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明中叶以后，是明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一个奇特现象：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同时并存。本文论述了这一现象主要表现的几个方面，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考察了封建专制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关系，着重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原因，认为在世界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是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经济繁荣
【正文】
一、引言
本文所言“明中叶以后”，指成、弘以后至崇祯明亡。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明中叶以后，是明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历朝历代各种问题，多由政治与经济引起。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服务于经济，同时又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或者前进步伐明显减速，或者停滞不前，以至急剧倒退。而在明中叶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在这个转折变动中，出现一种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则不断繁荣。坏事与好事，落后与先进，阴暗与光明，共处于一体，给人以反差强烈、极不协调之感觉。何以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时下，国内外学界研究方法的趋向与潮流，多数是选择个案题目，进行具体分析，以小证大，从微观反映宏观。这是一种比较合乎思维规律、力戒空泛的发展方向。本文的论题，似乎是背道而驰。之所以“明知故犯”，是由于笔者主观上考虑到以下若干方面的原因：
这个题目可以毫不夸大的说，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课题，着实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虽然以往已有不少探讨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的论着，但多为互不相干，没有将两者同时融汇整合起来，互相对照，特别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角度，明确地提出这个论题；
最主要的是有感于“奇特”二字，总觉得是个疑惑，解读这种有趣的现象，可以进一步从社会深层了解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变动的大势，及其互动关系。尤其有助于扩展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从中说明经济发展的土壤，一般是不会轻易被破坏的；
不是说明代以前各个封建王朝，在其中后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并存现象。事实上，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诞生开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止，在一千五百多年漫长的长河巨浪中，在每个王朝的中叶以后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政治日趋腐败的问题。经济上，绝大多数都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色彩纷呈，千姿百态。但都没有象明中叶以后那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新因素的萌芽；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理论上，还可能涉及和诱发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
凡事切忌强求一律，一窝蜂，一刀切。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同样要求多样性，要重视微观的解剖，也要有宏观的把握。两者各有利弊，必须适当兼顾，以利互相促进。
这个大题目，显然不可能在一篇小文里详细展开，只能首先从总体框架上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印象。围绕这个题目分门别类的层面透视，逐个考察，容后另作研讨。
本文的目的，仅仅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起讨论。果若其然，笔者则已心满意足。冀望批评指正。
二、两者并存
“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国势强弱与否，政治是个重要因素。封建政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政权由人掌握，政策由人执行，治国以人为本。人品各有不同。君有勤懒、贤否，臣有邪正，宦官和大小官吏也是如此。而且同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明中叶以后，所谓政治日趋腐败，最根本的是国家权力运作偏离法制轨道，没有依法正常行使，理应掌权的，不正当行使；不该享有的，随意滥用；以“权力”为立身处世之工具，并将其变为个人财富。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皇帝庸懒，宦官擅权，政策导向不对头。是时，皇帝多宫生内长，缺乏实政经验，尤其是倦怠国务。于是宦官势力乘机而起，厂卫凌驾法律，乃至左右高层决策，把持军国大计。
宪宗不问朝政，在位二十三年只接见过一次大臣，朝中大事放任汪直处置，因此，人们“只知道有汪太监，不知道还有皇帝”；
孝宗，号称“中兴之主”。《明史》亦云，“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其实，“中兴”举措，大多半途而废；
武宗天性厌烦国事，耽乐嬉游。他居“天位”，刘瑾揽大权。故时人戏称；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朱皇帝”，另一个是“立皇帝”、“刘皇帝”。刘瑾被诛，其党张永等人照样受到重用；
世宗初政，尚有所为。后来长期深居西内，“一心玄修”，梦想长生不死；
穆宗则从未见过大臣；
神宗，初行新政，业绩可嘉。尔后二三十年“万事不理”，“唯货是闻”，只顾自己，不管国家机构近乎瘫痪，阁、部、院行政效率跌到最低点；
光宗，“一月天子”；
熹宗置国家最高利益于度外，成天摆弄斧锯，大权听由魏忠贤总理。时人讥曰：都城内外，但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宦寺之祸，由此而极。
思宗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在位十七年，易相五十余人、刑部尚书十七人、兵部尚书十四人，被诛者七人。大势已去，国运终止。
第二，皇族矛盾与君臣纷争，相互交织，愈演愈烈。
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国事。皇族的矛盾必然引发政治混乱。皇帝这个大家族对于局外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怒目相视，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刀光剑影。从安化王和宁王起兵反叛，到‘大礼仪”和严嵩乱政，从“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福王庄田之争，到“三案’构争，为祸益炽，国无宁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君臣之中，以皇帝为中心，以宦官和内阁为两翼，形成最高决策机制，他们是决定朝局走向的根本势力。在他们中间有三层关系最值得注意；其一，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和象征，皇权至高无上，宦官和内阁（包括部、院等）都是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辅翊皇帝。其二，宦官与内阁，经常处于对立状态。皇帝表面公正，实际是偏袒宦官，压制内阁，使之难以发挥作用，造成宦官的权力往往在内阁之上。“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其三，宦官与内阁的权力大小，各有制度之规定，还有皇帝对他们的感情，也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才能和势力。他们既从属于皇权，又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导致皇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刘瑾、魏忠贤的下场，张居正的历史悲剧，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以上三层复杂关系，也是引起当时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
第三，法制弛废，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激化，
太祖当国重视法制，立法锄强扶弱，吏治清明，绩多可纪。或言：“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所以，史有“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的结论。“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相习成风。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①。尤其是自宪宗开始，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各类庄田遍郡县，官绅地主亦大肆兼并土地，赋日重，役日增，民益困，人心背离，败局已成，
第四，派系林立、党争加剧。
廷臣党争，历代皆然。明代亦早已存在，但前后有不同。洪武迄成、弘，门户未开，公心犹在。正、嘉之时，“渐多以意气用事”。进入隆庆，大臣相轧，门户已开，到万历三十九年和四十五年两次京察，群臣水火之争已无以复加，宁可坐视国破民亡，也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竞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争”几无休日。
第五，民族矛盾出现新变化，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南倭”猖撅一时，“北虏”屡次犯边，西征、南征、东征，国力消耗几尽。至后金政权崛起，替代蒙古贵族成为大明帝国在北边的主要劲敌。最后李自成农民军一举推翻明朝统治。
明中叶以后，与政治日趋腐败同时并存的，是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说到“经济发展”，首先需要破除一个错误认识，由于中国历来以农立国，是一个传统农耕大国，又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从而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也就习以为常的形成一种凝固的传统观念；一讲到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往往只提农业，很少注意手工业，更不敢多提商业。而且“农业”的概念，又常常不是指“大农业”，仅局限于粮食作物。其实，明中叶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主要已不是单纯表现于传统农业，也不是说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有多大改进，以及亩产量提高多少。而主要是指工、商业②；东南沿海区域经济的形成，以及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经济的新开发。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知识，是经济构架的四个基本要素。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变化，是大批农村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转移出来，进入其他领域，或改种经济作物，成就地从工、从商。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城镇居民；加大对工、商等领域的资本投入；生产观念更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资源配置日趋合理。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尤其是湖广、四川等地开始规模开发，逐渐成为新的商品粮基地。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热，天下足”。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大好的发展机遇。棉、桑、麻、甘蔗、果树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幅。特别是甘薯和烟草的引进和广泛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甘薯，田地皆宜，条件要求很低，南北都能种植，产量又高，使吃饭困难问题有所缓解，众多贫苦农民以其为主食、充饥度荒，减少死亡，保存了较多的劳动力，又可以腾出更多的农田，“改粮他种”，开辟新的生产领域。烟草的推广同样极为快速，效益亦相当可观。明代著名经济学家徐光启说：有明一代近三百年间江南赋税如此畸重，广大民众之所以能够勉强生存下去正是由于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而他所说的经济，就是棉花等商业性的农业经济。按照前面提到的经济构架的四个基本要素，明代江南最具有优势。因为江南自唐、来以来，人口稠密，劳动力众多，经济发达，资本最为雄厚；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文化最为发达，人才济济。因此，在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商业性农业发展最快，经济最为繁荣。
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作为中国地主制经济成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个体农民所有制中的农家手工业，主要是棉、丝纺织业，已经开始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作为农业的补充而逐步走向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长，并且成为各地农民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不少豪民富户，也通过经营这类手工业积累了巨额财富。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新发展的最突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就是首先出现于手工业生产部门，
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的日益分离，加快了商业的发展。农民和农产品更加依赖市场，城、乡经贸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宽，各地以市场营销为主体的市场网络，开始初步形成。商人队伍更为壮大，长途贩运已经甚为普遍，内地与边区全国性的商品的大流通也日趋活跃。而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常、镇等地，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不同于以往政治、军事性质的、专业化的工商业市镇，大批拔地而起与迅速扩展。
特色经济区域开始初步形成。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历史文化不同，生态环境互异，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总会有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一些地方相对滞后。先进与落后同在，这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明代也是这样，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于东南沿海。以苏、松、嘉、湖等地棉、桑业为特色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外贸、蔗糖、果品、花卉为特色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蔗糖、水果为特色的福建南部沿海经济区，均已初具规模。中叶以后黄淮流域和“九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都步上了新台阶。
金融货币事业进一步发展，白银生产与使用扩大，嘉、万以后以“计亩征银”为主要特征、中国赋税制度史上重大改革的“一条鞭法”的推行，就是商品货币经济不断繁荣的反映，经济是基础。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整个社会追求时尚蔚然成风。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外，随着“海禁”的部分解除，对外交流与贸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这种情况在广东、福建地区，最令人注目。
政治日趋腐败，经济何以会不断发展？这是需要花力气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