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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山国之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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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西域传》“山国”条:

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山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

  这一段话里可能有脱文,道里数也颇多疑问[1]。山国,亦作墨山国[2]。《水经注》卷二河水注:“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杨守敬引赵一清和董佑诚之说,以郦书驳正《汉书》前引文之脱讹[3],可以信从。荀悦《汉纪》列西域三十六国,中有山国。其地在今新疆库鲁克塔格山间,介于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与罗布洼地之间。斯坦因等学者认为今尉犁县境内的辛格尔(Singer) 小绿洲,即是古墨山国之地[4]。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知道西汉时代的墨山国,乃是介居楼兰、车师(姑师)、焉耆、尉犁和危须诸国间的一个山间游牧小国[5]。这个小国很难保持其独立地位,大概总是要依附于周边某一个大国的[6],因此,在两汉魏晋时代波澜壮阔的西域历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出墨山国曾扮演了什么角色。
  然而,墨山国曾经起过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这种作用就是,作为楼兰古国所在的罗布洼地与车师古国所在的吐鲁番盆地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墨山国曾经把这两个地理单元间的民族与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北朝以后,由于孔雀河改道,曾经长期繁荣的罗布洼地西北部逐渐衰废,墨山国的影子也随之从汉文史料中消失。可是在北朝以前,通过墨山国一带,沟通罗布洼地与吐鲁番盆地的这条道路,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有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已经有学者对这条道路加以注意[7],但研究还可以更加深入。本文尝试依据各种史料及考古调查资料,试图理清这一在丝路史上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条经过墨山国故地,沟通罗布洼地和吐鲁番盆地的重要道路,我们称之为“墨山国之路”。

一、 从吕光西征路线说起

  《太平御览》卷125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前秦)建元十九年,……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步骑七万,讨西域。[8]”吕光这次进军的路线,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晋书·吕光载记》中提到吕光的大军曾到达高昌。《资治通鉴》卷105晋纪27孝武帝太元八年:“秦吕光行越流沙三百余里,焉耆等诸国皆降。”胡注:“自玉门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车师。”胡三省认为,吕光西征大军从敦煌出玉门,向西进入罗布洼地(鄯善国境),然后向北翻过库鲁克塔格,进入吐鲁番盆地(高昌郡、车师国),然后由吐鲁番盆地出发,向西南攻入焉耆盆地,再向西攻击龟兹国。
  胡三省这个观点,得到一些现代学者的支持[9],但也受到了质疑。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上编有“前秦、后凉与西域”一章,讨论了吕光西征的路线,认为吕光若从鄯善赴焉耆,决不会绕道高昌。他判断吕光很可能是取《魏略·西戎传》所载出玉门经五船北向西北直入高昌的所谓“新道”[10]。这种质疑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如果出玉门进入罗布泊地区,要向西攻击焉耆和龟兹,为什么不直接沿孔雀河谷向西北进军,却要向北到高昌去呢?史书中关于通西域各条主要道路的叙述,从没有提到要这样曲折盘绕。再说,从鄯善到高昌,中间横亘着高大干旱的库鲁克塔格山脉[11]。
  但是,我们应当再考虑一下,为什么胡三省会断言吕光大军是先至鄯善,再到高昌呢?我认为他是有理由的。
《晋书·苻坚载记》:

  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窴等请曰: “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

《资治通鉴》载此事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其文曰:

九月,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入朝于秦,请为向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汉法置都护以统理之。秦王坚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

比较两书记事之异同,不仅在兵员数目、官号名称诸端,更在于这次西征的军事打击目标。依《资治通鉴》,此时西域诸绿洲城郭之国,拒不附属前秦,才有吕光西征之举。依《晋书》,是因为在西域出现了一种外来势力“大宛”。案大宛地在葱岭东北,十六国时已经式微,与天山南麓诸国除疏勒外,并不相接。中外史籍中见不到大宛在这一时期把势力发展到塔里木盆地的证据。大概正是因此,《通鉴》才避免直录《晋书》,改成了现在这种说法,可是这样一来,却使得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被剔除了,这个信息就是,西域政治格局所发生的问题,在于新兴的外来势力,即所谓大宛[12]。从后来吕光西征的军事实践来看,这个“大宛”乃是狯胡。
  吕光发自高昌,焉耆不战而降,所向披靡,可是在龟兹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龟兹国力虽强,即便加有附近各绿洲附庸邦国的助阵,本来也不会对吕光大军构成多大的阻碍,真正的威胁来自狯胡。《晋书·吕光载记》:“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纳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矟,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史书中狯胡最早出现,是在晋武帝太康时期。《晋书·四夷·焉耆传》,晋初焉耆王龙安娶狯胡女为夫人,生子龙会,后继位。龙会承乃父遗命,终于西灭龟兹,曾在塔里木盆地称雄一时。可以推测,这支前来助战的狯胡应当来自天山以北的裕尔都斯草原。距吕光西征不过五十年的北魏前期,活跃在裕尔都斯草原、纳伦河谷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的,是所谓“悦般”[13]。我赞成把狯胡与悦般联系起来的思路[14]。也就是说,吕光西征时主要的军事对手狯胡,即是《魏书·西域传》中的悦般国。
  如果以上推测不误,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作以下概括。大约在魏晋时期,原隶属北匈奴的狯胡(悦般)部族,在乌孙东南的天山中西部,以裕尔都斯草原为核心,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魏晋时期,这支部族还不怎么强大,在中原王朝、乌孙和鲜卑(也许只是役属鲜卑的某个部族)的夹缝中还不够显眼,但已经开始卷入绿洲国家间的纷争。从焉耆与狯胡联联姻而灭龟兹看,狯胡的态度和倾向相当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晋及十六国前期,与裕尔都斯草原有着直接的地理联系的塔里木北缘诸国,如焉耆、龟兹、姑墨等,其政治动向、国力消长,背后都有着狯胡的作用。到苻秦灭前凉,狯胡已控制了龟兹、焉耆、温宿、尉头等天山南麓绿洲国家,很可能也已控制疏勒、于阗等国。随着狯胡势力的发展,东部的车师和鄯善感到了压力,才向苻坚提出请伐西域,并主动要求担当向导之责。这正是吕光西征的历史背景。
  吕光大军的确切人数,史籍有七千、七万和十万三种不同记载[15]。从后来在龟兹城外所遭遇的反击力量的总人数看,即使十万也不算很多。但是,根据汉魏以来中原政权经略西域的传统,我们相信,吕光到达龟兹时,他的军队里必定加入了沿途的增援力量,特别是加入了那些反对狯胡扩张的绿洲国家的兵力。鄯善和车师既然积极促成和推动了这次西征,当然就不会仅仅充任向导,两国还要提供军队、补充给养。吕光大军发自长安,万里西征,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必须沿途获得休整并补充给养。要获得鄯善的兵力增援和给养补充,吕光大军经行鄯善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此,吕光西征的军队自敦煌出玉门关之后,向狯胡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进行攻击之前,应该是到达了鄯善和车师两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吕光的确是先到鄯善,后到车师,胡三省所猜测的行军路线并没有错。
  《洛阳伽蓝记》卷五所载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宋云、惠生《行记》,有云:“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左末即且末[16]。沙畹《宋云行记笺注》于此条下云:“按三八二年,前秦主苻坚遣其将吕光征西域,取焉耆(Karachar)、龟兹(Koutcha)。[17]”且末为鄯善西邻古国,东汉已并入鄯善,十六国时是鄯善西部重镇,后来还一度成为鄯善国的中心[18]。沙畹此注,表明他认为吕光西征大军曾经到达且末。当然这还是不能轻易就赞同的,因为从鄯善到且末,要跨越巨大的戈壁,军队会付出不必要的牺牲。《晋书·吕光载记》记载吕光征服龟兹以后之事,曰:“光抚宁西域,威恩甚着,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吕光成功地把狯胡势力逐出塔里木盆地之后,可能也采取了一些诸如向各国派遣使节之类的措施。且末地方的吕光遗迹有可能是这样留下来的。
  吕光的军队从敦煌出玉门关,沿疏勒河故道(即阿奇克谷地)西进,经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擦着库姆塔格沙漠的北缘西南行,可抵罗布泊西南的米兰绿洲[19]。很有可能,这时的鄯善国都已经从扜泥(今若羌)迁到伊循(今米兰)了[20]。在鄯善国获得休整,补充给养之后,军队应当是向北,循罗布泊西岸,到达楼兰古城(LA)一带,再集结休整,由这里北渡孔雀河,然后翻越库鲁克塔格,经柳中到达前秦的高昌郡,再向西进入车师[21]。吕光大军翻越库鲁克塔格所行经的道路,应当是自古就已存在,而在汉魏以来又得到官方保护,沟通楼兰(罗布泊地区)与车师(吐鲁番地区)两地的主要孔道,即本文所要讨论的墨山国之路。

二、西汉时期楼兰与车师的交通

  《汉书·西域传》鄯善条:“(鄯善)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这段话表明了鄯善(即楼兰)与车师交通中山国(即墨山国)的中介地位。马雍先生在概述汉代通西域路线的北道时,简明地指出:“北道出敦煌,往西,绕过三陇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之北,横越白龙堆(今罗布淖尔东北岸之盐碛地),经楼兰(今罗布淖尔北岸),折向北至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再转向西南,……[22]”余太山先生也曾有过基本类似的描述:“西汉通北道诸国,以及天山北麓和东端诸国,更多地是先从楼兰古城遗址一带,经山国抵达交河城。[23]”从西汉时期一些历史事件中反映的车师与楼兰的交通来看,通过墨山国所在的库鲁克塔格,楼兰与车师的联系是相当频繁的。
  最早向中原政权正式报告西域情况的张骞,提到了楼兰与姑师(车师)间特殊的空间关系。《史记·大宛列传》载其言曰:“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由于这里强调了姑师也靠近罗布泊(盐泽),与后来车师局限于吐鲁番盆地的地理状况不符,所以有学者提出了非常大胆的设想,认为姑师本来在罗布泊西北、孔雀河下游一带,至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遭到汉军打击之后,才北逾库鲁克塔格,进入吐鲁番盆地[24]。然而这种设想得不到文献与考古学的支持,因此难以成立。那么怎样解释张骞关于姑师“临盐泽”的描述呢?
  研究两汉与西域交通的基本历史框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汉朝势力的西进,由于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西域的历史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急剧的变化,一些古国消失了,一些绿洲迁移了,还有一些古国萎缩了,而西域东部各国所受影响最深。从更长的历史阶段考察,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不断萎缩的鄯善(楼兰)和车师(姑师),作为完整的民族古国,到南北朝时期,也最终从历史上消失了,这两个地区最终被中原势力划入郡县范围[25]。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姑师古国最初(前108年以前)的地盘,包括了很大的范围,大概北起今天山以北的阜昌、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南至今库鲁克塔格山间或山北各小型草场(墨山国可能就是其附属小国),其核心地区是吐鲁番盆地和天山牧场。天山牧场(指山北及山间草场)可以看成是车师(姑师)国主要的夏牧场,而吐鲁番盆地各绿洲则是这个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冬牧场。天山一线的许多古国,大致都是这样包含着山南绿洲与山北草原两个组成部分。在某种外来力量,尤其是如同汉朝这样农业文明力量的强行介入之后,这种主要由冬牧场和夏牧场两个地理单元巧妙组成的国土结构,终于被迫发生一些可能很深刻的变化。前108年遭到汉军打击之后,姑师势力从库鲁克塔格一线北退,其后发生内部分化,汉宣帝时分别形成以吐鲁番盆地为核心的车师前王国和以天山北麓各牧场为核心的车师后王国等山北诸国。其后随着汉朝经营西域力度加大,车师前王国的势力在吐鲁番盆地内也受到压制,基本只能以交河一带为核心,而退出了东部的高昌壁和柳中(鲁克沁)[26]等绿洲。北朝后期车师亡国。鄯善国也经历了一个基本类似、更加起伏的历史命运。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张骞所谓姑师“临盐泽”的描述,是符合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以前姑师国的实际国境状况的。
  无论楼兰古国的国都,是否一直设在罗布泊西南的扜泥[27],我认为孔雀河尾闾地带包括LA、LK地区,必定属于古楼兰的范围。楼兰与姑师境土相接,两国间的联系当然是直接的、频繁的。正因如此,当汉军攻击楼兰之后,姑师自然成为紧接下来的军事目标。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这种情形就发生了。《汉书·西域传》:

  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根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从票侯赵破奴以匈河将军击楼兰,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王恢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封浩侯,在元封四年(前107)正月甲申。可见元封三年赵破奴率兵先破楼兰,俘虏楼兰王之后,王恢于次年率兵北上,把姑师势力从库鲁克塔格一线逐出,并捕得其王。从现存史料中得不出汉军曾经全面扫荡吐鲁番盆地的结论,姑师兵败以及其王被捕,可能只是一次遭遇战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汉朝军队在元封三年和元封四年的军事行动中,曾经征服了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王国,并从楼兰国出发,向北翻越了库鲁克塔格,兵锋直指姑师王国的腹心。
没有理由认为王恢的行军路线是绕开库鲁克塔格的。这时候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为匈奴控制,焉耆盆地诸国受到乌孙和匈奴的双重影响,都不可能提供进军吐鲁番盆地的通畅大道。从楼兰到车师,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翻越库鲁克塔格的墨山国之路。这条路本来就是楼兰与姑师紧密联系的纽带,经过元封年间的战役,当西汉与楼兰结成比较亲密的盟约关系之后,就成为西汉对车师地区加强政治和军事影响的主要渠道。
汉武帝时期,汉朝曾两次动员楼兰的武装与匈奴争车师,时间分别是天汉二年(前99)和征和三年(前90)[28]。《汉书·西域传》:“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这次对车师的争夺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却取得了大胜。《汉书·西域传》:“征和四年(案当作三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天汉二年发楼兰国兵击车师,行军路线无疑是经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入吐鲁番盆地。征和三年之役,所发六国除楼兰、尉犁和危须外,还有哪三个国家呢?我估计还应当有焉耆、渠犁和山国(墨山国)。如果进一步推测,第二次行军路线可能分为东西两支。尉犁、危须和焉耆的军队行经今榆树沟、库米什、苏巴什一线进迫车师交河城,这条交通线是汉代西域北道的干线,即唐代的银山道[29],是为西线。而以楼兰国士兵为主的楼兰、渠犁和墨山三国联军,当是循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直捣车师后方,是为东线。
楼兰与西域其它绿洲国家一样,当北方游牧地区存在着强大的草原民族时,就很难保持独立地位,依附或役属外来势力,几乎成为一种历史传统[30]。前92年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于焉耆盆地时,楼兰只有同时遣子质汉与匈奴。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表明匈奴加紧了对西域绿洲国家的争夺,以获取必要的绿洲物产,来缓解由于在东方遭受汉朝打击和压制(包括物资封锁)所造成的物资危机[31]。同时也表明,这时候匈奴可能已经进入甚或控制了裕尔都斯草原。僮仆都尉既设在危须、尉犁与焉耆三国间,则焉耆盆地就成了日逐王在西域的政治代理中心。要把匈奴势力逐出焉耆盆地,战略上需要控制车师。由于匈奴控制了伊吾(哈密盆地),阻断了由敦煌出玉门经伊吾直接进军车师的道路,所以汉朝只能经营楼兰,从楼兰北进,以求控制车师。西汉与匈奴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对车师控制权的争夺,而这场争夺的关键就在经营楼兰与渠犁。
汉武帝之后,对西域的经营有以下两个重要步骤:一是改易楼兰君主,建立亲汉政权,彻底控制楼兰地区;二是屯田渠犁[32],准备军粮,积极筹划对车师的军事攻击。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刺楼兰王,楼兰改名鄯善,完成了第一个步骤,其事为学者所熟知,具见《汉书·西域传》,今不备叙。鄯善归汉,遂成为汉与匈奴争夺车师的前哨。《汉书·西域传》鄯善条载鄯善国职官制度,有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各一人,反映了鄯善在争夺车师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的特殊地位。宣帝时期完成了第二个步骤。《汉书·西域传》:“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在渠犁的屯田至少有田士一千五百人,其规模是两汉屯田史上最大的。为什么要在渠犁开展如此规模的屯田呢?
  首先,是渠犁有进行大规模屯田的条件。《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载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以东,有“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等语,可见渠犁和轮台一样,已经成了“故国”。轮台于贰师西征时遭屠,而渠犁何时何故沦为“故国”,还不清楚[33]。要之,正由于渠犁国家残破,人口锐减(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屯田乃有可能。其次,我们知道,汉军从敦煌西征,路途远,时间长,军队自备的粮食不能满足漫长的行军需求,所以经常遇到的困难就是军粮供应问题。征和三年(前90)开陵侯发六国兵共击车师之役,汉军得到了六国的物资援助,破车师后还取得车师的军粮畜产,结果回军途中,还是因为军粮不继饿死数千人。在武帝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中,对此有沉痛的回忆[34]。1930年,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发掘到一批汉宣帝时期的汉简,其中有一简云:“敦煌去渠犁二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35]”其背景就是宣帝时以渠犁为基地与匈奴争车师的艰苦状况。屯田积谷,是为了保障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是汉朝维持其在西域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的前提。而楼兰(鄯善)地区,据《汉书·西域传》鄯善条,“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显然不宜开展大规模屯田,所以只好到鄯善以西人少田多的渠犁进行这项计划。
  据《汉书·西域传》,地节二年(前68)秋收之后,郑吉与司马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虽然军事上获得胜利,但仍然因军粮问题,放弃了车师。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郑吉进军车师的行军路线。前面已经指出,焉耆盆地为匈奴僮仆都尉所控制,郑吉的行军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墨山国之路。郑吉所动员的“城郭诸国”,除鄯善、渠犁、墨山国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呢?根据这时西域的政治格局,我认为主要是南道诸国。这些国家的军队在鄯善集结,与郑吉会师以后,向北翻越库鲁克塔格,经行墨山国之路,发起对车师的攻击。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找到的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期的汉简中,有“交河壁”、“车师戊校”、“交河曲仓”之类的字样,反映的就是汉军自楼兰与交河间的联系情况[36]。
  可以说,宣帝时期,郑吉经营西域,目标是争夺车师,基地设在渠犁,而行军道路一直是墨山国之路。地节三年(前67)秋收后,郑吉再次进军车师,终于逼降车师王,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此后郑吉屯田车师,与匈奴周旋。在此期间,车师与渠犁间的交通,仍然是通过墨山国之路,经过鄯善国东北境。直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焉耆盆地摆脱匈奴控制,经焉耆通车师的所谓“银山道”开通,墨山国之路的地位可能有所下降。  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前16),新室在西域的权威遭到质疑,发动对焉耆的战争又告失败。《汉书·王莽传》载其事曰:

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西域从此绝。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何封与郭钦“从车师还入塞”所走的路线。根据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何、郭二人从焉耆退入车师后,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坚守了相当一个时期[37]。马圈湾汉简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在车师期间所遭受的困难[38]。这期间,匈奴活跃于天山东部,焉耆又成死路,何封与郭钦只有从车师直接向东南撤退回到敦煌。但是,他们是经过后代所谓大海道呢[39],还是走墨山国之路,尚不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