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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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我在澳洲应Phd.MableLee的邀请，曾有机会在悉尼大学一个中国问题系列论坛上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点就是从关羽何以为“义神”，谈到“义”在中国伦理中具有多重组合功能，如“仁义”、“忠义”、“信义”、“情义”、“孝义”、“节义”、“恩义”、“义勇”等等。而组合功能的取得，应当与使用频率与社会范围成正比。古今学者讨论“义”或者“正义”的论说亦伙矣，但多由典籍引论，概念推衍，鲜见从社会文化角度立论者。这里仅就宋代江湖社会的形成，与“义”使用概念和空间的延展试为申说，并求教正。
传统的“五伦”中，唯有“义”是社会交往的准则。故此处所述“江湖空间”特指社会空间，尤其是由于宋代都市制度变迁形成的公共空间。“江湖”一语自武侠小说标立“现代”以来，已滥用斯极。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阅竟有80万5千条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侠小说及其电子衍生物的内容。目前论及“江湖”社会的专着论文虽然很多，但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贬斥诡异莫测。所据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说法。
我以为必须为“江湖社会”寻找一个原点，一个价值中立的定义。还原到宋代，“江湖”一语至少也有三种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须对“江湖”一语略为辨析，才能设论于后。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结拜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互相补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1]
“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的现象，即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平等关系结合体，尤其表现在宋代的城市形态上。盖缘城市作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会发展的天然指标，既集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之大成，又对周边乃至全国起着示范功能和反馈作用，在以农耕文化和宗法氏族为主的中国，这种作用尤为突出。试略述之。首先使用“江湖”一语的是庄子，他的著名比喻是：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咰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2]
即用本义，但又把当时江河湖海辽阔的自然地貌赋予广阔、流动的内涵。在《外篇》的《天运》、《至乐》、《山木》等文中也有类似表述。尤其是当时的江南的河湖纵横，汪洋恣肆，尤成专语，如《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记·三王世家》述汉武帝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中说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之类。
由此引申的意义，则是与“魏阙”、“庙堂”对举，含有“隐居”、“退处”的意思，这也首见于《庄子》。《外篇·让王》中说：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可知“隐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为于布衣之士”。后人反复吟咏这个对举，或者两者对立，如《旧唐书》本传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白居易“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新唐书·文学传》“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以至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或者两者兼容，最为人传诵的即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江湖”之第三义则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范蠡事：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而《史记·三王世家》传汉武帝封齐王刘闳、广陵王刘胥的策文，曾言“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则知范蠡变名易姓之所在，本不习于礼义，而擅鱼盐矿冶之利，以其舟楫交通之便，故能“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注意力集中于抓商机，而不必看上司脸色。
宋人周淙撰《干道临安志》卷第二言：
“吴地，古扬州之境也。……《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曰：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国史·地理志·总叙》：两浙路以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3]
此处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征与治贾善生，鬼神淫祀。虽引前人之说，亦为时人自道。可知漕运及水上贸易大兴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渊源。“江湖”究指何所，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我曾提出：
“中国自周以来‘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长期还以井田制为社会理想范式，并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来。‘离土离乡’意味着逸出传统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动隐秘，生计无常的特性，又使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坏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难管理的一类阶层。从农本社会的观念出发，这些离土离乡，游踪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为业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张，所为可疑，坑蒙拐骗之辈。常言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此之谓也。这类角色恰合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丰富的人物谱系。”[4]
从概念贯通的意义上说，本文所论“江湖”亦包容以上三义。因为第一是两宋主要取赋东南，故两京端赖舟楫交通，属于“浮在水面上”的繁华都市；第二是朝臣赋闲，或者文士转徙调动，每叹不得其志用，都是以“江湖”自况，正显示着他们此刻的平民立场（限于篇幅，本文从略）；第三是航运交通贸易及其延伸到都市中的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构成了两宋“民间社会”的新基础，这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惟这些内容非数部专着不能容纳，所以须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梳理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角度。本文拟标举唐宋之际的漕运—城市水系—商业布局变迁为线索，以此贯通“江湖”一语的本义、引申义、转借义和隐喻义，进而论及宋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及其信仰。
有同事曾以“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为题先有论列，理或然实不尽然。[5]本文仅及“江湖”之中立意义，不予辨论，姑执一端可也。




[1]《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页175。
[2]《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3]《丛书集成初编》本，页20。按《干道临安志》十五卷早为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录，且明言撰者为“府帅周淙
彦广”。今存三卷，为最早之南宋方志。
[4]《显性和隐性：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载《‘1998台北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5]参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及李慎之序《发现另一个中国》。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日人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南北中国》[1]释文中引用的史料，提供了一部概括的中国漕运史。大致而言，中国历代京师一向依靠漕运供给，起初端赖秦汉时代的关中水利建设，供给长安用度，而中唐以后关中水利淤塞，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故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直接决定着都城的设置和续后命运。欧阳修《新唐书》感慨于此，故特别夸赞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力战之功：
“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而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以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2]
张巡等力战保全的江淮，其实就是赵宋王朝起家的本钱。据《太平御览·水经》，汴河之开凿缘于“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浪宕渠，即汴渠”的传说。后隋炀帝下江都，“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东引入泗，达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漕运的骨干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连接。”自从关中“八水绕长安”的景观不复再现，黄河漕运一度成为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随着五代黄河改道，朱梁被迫再次东迁至黄河与运河的交叉地汴梁，以就食淮南。宋代的前三个君主都有过在长安重建京师的宏愿，宋真宗还借祀汾阴、封西岳的名义亲往考察，但终因漕运问题不能解决，永远放弃了追摹汉唐的雄心。元明清以北京为都城，也是在南北大运河贯通以后才能实现。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也说：“宋以后的运河中心时代，中国社会沿运河线移动，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各种其它社会情势在彼此相关、互为因果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近世社会的特性。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3]可谓一语中的。
话说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和显德四年（957年）先后颁布过两个著名的诏令，第一是修筑汴梁外城，预先规划出大批空闲之地，“其标识内，候宫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以网罗天下客商，建成商业都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招商引资，官民共建”；[4]第二是疏浚汴河，显德四年四月“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5]“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周景）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6]今语谓之“预留城市发展空地”，实际上主要作了沿河街市。北宋还特别设立了“汴河堤岸司”和“京师修完所”，作为河道运输和市政管理的常设机构，推动这项政策的持续进展。
以今日视线观之，周世宗的谕令不啻都市“重商主义”宣言，倘非如此，宋代经济就不可能出现黄仁宇所谓“前现代化”问题。论者咸以为这从根本改变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格局，梁思成对此特别推重，认为“显德二年增修汴河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目。”而柴荣“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目光者，其所注意之点……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道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7]
宋代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所以异常繁荣，论者多言其坊里制度的演变。其实更重要的前因在于宋廷继续执行后周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强干弱枝”方略。赵匡胤不仅“杯酒释兵权”，大力削弱地方武力，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有效的抑制了地方势力膨胀的任何可能性。《宋史》说：
“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故于兵食为重。”[8]
宋朝分置“禁军”、“厢兵”、“乡兵”和“藩兵”，“凡其材力伎艺有过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为天子自将之军，而且主要职责是卫戍京师，[9]当然也由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水浒传》曾言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初读者每惑“禁军”数量何其多也，其实并非虚言。宋太宗视察汴河决口处时曾说“东京兵甲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至道元年（995年）参知政事张洎奏议汴河重要时，亦称开封之繁盛：“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10]
集结重兵的同时，宋廷又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府，并颁诏“令自今诸州岁收税租及管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也就是说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控制，天下的供赋物资都要不惮烦难，先运至京师汴梁，然后再“回纲转输外州”。[11]因此继续后周工程，建成了以开封为中心、以汴河为枢纽，进而连接西北与东南江河之水运纲，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局部地区之可通水运者，亦有相应设施，并注意水陆联运之利，以向开封漕运粮食。汴京漕运盛时，诸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岁运粮食六百万石。四方特产珍异，纷至沓来。京师经济之繁盛，文化之发达，与水上交通之便利关系至为密切，这无疑构成了北宋都市繁荣的坚实基础。如此庞大的漕运体系，造成了人流物转的空前繁盛，足以造成一个广阔的“江湖”空间。后世隐性社会由“漕帮”而起，绝非偶然。[12]
范镇《东斋记事·补遗》说：
“钱俶进宝犀带，太祖顾谓曰：‘朕有三带，与此盖不同。’俶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
可见赵匡胤对于经营汴梁运河的得意。“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确为汴梁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首先是邸店住宿、货物存放问题。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言，负责浚汴的北周大将周景理解柴荣意图，首先“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1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也明说周景威起楼有假公济私之嫌，“实所以规利也”。[14]不仅如此，还有以供房出租，私人获利者。“景德中(998～1007年)有司言京师民僦官舍，居人获利多而输官少，乞增所输，许夺赁。若人重迁，必自增其数。上曰：岂不太刻耶？先帝屡常止绝，其申戒之。”蔡襄曾有《乞罢晏殊宰相奏》言：
“臣窃见宰臣晏殊，自登枢府，及为宰相，首尾数年，不合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军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闻于道路。”[15]
可见京师的大官僚也参与了这种“射利”的勾当。正是这种优惠政策，使汴梁迅速繁华起来。同时都市的市集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也作为漕运向都市内部的延伸而沿河散布，彻底打破了坊里制度的封闭格局，深刻影响了汴梁城市续后的演进。沿汴设市的好处，是在商业之外还连带加工业的繁荣。比如饮茶已是北宋普遍习俗，尤其末茶为百姓日需，《宋史·食货志下六》云：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师，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岁收二十六万余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创月进。”
仅此一端，即知漕河两岸加工业之发达，以及榷税利于国用之便。《东轩笔录》还描述了另一个细节：
“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脚船数十，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磨浆水，今见碓捣冬凌。’”
可知汴河漕运作为都市的支持供应体系，已经到了须臾不可脱离的程度。随着的人员幅集，城市扩大，原先在外城的十三间房、大相国寺和州桥一带，反而成为汴京中心最繁华的地带。[16]这样汴河不但成为漕运向都市水系的延伸，而且成为都市交通运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北宋城市建设的又一项重大突破，并且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坊里制的商业布局，造成汴梁异常繁华的又一直接原因。讨论汴京突破坊里制度的中外论文很多，但大都是从城市制度的改变立论，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发生这种改变的经济因素。《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所以沿汴河展开，不仅是绘画构图的需要，更反映着汴梁城市商业格局水陆并行的生动现实。[17]




[1]载《日本学者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2]《新唐书·忠义·张巡许远传》评赞。
[3]同上，170-171页。
[4]《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亦有记载，文字稍有不同。
[5]《资治通鉴》卷二九三，二九四。
[6]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
[7]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高等院校内部交流讲义，转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页275页注释⑤）。
[8]《宋史·食货志·漕运》。
[9]《宋史·兵志一》：“禁兵者……皆以守京师，备征伐。”陈师道《上曾枢密书》：“开封无丘山川泽之阻，为四战之地，故太祖以兵为卫，畿内常用十四万人。”（《宋文鉴》卷一百一十九）以此观之，开封为首都的选择，忽略了‘四战之地’的战略劣势，正是宋代重商主义建国方略的产物。
[10]《宋史·志·河渠三》。
[11]《宋史·食货志上·漕运》：“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是官僚体制运转不灵，故转输者须以官船挟带私货规利的证据。
[12]李世瑜、吕宗力、栾保群为提倡“社会历史学（SocialHistory）”，曾编选了一套《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河北人
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辑入20世纪30-40年代著作多种。其中关于青帮的起源说法不一，孙悦民《家理宝鉴》以为起于安徽安庆，后讹为“安清帮”；朱琳《洪门志》以为源于乾隆时“漕运不靖，粮运不行”；生可《青红帮黑幕》言青帮源于乾隆时“运粮船只屡遭寇劫”；陈国屏《清门考源》则以为是由康熙年间“漕河各岸夫役结合一团体曰粮米帮”转化而来；李子峰《海底》说哥老会起于同治间湘勇撤营，在湘水袭劫两广总督李某之弟的财务百余船。而以天津社科院李世瑜之《青帮早期组织考略》最为明晰。（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286-303页。）这些说法大都基于民间秘密会社“不立文字”的口头传说，但都不约而同地归结到漕运问题。我以为固然渊源有自，但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宋代以来中国庞大的漕运，仅仅依赖官僚体制，是不能满足其贡赋以外民间商贸千差万别需要的，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非政治性支持体系和协调机制，以及由此而至的更大公共社会空间。
[13]如何处理“十三间楼”规模“逾制”的问题，是周世宗推行“重商主义”的一个证明。这处所在后来成为“大东京地区”的
中心。《宋会要·舆服、臣庶服》规定“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对临街铺面房的
建筑规制实行了特别优惠的政策。杨宽对此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参该书283-284页。
[14]曾巩《隆平集》卷三。
[15]《全宋文》第23册，672页。
[16]参《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州桥夜市”、“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相国寺内万姓交易”诸条，此凡谈汴京繁华者例皆引之，故不赘。
[17]研究《清明上河图》与汴梁城市面貌的专着有多种，杨宽综合其说，以为“先描绘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景色，有些是墙
身很矮的草屋，有些是以草屋和瓦屋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组房屋。接着描绘的是汴河上的‘市桥’及其周围的街市。再进一步又
描绘到城门口街市以及十字街头街市的情景。其中还用三分之一篇幅描绘了这一段汴河的航运。”“画中的市桥……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这是可信的。”（参该书316-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