哲学层面，这才是马克思所要面对的总体性观念，因为只有真实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才能真正地批判古典经济学经验的生动总体性思想，而不是像蒲鲁东那样，将黑格尔的总体性对接在经济学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构成了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第二个重要边界。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他把历史过程变成了思维过程的例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从概念到外化、再回到概念的过程。而对马克思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只是思维用来把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正是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马克思才能提出自己的总体性思想。
第一，总体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从根本上来说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哲学方法论的总体性，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是作为“原本”的社会总体化进程。作为方法的总体性观念虽然与社会的总体化进程之间具有统一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方法论意义上的总体性观念上升为统摄一切的概念总体性，这正是黑格尔超越经验总体性之后陷入的困境，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个维度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的总体性，虽然也强调社会历史，但这种历史是一种主客体相互关系中的历史，这使得他并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幽灵，而一旦将总体性重新置于主体的意识层面，总体性最后只能是走向审美的总体性意象，这是文化乌托邦的归宿，可以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性概念上的逻辑。通过将总体性的观念置于社会总体化进程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就打破了黑格尔概念总体性的封闭线，使总体性具有了开放的视域。
第二，总体性的概念内含着历史与观念之间的互文关系。在对总体性进行双重区分的基础上，马克思意识到，要真正地获得总体性观念，必须意识到概念与历史之间的互文关系，概念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概念，只有当概念本身深入到历史之中时，概念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这些人的批判都是在纯粹思辨领域中发生的，“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2](P66)当进入到这个联系之后，只有进入到这个联系之后，才能意识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黑格尔的总体性哲学观念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产生出来，当他将这个历史基础作为概念的外化，并以概念代替这个基础时，这就是思辨哲学的秘密所在。但这个秘密只有在观念与历史的联系中才能得到透视，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为什么无法解构黑格尔的重要原因(注：马克思批判分析了思辨哲学是如何从现实中抽离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拙文：《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第三，只有在资本的逻辑中，我们才能理解总体性的观念。严格说来，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总体性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能产生，其产生的现实条件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进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说法，这是家庭与国家直接同一的社会，没有市民社会的中介，这是一种抽象的同一。市民社会的产生，打破了国家与家庭的直接统一状态，造成了社会的内在分裂，特别是市民社会本身造成了传统社会关系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认为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哲学观念对社会加以调控。但实际上，市民社会虽然引起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劳动分工体系却在日益总体化，而这个过程是由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在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通过机器与工场以及城市的作用，在一种新的时空构架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一种从人身依赖下解放出来，并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总体化关系，这是由资本的逻辑，即对利润的追求所决定的。马克思从商品、交换到生产的分析理路，揭示的正是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社会总体化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形成劳动一般的概念，这是一种总体性的观念。所以当黑格尔以劳动作为重要的节点来建构理性逻辑时(这是《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内容，只有这时，才能谈得上自我意识，历史与理性的内在关系呈现于绝对观念的内在逻辑中)，马克思认为他抓住了古典经济学的本质，抓住了历史的本质。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市民社会作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时，作为现实总体性表现的国家，正是以市民社会为其基础的。当然，黑格尔是倒过来看这个问题的，他是想把市民社会本身提升到具有自控性的理性水平。只有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的逻辑时，黑格尔的“招数”才能被揭示出来。资本逻辑的总体化，才能为观念总体性提供历史的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与资本的逻辑是无法分割的。
第四，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将资本体系理解为一块无法撼动的铁板，资本的总体性逻辑内部存在着致命的裂隙，即在资本总体化的过程中存在于生产方式内部的脱节，以及体现这种脱节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对抗，这种裂隙既来自于经济生活本身，也来自于人的实践作用，这就为砸碎资本逻辑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吉布林与格雷汉姆从女性主义视角曾提出，当前激进话语的重要障碍在于，将资本主义设想为一整块无法打碎的钢，这种论述延伸到了全球化领域中，这使任何冲破资本主义罗网的道路都不可能存在，而这种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念，他们以此反对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13]。在我看来，这个论述没有进一步细致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是有裂缝的总体性，但这种总体性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替代作用，达到一种谐和的总体性。吉布森―格雷汉姆将马克思论述未来社会的总体性挪用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论述，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就无法论述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因此，资本的总体性是存有裂隙的总体性，这是从马克思哲学立场把握资本逻辑时需要注意的一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生长点。
通过对马克思的具体总体性与黑格尔的概念总体性之间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以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来取代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性并不是固定的概念结构，而是特定历史形态的运动方式及其文化理念的表现形式，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这就要求对总体性及其表现方式进行历史的考察。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历史性考察才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种批判的精神，透视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内在互动与建构关系，这也是超越各种想象的批判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