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关系的演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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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满族入主中原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分不开的.起初，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的笼络和驾驭是成功的,但从一八四零年后,这种系起了很大的变化.汉族地主阶级逐渐摆脱满族统治者的控制并迫使后者退出了政治舞台。
　　 关键词：满族统治者；汉族地主阶级；关系；演变。
　　
　　我们都知道，满族之所以入主中原，是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分不开的。例如：吴三桂，祖大寿，洪承畴，范文程等。并且，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族地主阶级的笼络和驾驭也是成功的。萧一山指出："清朝政治的成功，不仅在对于一般人民的心理感情之控制，而在于对一般士大夫的笼络和驾驭，因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层，是中间读书做官的士大夫，而不是下级劳苦的民众。他们对士大夫利用是煞费苦心的。所有官吏降附者，各于升级，殉难者谥立庙，建言罢谪诸臣及山中隐逸怀才抱德者，缙绅士大夫清望所归者，皆征辟录用。使一般士大夫不致因亡国而失掉职业，他们就相安无事了。顺治一年开科取士，一切都依明朝的制度，使一般读书人有了进身之阶，他们自然就不愁无用武之地了". [1]。清朝在全国的统治稳固后，在加投降的吴三桂又起兵反清，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不信任感加强了。因此，鸦片战争以前，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是防备和限制的。在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官员中，满族地主阶级势力是凌驾汉族地主阶级势力之上的。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明显的得到提升和加强。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在这一阶段，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仍然在满族统治者的控制之下。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改变在中英贸易中入超的地位，并掠夺中国的白银，向中国输入鸦片。并为了保护这可耻的贸易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在鸦片输入问题上，林则徐，邓廷桢等汉族官员坚持严禁。林则徐向外国烟贩庄严宣告："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2]。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上奏道光皇帝，表示要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共矢血诚，力除鸦片"。而满族官员穆彰阿不但反对禁止鸦片，而且主张鸦片输入。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邓廷祯坚决抵抗并取得了胜利，而满族官员穆彰阿，琦善，伊力布等却散布投降论调对英国妥协退让。穆彰阿公开叫嚷："兵兴三载，靡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只有妥协退让，才能"靖难息民"[3]。耆英等人到英舰.参观后，奏报道光皇帝称："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服。",[4.]并且主持军事的奕山。、奕经也是满族官员。汉族地主阶级的官员林则徐、邓廷桢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而满族地主阶级官员穆彰阿等则损害了国家利益。但是，道光皇帝却把林则徐、邓廷祯撤职查办。可见,汉族地主阶级仍在满族统治者的控制利用之中。
　　
　　二、1851年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
　　
　　在这一阶段，汉族地主阶级势力明显上升，拥有了很大的权利，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汉族地主阶级对满族的统治还是支持的。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命向荣组建江南大营，所部共有绿营兵一万七千人。命琦善组建江北大营，主要有八旗兵组成，总兵力有两万多人。江南、江北两个大营，总兵力近四万人，都是清朝正规军。但是江南、江北大营很快都被攻破，江南大营统帅向荣也败亡了。在清朝正规军一触即溃、不战自逃的情况下，清政府命令在籍官绅协助地方当局举办团练，以镇压民变。曾国藩的湘军,就是根据清政府举办团练的命令纠集起来的一支地主武装。自从湘军成立后，就代替清朝正规军成了太平军主要敌人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1861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后，对曾国藩湘军集团放手利用，完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统治者和湘军集团的关系。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到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为止，曾国藩集团先后被任命为总都、巡抚的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岳斌)、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未到任)、湖南巡抚恽世临。再加上1860、1861年已任总督,巡抚的骆秉璋、曾国藩、胡林翼、罗遵殿、严树森、沈葆桢、李续宜、彭玉麟(未道任)。田兴恕、江忠义(未到任)。四年多时间，先后有二十一个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以1863年为例：清政府共设八个总督 (未含漕督,河督)，十五巡抚实缺，湘军集团竟占了五个总督，九个巡抚。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了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的政权和财权。
　　班德瑞从对于中央和地方统治集团组成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对于认为外人支配中国的那些人而言，令人似乎奇怪的是，这张名单中144位构成国家的最高的行政机构的官吏中，只有32位是满人，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当我们注意到在军机处的6位大臣和23位巡抚及总督中仅有6位满人时，满人在行政当局中占有的微小比重便表现的更加明显。三江（江苏、江西、安徽）一地出的官僚代表就比满人多许多。前者有47名官员，而后者是32名。[5]
　　与此同时，芮玛丽也指出：取自19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历史剖面证实了这个发现。它表明所有总督都是汉人，而18位地方巡抚中有15位是汉人， 18省的按察使中有15位是汉人，18省的布政使中有14位是汉人。汉人也支配了较低级的官僚机构。在道台以下官衔的官吏中，汉人占90%，满人占7%，蒙古人只占1%强，而汉八旗还不到2%。可见汉族地主阶级势力已经如日中天,在统治阶级中已处于绝对优势。既然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如此强大，为什么不推翻满族的统治而建立起汉族自己的统治呢？[6]
　　胡绳先生指出："经过太平天过的战争,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之间取得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后者给予前者有力的支持。本来清皇朝以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入居关内，在二百多年的过程中，基本上已同汉族地主打成一片，但直到太平天过兴起时，清廷对上层汉族地主在政权与军权上仍是采取猜忌和防范态度的。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不但清朝的基本武力--八旗兵毫无战斗力，连平日所畜养的招募汉人而编成的绿营兵也不堪作战。于是请朝就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军、淮军。曾、左、李都因军功而位居方面,封侯封伯,这是清朝统治下前所未有的。清朝统治即作了这样大的让步,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也就"赤胆忠心保皇朝了"。当时在外国人中散播着一种怀疑:"为什么象曾国藩这样的人,手里有着充分的力量,为什么他不推翻满洲人而建立一个汉族人的新朝代呢"？ [6]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农民起义的浪潮所打击的不是清朝的统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汉族地主在得到满洲统治者在实际权利上更大的让步后，就宁愿支持它去压平起义的农民而不去冒险另建新的朝代。我们不妨把元朝末期的情形作一个比较：那时也是异族的统治(蒙古族)，也是广大的农民起义，但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排斥汉族地主士大夫，所以有有一部分汉族地主就另寻出路，钻到农民队伍中，利用农民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地主阶级的新朝代以代替蒙古人的统治。由此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能够团结全部汉族地主实力以渡过国内危机，这是他的聪敏狡猾的地方"。[8]