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先秦史研究概览(一)
详细内容
2004年的先秦史学界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并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1月7日—10日(上海)“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10—12日(大连)“全国首届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7月23—25日(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10月13—15日(枣庄)“中国——山亭小邾国文化研讨会”，11月1—5日(郑州)“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11月20—22日(重庆)“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以下分专着和论文两方面来介绍具体的研究成果。
首先要提到的是，几位前辈学者的论文集在本年度出版，如中山大学出版社所出的《商承祚文集》、《容庚文集》和《刘节文集》，中华书局所出的《张政烺文史论集》。此外，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张桂光《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等均值得关注。
史前文明研究方面的专着有：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华书局)，刘永胜、王长江《红山古玉文化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王永波、张春玲《齐鲁史前文化与三代礼器》(齐鲁书社)，周膺、吴晶《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浙江大学出版社)，等等。
有关商与西周文明研究的论着可以列出如下几种：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白于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福建人民出版社)，王宇信等《甲骨文精粹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林向《巴蜀考古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2版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钱宗武、杜纯梓《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曹玮《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研究著作有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齐鲁书社)，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蔡锋《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肖梦龙《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刘大钧《周易>古义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土简帛丛考》(湖北教育出版社)，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鹖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郑刚《楚简道家文献辨证》、《楚简孔子论说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
总论
文献经典。曾宪通《周易·离>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据出土简帛推断《离》卦九四爻辞的原貌，认为辞意是讲妇人因伤孕而致流产的过程，并讨论了“如”字筮辞以及《周易》筮辞的取象与图像诸问题。廖名春《楚简周易>校释记(一)》(《周易研究》3期)探讨了楚简《周易》蒙、需、讼、师、比、大有、谦七卦的异文。李尚信《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周易研究》3期)对上博简《周易》中独特的红、黑符号作了分析，认为简本《周易》卦序运用的很可能就是今本卦序。廖名春《楚简周易·大畜>卦再释》(《清华大学学报》3期)以楚简本《周易·大畜》卦的六个问题为例，探讨了《大畜》卦的本义，由此比较简、帛和传世各本的优劣。林忠军《从战国楚简看通行周易>版本的价值》(《周易研究》3期)通过比较认为，今本《周易》在整体上胜过战国竹书本和其他本，仍是各种《周易》版本中最重要的传本。陶磊《早期儒家与易学》(《周易研究》4期)考察了从孔子到子思及其弟子的早期儒家思想中受易学影响的变化痕迹，认为《史记》中有关孔子与《易》关系的记载可信。
漆子扬《禹贡>古桓水水系考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辑)对历代关于桓水、白水、羌水、西汉水等水道的考证结果进行了辨析。刘莎《诗经>中乐器总量及类别探讨——关于其乐器学诸问题的阐释之一》(《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期)认为《诗经》中的乐器总量应该为24件，根据乐器演奏方式将其中的22件分为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弦乐器3类，并对未分类的乐器“簧”和“应”作了具体的考辨。李锐《“四始”新证》(《孔子研究》2期)通过分析孔子及其后学对《诗经》“四始”的评价，认为这几首诗中所包含和强调的夫妇、君臣、天人、父子关系，即是儒家所极为看重的“六位”与“天人”关系。过常宝《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春秋》经、传各有自己的材料来源。古代史官通过“承告”(指别国史官的正式通报)和“传闻”(指私下的信息交流)两种方式获得信息，“传闻”之史是《左传》的源头。相关研究还有刘起钎《尧典·羲和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以下简称“《学刊》二集”)、林志强《新出材料与尚书>文本的解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3期)、李军靖《洪范>著作时代考》(《郑州大学学报》2期)、吴晓峰《关于诗·二南>作年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李学勤《左传>“荆尸”与楚月名》(《文献》2期)、曹道衡《左传>人名与春秋卿大夫采邑制度》(《文史知识》11期)、俞晓群《左传>礼数、数术举隅》(《文史知识》3期)、赵平安《礼记>“草工”钩沉——略论先秦两汉时期主管漆器制作的工官》(《学刊》二集)等。
青铜文明。宋莹《浅析商周时期江南区域文化的独立性——以宁镇地区青铜文化为例》(《东南文化》1期)以考古材料论证，商周时代以宁镇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地区是一个文化发展相对独立，且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文明有着一定交流的地区性文化圈。毛颖《南方青铜盉研究》(《东南文化》4期)对南方地区的青铜盉作了类型学研究，并探讨其形成、分布与文化特征。文中还专门讨论了鐎盉的有关问题。沈海梅《青铜文明与女性民俗——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再认识》(《学术探索》2期)从云南青铜文化中所表现的女性习俗入手，揭示了当时女性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秦颍等《安徽淮北部分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铜矿来源分析》(《东南文化》1期)以特征微量元素作为判别标志，分析了安徽省淮北部分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器的铜料来源。朱永刚《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及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期)考察了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进程，并依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特征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阶段划分，归纳出先秦时代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规律及特点。邵方《中国北方游牧起源问题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文中并讨论了导致从农牧业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原因。张秀荣《关于东胡族的几点看法》(《黑龙江民族丛刊》2期)分析了东胡族从商至战国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域，及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此外，邵会秋《先秦时期北方地区金属马衔研究》(《边疆考古研究》3期)也可参看。
史前文明研究
文明起源。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史林》1期)是对有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张光直遗稿《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期)在简要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之后，重点讨论了中国文明的定义、如何看待“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与多元等问题，指出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文史哲》1期)收录了邵望平、郭大顺、栾丰实、宋建四位学者关于礼制与中国古代文明，辽西区、海岱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与进程等问题的论述。相关论文还有孙海洲、孙玮《从地下考古看华夏文明的起源》(《安徽史学》5期)，缪雅娟《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中原文物》1期)等。
社会形态。任式楠《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显著成就和特色文化现象》(《江汉考古》1期)从聚落与建筑、栽培稻起源和史前稻作农业、白陶和彩陶、巫物陶偶、玉雕人首和动物五个方面探讨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高度发展的文明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何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阶段与特点简论》(《江汉考古》1期)依次勾勒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直至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社会与文明发展的轮廓，归纳出它们各自的鲜明特征。陈卫东、王天佑《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四川文物》3期)认为，岷江上游地区的箭山寨遗址、姜维城遗址、营盘山遗址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且都受到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孙华《渝东史前制盐工业初探——以史前时期制盐陶器为研究角度》(《盐业史研究》1期)分析了渝东地区的制盐工业遗址及其制盐陶器，并推测当地的专门化盐业生产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另外可参看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3期)，裴安平《澧阳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考古》11期)，张君、王根富《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人口统计与研究》(《文物》2期)，王富强《胶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及相关认识》(《北方文物》2期)，钟礼强《论闽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社会性质》(《南方文物》3期)，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3期)，徐日辉《新石器时代渭水上游的农业经济》(《古今农业》3期)，赵宾福《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区域特征》(《社会科学战线》4期)、《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分期与特点》(《求是学刊》4期)等文。
古环境。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东亚季风变迁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衰落》(《第四纪研究》3期)认为，4000aB．P．前后的降温和由地球轨道因素变化引起的全新世东亚季风的长期变化，使东亚夏季风降雨带北撤南迁，形成了中国东亚季风区南涝北旱的环境格局，可能是4000aB．P．前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并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气候、水位、湖群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认为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变迁与自然环境的波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对应关系。曹峻《略论自然环境在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东南文化》3期)认为，太湖流域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经马桥文化时期的衰退阶段，到吴越时期再次崛起的曲折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影响文明的进程和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相关研究还有金幸生等《浙江诸暨楼家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古环境研究》(《考古与文物》2期)，刘长江、孔昭宸《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4期)。
原始宗教信仰。王芬《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宗教遗迹》(《四川文物》4期)通过考古发现的宗教遗迹探讨宗教在史前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龙山时代各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在某些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制度上的相互影响和趋同似乎更占主要方面。杨英《“礼”对原始宗教的改造考述》(《中华文化论坛》2期)探讨了古人如何以礼“义”、礼“仪”、礼“容”分别改造原始宗教的观念、行为和体验，认为这奠定了中国古代宗教始终无法与政治抗衡的基本格局。田广林《红山文化“坛、庙、冢”与中国古代宗庙、陵寝的起源》(《史学集刊》2期)认为，牛河梁“坛、庙、冢”遗址是5000年前一处具有原始王陵和稀祭祖庙性质的崇祖中心，“女神庙”及其相关的一些文化现象均可用“怀远尊先”的崇祖习俗来解释。杨伯达《关于玉琮王“凹弧痕”的思考——试探早已泯灭无闻的玉卜兆与玉契符》(《东南文化》3期)认为，凌家滩文化玉钺与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等器物上的刻痕可能为玉卜贞兆后所琢刻的玉卜契符。此外，侯毅《我国史前巫师集团及其作用的考占学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5期)、马新《原始家族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文史哲》2期)、郑小炉《从龙南遗址看良渚文化的住居和祭祀》(《东南文化》1期)、李锦山《史前生殖崇拜及其信仰》(《中原文物》2期)也可参看。
夏商史研究
夏史。赵春青《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中原文物》3期)、许顺湛《寻找夏启之居》(《中原文物》4期)认为新密新砦城址很可能是夏启的都城。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中原文物》4期)主张新密新砦城址应称为启都夏邑。许宏《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11期)对二里头遗址研究的若干问题作了探讨。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4期)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发掘以及夏文化研究的回顾，从几个方面剖析了中外学者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存在歧见的原因。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12期)认为，二里头文化陶文是早期中国文字。段渝《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四川大学学报》5期)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考察夏禹与古蜀地区的历史关系，由此论证古蜀与中原古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就是中国西部古文化的原生底层。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5期)对15件铜牌饰的形制与断代作了分析。相关研究还有姬乃军《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3期)，顾万发《“启居黄台之丘”及相关问题考证》(《东南文化》6期)，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11期)，王克林《从后羿代夏论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变化》(《中原文物》4期)，于孟洲《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春秋》1期)，李维明《二里头文化动物资源的利用》(《中原文物》2期)，梁宏刚、孙淑云《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中原文物》1期)，程平山《夏代纪年考》(《中原文物》3期)，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物》5期)等。
甲骨文。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后文简称“《殷商文明》”)对甲骨文中的“瞽”作了释证。林宏明《历组与宾组卜辞同卜一事的新证据》(《殷商文明》)通过缀合《甲骨文合集》17171与17168，进一步增加了历组和宾组卜辞同时同卜一事的可信度。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殷商文明》)认为，殷人对于方位已经可以划分出四方和四隅。陈剑《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附：释“速”》(《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考证花东卜辞中出现的人物“丁”就是当时的商王武丁，这批卜辞的时代当为武丁晚期而非整理者认为的“武丁前期”。李学勤《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指出，花东卜辞中的“丁”字实为“璧”的象形初文，在子组与花东卜辞里读为“辟”，是对商王的称谓，且*[夆+冏]卣铭文中的该字也当作此解。朱凤瀚《读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出土的非王卜辞》(《殷商文明》)着重考察了花东卜辞中所涉及的家族制度与形态问题。李学勤《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以《殷契萃编》1000胛骨刻辞和始尊铭文结合两条《花东》卜辞论证当时已存在比较成熟固定的礼制，即孔子说的“殷礼”，并阐释从礼制角度研究卜辞的重要性。罗琨《甲骨文“阴”字探析——兼说卜辞中的“鹑火”》(《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对甲骨文中作为祭祀对象的“焛”可能是“鹑火”的观点作了补证。李学勤《再论家谱刻辞》(《华学》第七辑)推断卜辞“子某”的“子”恐怕都不宜作儿子解。冯时《殷卜辞“市日”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以“市日”即“持日”，意为限定此日。此外，还可参看刘一曼与曹定云《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马——兼论商代马匹的使用》(《殷都学刊》1期)、《论殷墟花园庄东地H3的记事刻辞》(《殷商文明》)，杨升南《殷墟花东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殷商文明》)，孙亚冰、宋镇豪《济南市大辛庄遗址新出甲骨卜辞探析》(《考古》2期)，黄天树《释殷墟甲骨文中的“羞”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林宏明《从一条新缀的卜辞看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谢济《历组卜辞武丁(晚)祖庚时代说质疑十题》(《学刊)二集)，贾洪波《殷墟卜辞集合神主“示”之丛识》(《历史研究》5期)，曹兆兰《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考古与文物》3期)等文。
商代社会制度。李学勤《裸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9期)指出安阳殷墟刘家庄M1046所出“石璋”也是裸玉，并结合玉上墨书文字与鸟纹三戈器铭探讨当时的亲族制度。王晖《商纣俎醢侯伯新证》(《史学月刊》2期)以晚商金文及甲骨文资料证明，商纣的确曾俎醢酋长侯伯并用来祭祀先王，这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李锐《商朝的帝王数》(《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关于商朝的帝王数有几种不同说法可能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其实并不互相排斥。李学勤《试说殷墟新出土的铜玺》(《中国书画》2期)探讨了这枚有明确地层关系的商代肖形玺印。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归纳出族徽文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及其考证方法。何景成《“亚*[款去欠]”族铜器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分析了“亚*[款去欠]”族的分布及相关问题。此外，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4期)，刘桓《关于商代贡纳的几个问题》(《文史》总第六十九辑)，郭旭东《从文化遗存看渔洋在商代的聚落性质》(《殷都学刊》2期)，詹鄞鑫《商代继统法新探》(《文史哲》5期)，涂白奎《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9期)，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殷商文明》)、《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饰形态》(《学刊》二集)、《商代的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历史研究》2期)，张杰《殷人致疾及疗疾方法新考》(《郑州大学学报》5期)，马季凡《商代中期的人祭制度研究——以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人祭遗存为例》(《中原文物》3期)，丁波《商代的巫与史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期)，郭妍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殷都学刊》1期)，岳洪彬、苗霞《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殷都学刊》2期)，冯时《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中国历史文物》2期)，徐凤先《帝乙祀谱、帝乙在位年与商末岁首》(《自然科学史研究》3期)等文也可参看。
商代都城。杜金鹏《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文物》5期)对建筑基址的各部分作了具体的考证，将一号宫殿年代定在商代中期，并推测其性质为宗庙而非寝殿。高江涛、谢肃《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中原文物》5期)与李立新《甲骨文“□”字考释与洹北商城1号宫殿基址性质探讨》(《中国历史文物》1期)也认为一号宫殿为商王的宗庙。王震中《甲骨文毫邑新探》(《历史研究》5期)依据《吕氏春秋》中的“郼薄(毫)”记载和卜辞材料论证毫在河南内黄或其附近。杨育彬《再论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3期)全面阐述了对郑州商城问题的看法。《中国文物报》并刊登了杨育彬(《郑州商城“毫都说”商榷》，3月19日)、邹衡(《郑州商城“毫都说”商榷>之再商榷》7月16日)两位学者关于“郑毫说”的辩论。相关研究还有饶宗颐《契封于商为上洛商县证》(《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马保春《由晋南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的分布论其进入、传播》(《中原文物》6期)，袁广阔、曾晓敏《论郑州商城内城和外郭城的关系》(《考古》3期)，方酉生《再论偃师商城是夏商断代的界标》(《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4期)、《也谈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汤毫》(《殷都学刊》1期)，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四合院式建筑基址考察》(《中原文物》5期)等。
区域文化。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4期)考察了盔形器等与盐业有关的器物以及商代的海盐生产与贸易问题。朱剑等《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南方文物》1期)通过样品分析指出，我国古代的原始瓷可能具有多个产地，测量结果不支持我国北方的商代原始瓷来源于南方的观点，江西吴城所出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原料具有明显的差异。邓聪《从新千古玉>谈商时期的块饰》(《南方文物》2期)以考古资料探讨了商时期扁薄殃饰的分布与传播范围，张文立、林法《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5期)，傅聚良《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铜器窖藏研究》(《中国历史文物》1期)。
王仁湘《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兼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四川文物》4期)认为青铜立人冠的冠式是一种兽面冠，可称为“天眼冠”或“天目冠”，立人像是古蜀人崇拜眼睛的最好体现。韩佳瑶、陈淳《三星堆青铜器巫觋因素解析》(《文物世界》3期)探讨三星堆青铜器所蕴涵的宗教信仰与意义，并论及早期文明社会结构和发展的问题。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4期)，王方《金沙玉器类型及其特点》(《中原文物》4期)，黄剑华《金沙遗址出土金蛙之寓意探析》(《东南文化》1期)、《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由来》(《成都理工大学学报》3期)，王方《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石雕作品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3期)都是对金沙遗址所出器物的研究。金国林《试论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釜与巴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3期)发现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出土有釜的文化遗存呈渐渐西迁的趋势，与史书所载巴人西迁的历史事件相吻合，从而断定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釜为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一——六)》(《文史杂志》1—6期)对巴蜀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就其中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相关论述还有冯广宏《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3期)，徐基、刘嘉玉《也谈巴蜀货币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期)，段渝《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6期)，孙岩《三星堆出土青铜尊罍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含义》(《四川文物》3期)，曲英杰《蜀都考》(《学刊》二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