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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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十世纪的第一线曙光出现时，古老的中国正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起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政治变革。但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才结束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历史学是历史和历史认识的文字载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我说“近代实证史学”，而不说“资产阶级史学”，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长时期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习惯于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诚然有些人是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但也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就其社会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来说，未必都和“资产阶级”对得上号。学派分野和阶级分野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下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长期隔绝，对台湾省史学界的状况我了解很少。本文没有包括台湾地区的有关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
曾经产生过司马迁等一大批杰出史学家并拥有浩瀚史籍的中国传统史学，到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史学的这种危机，是与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清代考据学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为我国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贵的史学遗产。但干嘉学者的考证大多集中在经解和古代名物制度方面，而且这种考证往往流于繁琐。如果说在承平时期这种考证还能吸引人们兴趣的话，当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衰世，国家正面临被奴役和被瓜分的危险时，它自然要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厌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在呼吁更法改革的同时，就倡导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之后又撰《海国图志》，用意也在启发国人加强对中国和外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思想，对晚清学风的转变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传统史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它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上，还表现在它的理论和方法都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十九世纪后期，西学开始在中国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西方近代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一些外国史的著作，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人们的眼界开扩了，突然发现传统史学的一些历史观念和治史方法是显得如此陈旧和缺乏活力，如果不加以改革，史学也就不可能再有所发展了。
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要求传统史学迅速向近代史学转变。这个任务首先落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身上。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发挥今文经“公羊三世说”，提出人类“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1〕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并且撰写了对传统经学产生巨大冲击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康有为的历史观点带有近代气息，但他的学说主要是为了给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来的科学认识。由于他的一些论点带有很大的主观武断性，这就不免削弱了它们在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和康有为热衷于“托古改制”不同，他的弟子梁启超对推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贡献要大得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接触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变法的失败和与孙中山的结识，又使他的思想一度变得比康有为激进得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他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梁启超关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 不但在当时学术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不可抹煞的理论价值。可惜梁启超并没有改变其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他经常动摇于新旧思想之间。随着改良派与革命派对立的加深和明朗化，他的史学思想很快就发生倒退。到了20年代他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时，他已经失去了先前那种理论锐气，甚至对历史因果关系和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也发生怀疑了。
与梁启超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章太炎也对传统史学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章太炎对传统史学颇多指摘，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培铸入之。”他还提出撰写通史要有“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和“鼓舞民气、启导方来”的明确目的性〔4〕。章太炎关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对史学界有重要影响。但他未能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渐入颓唐，他的史学思想也同样变得倒退了。
与梁启超、章太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桴鼓相应，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征等人开始尝试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撰写中国历史。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书中从西方社会学引进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列有专课论述。柳诒征的《历代史略》是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增改而成的。他的另一著作《中国商业史》讲义，论述了历代商品、商政、商业措施、商业地理、中外互市的沿革变迁，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商业专史。上述这几部著作自然有许多缺陷和错误，但作为近代史学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其价值是很可珍贵的。
对于新史学的酝酿来说，还应该提到当时一些结合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鼓吹革命的普及读物，例如《民报》发表的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和汪东的《法国革命史论》等。这些读物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它们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却是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源泉。在本文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所具有的鲜明特点之一。
二、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及其重要建树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先驱者中间，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是王国维。他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所做的大量工作，标志着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开始创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现了一大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珍贵史料，包括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等。这些新发现的史料为王国维开拓新学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对甲骨文和金文，对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以及在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观堂集林》一书，其中如《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和《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王国维对干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开创者，得益于他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他曾经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5 〕王国维继承了干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他由文字声韵考证古代的制度文物，又进一步从古代的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就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窠臼，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时指出，“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6〕王国维“三证”的研究方法， 确实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的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释证，一直被治古代史的学者奉为圭臬。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与罗振玉有密切关系。罗振玉对甲骨和金石器物的搜集和考释也有不可抹煞的功绩。在罗、王的带动下，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一时蔚为大观。甲骨文研究有“四堂”之称：“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鼎堂发其辞例，彦堂区其时代。”〔7〕指的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人。 青铜器的研究此时摆脱了传统金石学的骨董圈子，开始形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建立两周重要器铭的断代体系，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一时期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还有唐兰、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等人。
在王国维之后，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起了重大作用的学者应该说是胡适。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胡适在此书《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和“评判”；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主张“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同年，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诠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认为后者“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 ）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稍后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 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不仅在课堂上大力宣扬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历史观念，还鼓励同学按照这种方法和观念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胡适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与当时一些主张复古的“国故”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胡适把整理国故比喻为“打鬼”、“捉妖”，这又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评价有很大片面性。胡适鼓吹研究历史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是在考证史料的层面上，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假设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根据。至于说要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这个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也是不科学的。胡适对这个方法的局限性并非没有察觉，所以他又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所谓“艺术的”，亦即“大胆的想象力”〔8 〕。把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与史实的叙述和解释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前者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后者则是全凭史家大胆想象的一种“艺术”，这恰恰说明胡适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胡适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虽然有很大影响，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在实证研究方面有重大成就，堪称王国维之后一代宗师的学者是陈寅恪和陈垣，陈寅恪自幼深谙我国古代典籍，后来长期出国留学，受过西方比较语言学的严格训练，具备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和中亚、南亚古代文字的阅读能力。他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9〕。 又倡导以诗文证史，开拓搜集史料的新途径。陈寅恪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而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宗教史和古典文学方面贡献尤大。他不仅精于史实的考证，还很重视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陈垣对历史文献学，特别是校勘学、年代学、史讳学、目录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是校勘学的典范之作，书中提出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为校勘学的条理化作了系统的总结。在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陈垣也有出色的成绩。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论着，都是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著作。
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还应该提到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最初受康有为和崔述著作的影响，对古书古史产生了怀疑。后来接受了胡适所提倡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和治学方法，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古史。1923年，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把这个观点称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10〕。他的意见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驳诘。顾颉刚在答辩中进一步提出，要推翻不可信的古史，必须：（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1〕。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论战的文章汇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并写了一篇介绍自己研究古史心得的长序。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12〕。其中顾颉刚本人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梁启超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刘节的《〈洪范〉疏证》，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等文，都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1934年，顾颉刚还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
疑古辨伪并不始于顾颉刚。但顾颉刚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不仅要辨“伪书的伪史”，而且要辨“真书的伪史”，这就把辨伪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廓清远古历史的迷雾是有功绩的。顾颉刚注意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材料来研究历史，这个方法也是可取的。但他考辨古史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张荫麟所批评的不加限制地使用“默证”〔13〕。他认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14〕。这实际上是把史料和历史混为一谈，并且把东周以前的历史轻易抹煞了。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曾经主编《新潮》杂志，对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又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5〕这是把近代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最明确的宣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正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而开展的。应该指出，傅斯年反对沿袭前人陈说和滥用间接的材料，主张“直接研究材料”，从材料中研究新的问题，这个意见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这个认识也是符合历史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的，但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不但取消了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而且很容易把史料工作引上烦琐考证的歧途。傅斯年对近代历史学内容的界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一批学者排斥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作用，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在他领导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安阳殷虚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居延汉简和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傅斯年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者是有重大贡献的。
傅斯年为了摆脱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固定模式，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考史”而不是“着史”。其实历史编纂学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编者的历史观点和掌握史料、处理史料的水平。就普及历史知识而言，通史和断代史有专题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1923年，吕思勉出版《白话本国史》，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必要的考据和议论。作者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多次出现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在20年代初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邓之诚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华二千年史》，也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通史著作。萧一山在20年代出版的《清代通史》上中卷，是第一部用新式体裁撰写的断代史，取材丰富，自成体系，对太平天国革命持肯定的态度。抗日战争以前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专着，还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孟森《清朝前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