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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与唐朝押蕃使关系述考(一)

详细内容

  8世纪以后,唐王朝为加强对周边地区内附、臣属的部族、政权的控制,出台了一些新措施,设置押蕃使便是其中之一。朝廷授权缘边府州(藩镇)[1]的长官,负责监督、掌管与邻近地区外蕃的外交事务,[2]所谓“接蕃国者则兼押蕃落、押蕃舶等使”。[3]押蕃使有时还称“押蕃落使”,[4]或简称“押使”等。[5]唐朝对渤海的押领机构,经历了平卢节度使和淄青平卢节度使两个阶段。现有的关于渤海与唐朝关系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渤海与唐朝中央政府间的交通,即便偶尔有提到缘边府州对渤海押领制度的,也是列举二三条史料,三言两语带过。实际上,押蕃使对渤海遣唐使节的监督与管理以及渤海与押蕃使间的交涉,是渤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之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押蕃使中有些人割据一方,几乎独立于唐朝政令之外。平卢节度使和后来的淄青节度使,都曾存在过此类情况。这样的押蕃使,不可能不在渤海与唐朝关系中产生某种影响。因此,探究渤海与押蕃使之间关系,会多层面地反映渤海唐朝关系。而且,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也有助于深化唐代地方史、边政史及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以下,按时间顺序对唐朝押领渤海的沿革作一梳理,并对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时期和事件予以关注,以求得对渤唐关系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 渤海与平卢节度使

  1.平卢军节度使押领渤海的开始

  713年,唐王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这是渤海唐朝关系上一个划时期的事件,一般认为,以此为契机,渤海即进入了唐朝的羁縻统治体制。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714年有人向幽州都督薛讷建议重建营州时谈到[6]:

  靺鞨、奚、霫等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7]

据此可知,虽然大祚荣接受了册封,但实际上唐朝的影响力并没有到达渤海[8]。此时的渤海是唐王朝心腹大患突厥的附庸,[9]很可能还不曾真正附属唐王朝。
  开元初,突厥汗国内部发生了变化。716年,默啜可汗被杀,突厥陷入内讧,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一些部落脱离突厥降唐。这时,唐王朝即着手重建营州。开元五年(717年),唐重置营州于柳城,并置平卢军,军使由(幽州)都督兼任。开元七年,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10]这件事是否与薛讷的计划有关,因资料缺乏无从确知。不过可以相信,唐朝重建营州,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必定对渤海构成了新的压力,迫使其倒向唐朝一边。从渤海向唐朝派遣使节、送质子值宿卫等情况看,在这一时期,渤海对唐朝是比较接近的。平卢军节度使是代表唐朝政府经略营州地区的派出机构,营州,又是渤海入贡朝唐的陆路通道必经之地,渤海关注这一带的动向是肯定的。因此,相信渤海很可能在这段时期已与平卢军节度使建立了联系。
  不久,渤唐关系即因唐朝与黑水靺鞨联合以牵制渤海一事而急剧恶化。732年,渤海王大武艺派水军攻打唐之东方门户登州,引发了有史可查的双方关系史上唯一的一次武装冲突。值得注意的是,730年以后,突厥在毗伽可汗统治时期卷土重来,契丹、奚重新成为其属部。可以想象,正与唐朝交恶的渤海也会回到突厥的阵营中,至少会接近突厥,并将与突厥的关系作为一份筹码与唐朝抗衡。在对唐朝出兵之初,渤海态度极为强硬,这恐怕与突厥在背后的支持不无关系[11]。但是,突厥的再次强大并没有持续多久。登利可汗上台后,突厥的内部矛盾、冲突激化,连年的内耗使得突厥汗国急剧衰落下去。渤海既失去了突厥的后援,军事上复又遭到唐朝强有力的回击,不得不考虑改变既定政策,着手改善与唐的关系。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晚春时唐玄宗给渤海王大武艺的敕书披露了渤海政策变化的迹象。[12]
  突厥汗国瓦解后,唐朝再度将东北边防的课题交付平卢军节度使。作为这一决定的一环,从这时起,平卢军节度使开始押领渤海等诸蕃。据《新唐书·方镇表三》(卷六六):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

该条史料提示,740年平卢军使开始押领渤海。第一任押渤海诸蕃使的当是乌知义。《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以下称“曲江集”)卷九所收“敕平卢节度使乌知义书”中载:

  敕平卢节度、营州都督乌知义,……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想所知之。

《曲江集》记载了唐王朝令平卢军节度使押领渤海的经纬。自此,渤海、黑水继契丹和奚之后,成为平卢军节度使监领系统下的两个新成员。渤海敢与唐朝结怨,以至出兵登州,使唐王朝痛感对渤海等契丹、奚以远的部族集团、政权进行监督、牵制的必要。这种考虑的结果就是像对待契丹与奚一样,由距离渤海最近的平卢军节度使押领之。
  在乌知义之后相继出任押领渤海使,或代表押领使与渤海有过交涉的,分别有王斛斯、[13]安禄山、吕知诲、刘正臣、徐归道、王玄志、候希逸等。下文将有涉及。平卢押蕃使下机构设置情况不大清楚,但至少有副使[14]和判官[15]。
  在唐朝的内外秩序中,外蕃(如契丹、奚等)和远蕃(如渤海靺鞨、室韦等)诸蕃各有其职;其中“常禀正朔,朝贡不绝”是最为重要的;[16]此外,一般对中央政府还负有入觐、送人质入京、为唐朝出兵征讨并捍卫边疆等义务。[17]而作为唐王朝的押蕃使,拥有怎样的权限,其实际情况又如何,很值得研究。下文结合具体事例作一考察。

2.安史之乱中的渤海与平卢军节度使

  讨论渤海与平卢节度押蕃使间关系,安禄山和安史之乱,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环节,安禄山本人即兼押领渤海使;平卢节度使最后被迫离开营州地区南下,即是安史之乱所致。
  粟特出身的“杂胡”安禄山[18],在营州以“互市牙郎”起家。此人有着超常的语言和经商能力,同时也长于政治钻营[19]。开元年间,平卢军节度、营州刺史的使命之一就是阻止契丹、奚等蕃部的内侵,为此大量粟特人应征充军。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代封疆大吏的。据《旧唐书·玄宗纪下》(卷九)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秋七月乙卯条:

  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另据《新唐书·安禄山传》(卷二二五上)载,天宝元年(742年)

  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由上可知,身为幽州节度副使的安禄山,在741年被任命为营州刺史、;平卢军节度副使,行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一职。742年,又升任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20]
  安史之乱前,安禄山治下的营州已经是渤海的西邻。相信渤海与安禄山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理由是,第一,安禄山身为唐的地方官员,渤海受其辖制,出于政务往来的需要,双方也会有恒常的交往。第二,安禄山身为唐朝封疆大吏,但他同样属于粟特人聚落集团,并且应该是营州粟特人集团的首领。粟特人是个商业民族,他们的足迹遍布在古代欧亚大陆的商道上。由于营州处于渤海向唐朝入贡的交通要道上,渤海在营州地区的互市肯定存在的。但惟利是图的本性,使粟特人不会只满足于在营州一地与唐东北边境以外的诸部族的互市贸易,他们会亲自把交换的触角伸向渤海及附近地区。事实上,渤海国内就有许多九姓粟特胡人。仅在被派往日本的渤海使节中,就有安贵宝[21]、安欢喜[22]、安巴坚、史都蒙、[23]史道仙等人。其中,安贵宝在759年时已经在使节团中充任判官。可见即便他不是生在渤海当地,作为移民进入渤海也已经有了一些年月。
  安禄山在发动叛乱前,为积蓄财力,曾经“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24],以至“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25]。此处的“道”可作两解,其一,指唐前期监察区和军区单位的道,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演变为居于州之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其二,指交通路。按《新唐书·地理志》收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提及从唐边境州县出发向蕃夷地区的交通道路。既然兴贩的内容是“异方珍货”,则这些“商胡”贩鬻所去的地区就不可能仅限于唐内地诸道,而应该还有境外各地。若如此,作为营州近邻的渤海肯定也是其贸易的对象。另外,考古学家指出,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存在过粟特人聚落。[26]这些粟特人虽远离故土,在他乡建立起同族人聚落,聚落与故土以及各聚落之间都保持着联系。营州与滨海地区的粟特人聚落保持联系,渤海是其必要穿越的地区。总之,上述情况都说明渤海与安禄山及其营州地区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即至德元年(756年),是战乱中最黑暗的时期。平卢留后事徐归道,派使者到渤海征发兵马,这件事保留在日本正史《续日本纪》中。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唐至德三年)十二月戊申条载:

  遣渤海使小野朝臣田守等奏唐国消息曰:……(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七月)己卯,天子至于益州。平卢留后事徐归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涧,来聘渤海。且征兵马曰:今载十月,当击禄山,王须发骑四万,来援平贼。渤海疑其有异心,且留未归。十二月丙午,徐归道果鸠刘正臣于北平,潜通禄山。幽州节度使史思明谋击天子,安东都护王玄志仍知其谋,帅精兵六千余人,打破柳城,斩徐归道,自称权知平卢节度,进镇北平。至德三载四月,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且通国故曰:天子归于西京,迎太上皇于蜀,居于别宫,弥灭贼徒,故遣下臣来告命矣。渤海王为其事难信,且留进义,遣使详问。

徐归道之官衔虽然不是正式的节度使,但他既然身为平卢留后事,则其与渤海间的交涉,应当看作节度使府与渤海间的公务。从徐归道信使不客气的、命令式的口气看,渤海王出兵当是义务,不容推辞。这似应理解为平卢节度押蕃使拥有要求渤海出兵随其作战的权限。
  文中提到的刘正臣,是安史之乱爆发当年受命担当平卢节度,并兼押渤海等四蕃的。《旧唐书·刘全谅传》涉及到其父刘正臣(原名客奴)与王玄志的关系,这条史料有助于探知王玄志遣使渤海的真正动机。
  天宝末,安禄山反,诏(中略)以平卢军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中略)禄山既僭位于东都,遣心腹韩朝阳等招诱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察,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客奴与平卢节度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十五载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又以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正臣仍领兵平卢来袭范阳,未至,为逆贼将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酖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遣部下收买了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任命为平卢节度。刘正臣在平卢诸将支持下杀了吕知诲,并与平卢节度管下的安东都护王玄志一起上报朝廷。唐廷补任其为平卢节度及押渤海等四府经略使。刘正臣败于史思明军,军还后被王玄志所毒杀[27]。刘正臣“性忠谨,为军人所信”;叛乱发生后,他即与颜真卿等联手与叛军作战,属忠义之士。王玄志以其兵败史思明逃回而杀毒他,理由并不充分,从王玄志后来自称权知平卢节度一事看,他杀刘正臣的目的是谋求平卢节度之官位。杀徐归道的理由实际上也在于此。
  大乱,是各种力量滋生的土壤,营州地区又是大乱的中间地带。王玄志名义上捍卫唐王朝的威信,实际上他要树立一个既不属于朝廷也不属于叛乱军的独立势力。而要建立这样一种力量,本部的实力显然还是不足的。这就注定他还必须联合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王玄志把目标瞄向渤海王。
  王玄志本是安东都护,属平卢节度所领。他要向渤海发号施令,也必须假平卢节度的旗号(王玄志后来被正式任命,干元元年卒)。王玄志派使者到渤海一事,史料虽只记作“通国故”;但显然不仅止于此,肯定还有要求于渤海或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渤海王远不至于仅仅因为对方来通报消息即扣留使者。而且,王玄志对渤海王完全是一种商量甚至近乎请求的态度,而不见上级机关对下属一般所采取的命令、训诫语气,与徐归道的命令式形成鲜明的对比。[28]
  王玄志自称平卢节度使之后不久死去,继任者为侯希逸。但平卢地区的局势并未像王玄志所说的已经稳定下来,相反,到了760年3月,史思明杀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称帝,但不久即被其子史朝义所杀。乱火再起,营州的平卢军面临险境。一方面朝廷援军与补给毫无指望,一方面是不断受到来自奚的侵袭。在此困境下,761年,侯希逸引兵2万“浮海入青州”,撤向河南道,平卢遂陷。[29]
  740年以来,前文所涉及的平卢节度诸使,朝廷正式任命之外,或者为安禄山提拔,或者趁乱搞政变自封节度使。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与渤海直接发生过关系的两任平卢节度均非唐朝廷所任命。但不管怎样,他们都非常重视与渤海的联系,很显然,渤海在平卢节度使的边政运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契丹、奚等常常进犯营州,黑水又地处遥远;而渤海既是唐朝的藩属国,其自身也在日益强大,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不论从利用、牵制还是笼络的意义上,渤海都是平卢押蕃使重要的争取对象。
  而此时,渤海第三代国王大钦茂已经将国都从中京迁至更北的上京龙泉府。平卢节度使两次遣使都是打着戡乱的旗号,渤海王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倾向性。对于平卢节度的命令,非但未从,且扣留来使,态度极其强硬,根本没有把这个押领机构放在眼里。我们从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的陈述中,可以捕捉到渤海王对待安史之乱的态度。762年冬,渤海国紫绶大夫行政堂左允开国男王新福为大使的23人,随日本访渤海使团到达日本。据《续日本纪》卷二四,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春正月庚申条:

  高丽大使王新福言:李家太上皇、少帝并崩,广平王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议,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

在这里,渤海使臣对唐廷直呼为李家,将其与叛乱方史思明之子史朝议并称;言语之间对唐朝廷多有不屑之意,而对史朝议的小朝廷则褒美有加。这显示,渤海王对于安史之乱还是有其自己的态度。基于这种态度,渤海王对于徐归道的出兵要求没有回应,且扣留了使节;而对于王玄志的诱惑,则因为时局尚不明朗,不愿过早表明立场。当然更没有派兵助战。
  由于资料的限制,侯希逸与叛军作战期间渤海方面的动向完全没有留下来;但762年渤海使节在日本朝廷发表的言论看,渤海并未倾向于唐朝廷。渤海王此时专念于国土扩张与国内政治,位于渤海东北部的拂涅靺鞨和铁利靺鞨等大约在这个时期被置于渤海王权支配之下,或许可以作为旁证。[30]对于渤海方面的不配合,平卢节度使也无能为力。
  由渤海王对安史之乱中对平卢节度使的态度,可知,渤海国受平卢节度使押领,平卢节度使对渤海国原则上拥有代表朝廷征发军队,勤王戡乱的权限,但是上述权限能否成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时局与双方实力的消长。从现象上看,平卢军最终是被奚驱逐出营州的[31],平卢节度使南下,是由于孤军奋战及腹背受敌,当然也有平卢军本身的利益之争。在这样一个众多势力交集的地区和时局下,渤海的选择举足轻重,平卢军各方人物都把争取的目标集中到渤海,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卢节度使的败退,唐朝在平卢地区政治影响的丧失,当与渤海的立场不无关系[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