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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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时代特征
论文摘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逻辑起点。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出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研究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于我们正确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所谓逻辑起点，是一个科学理论逻辑体系构建的构出发点，它的确立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现实的历史发展。恩格斯曾指出：“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那么，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程是从哪里开始?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结合上述认识，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应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即“发展才是硬道理。”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科学地回答了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了发展的道路、方向、目标、动力、步骤、条件等，并勾画了发展的基本蓝图，从而构建了当代中国的主题一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蒯题的思考，就是从在中国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出发开始的。因此，应该说，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现实依据，又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为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现实依据和逻辑起点，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世界实际相结合，并把这一结合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
20世纪中期以来，时代主题和世界面貌的转变，使现代化潮流更加凸现。邓小平基于时代主题转变，站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曾意味深长地说：“现代化这个名词很好。”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说：“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l腻旧同时，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世界的现代化潮流结合起来。但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中国的特点。一方面，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1功另一方面，现代化不是”大跃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世界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既体现了”现代化一般”，又映现了”现代化具体”的中国特性，同时，又展现了其博大开放的战略眼光。正是中国现代化目标这一鲜明的特征，决定了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二、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把握。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同时，又把实事求是具体化，并以此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他曾经对列宁之所以是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冈给予过精辟的同答，指出“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革命。”这一回答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髓的内在本质，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和具体的情况(实际、逻辑)相结合。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深刻地体现了”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这四个要素。他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主题特征，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精神支柱，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即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承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的同时，又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义利观、辩证思维和革故鼎新精神，并对之加以改造。
首先，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生长点。当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时，他更强调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当许多人囿于条条框框的束缚，怀疑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创造不是姓“社”的时候，他总是支持农民群众的创造，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当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更多地停留在一些人的良好的主观动机上的时候，邓小平把它进-一步解释为“使人民满意”，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这些思想，是邓小平把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为一体的具体体现，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又扬弃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其次，以发展生产力和走共同富裕道路为目标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核心原则。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义利双修、利民富民的思想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人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谈“富”色变的时候，邓小平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认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当人们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平均主义的时候，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于平均思想明确地区分开来，指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并认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峭当人们担心改革开放的政策会导致两极分化的结果的时候，邓小平强调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不会产生两极分化，是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下进行的。当人们在实践中重视革命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忽视了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时，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另一方面，“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还要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再次，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催化剂。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愈挫愈奋的抗争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意志。邓小平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中，自觉地承继了这种精神和意志，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批判精神融为一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了重大挫折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邓小平就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每当改革处在关键的时候，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些论述都说明，邓小平极力倡导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大胆推广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前人未曾有过的新的认识成果，才能走出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于出前人未曾干出的新事业。
最后，“执两用中”、“和而不同”的传统的中华民族智慧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合理内核。
“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庸”思维方法的核心内容，对于邓小平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现代化建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必然要面向世界，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必然遇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采取的是非此即彼、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绝对化，而忽视以至抹煞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统一。邓小平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从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现了再认识，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他认为，要建设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必须改变过去只把资本主义当成祸害的“旧脑筋”。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他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应有的历史地位，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把资本主义搁置在现实历史中的应有位置上，这是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把人们从过去的误区中引导出来的逻辑前提。邓小平强调不要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而要对其作具体的分析，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有些什么好东西，有些什么坏东西，这样我们才不至于犯片面性的极端错误。在他看来。只要坚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处，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些思想，充分显示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胆识，使传统的“执两用中”、“和而不同”的“中庸”思维方法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早在1956年l1月，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强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他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考，是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展开的。较之于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这一思想的提出，一方面，是从“两个凡是”的新的本本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搞清楚“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高举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从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具体情况发，走有中同特色的辛十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是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邓小平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的同时，又解决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