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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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民族精神是遏制列强瓜分中国图谋、推动先进中国人百折不挠寻找救国真理的强大动力。但民族精神本身并不能为近代中国指明应走的方向和道路，民族精神所依托的传统儒学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传统儒学及若干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国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推动民族精神实现了开放性、革新性、科学性、主体性的现代重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 民族精神 现代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是科学总结近现代历史经验作出的重要举措，将对我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坚持民族主体性，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创造力，从而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现代重塑的关系。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传统儒学
(一)民族精神以特定的理论体系为思想依托
鸦片战争后，满清帝国在一次次城下之盟的屈辱中面临被列强瓜分的窘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方位?救亡图存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依靠什么人才能走好这条路?中国人为此苦苦探索，其大体情况正如毛泽东总结的：“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义无反顾地“走俄国人的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最终科学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这一过程虽为中国人耳熟能详，但仍有若干相关问题值得深思。
1、要充分估计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所起的伟大作用。是什么力量驱使中国人百折不回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毫无疑问，是民族文化中爱国爱民、大忠大义、独任艰危、革故鼎新的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为挽救民族危机，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精神推动下，始终怀抱中华民族必胜必强的信念，不屈不挠追求新知、探索新路、外抗强敌、内谋自强。没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担当，没有勇猛精进万死不辞的拼命精神，中国很难逃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品质，中国人也很难做到既坚持民族本位立场又倾心吸纳外邦先进文明，并在学习、消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实现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可以说，民族精神本身虽然不能为近代中国指明方向和道路，却是遏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灭亡中国图谋的伟大精神力量。
2、要注意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区别和联系。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意识形式，主要表现为一种坚持国家和民族的主体地位，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无私奉献的情感取向和精神品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民族文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定形态的思想理论体系；体现于思想理论体系和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而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又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民族精神一般指的是其积极方面。可见，民族文化包含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积极方面。不作这样的区分可能产生两种偏向：或在坚持民族精神时轻忽了对民族文化消极面的批判；或在批判民族文化的消极面时伤及民族精神。
3、民族精神以特定的理论体系为思想依托。由上可见，民族精神只是一种情感取向和精神品格，它本身并不是某种作为统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但是，民族精神是在民族文化的母体里成长的，一般来说，它又一定会选取某种理论体系作为思想依托。在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精神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思想依托的。而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又是统治阶级选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功用，一方面是论证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另一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共同理想、制度模式、道德规范、发展道路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把民族精神和它所依托的理论体系之各不相同的功用作适当的区分：民族精神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主要起精神动力的作用；至于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制度规范等，则是由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来负责的。所以，当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和民族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如果当时的意识形态理论未能与时俱进弃旧图新，为社会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依凭于它的民族精神也很可能找不到发挥作用的方向、途径而陷于盲目性或非理性。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精神所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二)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理论体系
传统民族精神所依托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四书五经”所阐述的儒家学说。其主要内容在积极方面主要是：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本主义的治国理念、修齐治平的德治取向、和平教化的民族政策、协和万邦的外交理想等。但在被汉武帝选定为国家统治思想后其消极面也日益强化，如宣扬“君权神授”的皇权崇拜、认可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道德、停留于“严夷夏之防”的外交思维等。明代建立在资本主义萌芽和若干西方新知识基础上的启蒙思潮，又被清朝统治者严酷的思想专制所扼杀，以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更谈不上对世界大势的变迁有多少理性认识和应对之方。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之后陆续引进的若干“新学”，虽然曾被寄予厚望，却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而一一陷于失败。马列主义不同于所有“新学”，它是把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真理性与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价值性完美结合的科学理论。资产阶级“新学”只教给我们反封建，却要求我们忍受殖民。只有马列主义教给我们既要反封建更要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道理，彻底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灵魂，完全取代传统儒学和各种“新学”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坚强依托。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把时代的最高思想成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入民族文化，彻底批判民族文化中封闭、狭隘、保守、落后、专制、奴化诸弊病和自发、朴素的局限性，重振民族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并赋予其现代的主体意识和科学灵魂。
(一)彻底批判民族文化中的封闭性和狭隘性，重振民族精神中面向世界勇于吸纳的优良传统，赋予其现代世界意识而实现开放性重塑。
古代中国人并非不知域外也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印度佛教中博大的救世情怀、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缜密的思辨逻辑，曾令中国人击节赞叹而倾心学习，并在唐宋结出中国式佛教和程朱理学的硕果。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思想和若干科学知识也经由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大批传人中国，并与中国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刺激下的变革思潮有相当程度的结合。但明、清两代统治者长期采取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和血腥恐怖的文化专制，使国家体制和民族文化的开放性、进取性逐步窒息，封闭性、狭隘性日趋严重。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不断传人，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狭隘性逐渐被打破，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无助于中国人正确认识时代变迁的本质和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更不能提供中国救亡图存应走的道路。只有马列主义才使中国人认识到，对超额利润的贪婪追求会驱使资本主义以侵略者、殖民者和吸血鬼的姿态，以血与火摧垮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壁垒。处于这样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了战胜这些以全球为剥削范围的超级强盗，也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首先把自己组织起来，然后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方能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